時光の手箱：台語、日語、女語、男語和無語

台日混血作家一青妙家族故事所改編的舞台劇「時光の手箱：我的阿爸和卡桑」，在2019年首演後，近期在北中南三地重新巡演。劇中以一青妙父母，顏惠民與一青和枝，在戰後1966年相遇後，越境的情感經驗為主軸，娓娓道出父親背後基隆礦業華麗一族的家庭敘事。一青妙的家庭故事，也曾被改編為電影「媽媽，晚餐吃什麼？」（ママ、ごはんまだ？），不過電影版內容比例以父親過世後，一青妙母女三人在日本的生活為多。這次的舞台劇內容則以和枝婚後初期在顏家的生活為主，兩相比較之下，頗能相互對照與補足。而舞台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則是台日語混用的表演情境，這並非單純只是忠實呈現時代背景的演出設計，也深入於角色間的情感表達，在語言具有的歷史要素加諸的力道下，更加發人省思，值得深入討論。

而本文在題名提示出的幾個關鍵字：台語、日語、女語、男語等等，並非要透過政治架構下的性別權力關係去隱喻語言的社會定位，或某些性別專屬的語言，而是用以詮釋劇中，混用的台日語如何在國族認同、女性互動、男性互動或兩性互動的語境之中暗喻彼此的關係與情感狀態。舉例來說，當顏惠民在1938年因為家族與父親期待，在台灣仍是日本統治的當下，踏上求學之旅，成為了小留學生，之後也在二戰期間成為學徒兵。劇情中，男主角在日式軍事用語與身體訓練洗禮下，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但當天皇宣佈戰敗投降，這帝國統治下台日父權社會的「男語」結構瞬間崩解，黯然回到台灣的惠民，因為無法適應「故鄉」的生活，只好苦求父親讓自己偷渡回到日本生活，也是這次回日本的契機，讓惠民在飯店與擔任服務生的和枝相遇，進而相戀並互訂終身。

不過因為身為家族長子，惠民再次被父親顏欽賢要求回到台灣繼承家業。這時欽賢走過二戰，又在戰後的二二八事件中經歷了親友被抓捕的痛苦經驗，在一次晚餐時看到想背棄祖業發展新事業，又滿口前殖民者語言的兒子，嚴正且不耐煩地要求他：「講台語！」這時明確表現出台語和日語這兩個語言，在戰後隨著台灣社會政治典範轉移而產生的變異，其中也隱含了欽賢心中對時代的控訴。但講著濃厚日本腔台語的惠民，卻產生對父親的怨懟，畢竟成為小留學生並非出於本身的自由意志，好不容易習慣了日本的生活，可以說出一口流利的日語，卻因為時局與父親的要求，必須放棄自己原本的生活。意志消沈的他，在一青妙的回憶當中，時常把自己關進漆黑一片的房間，連自己的妻女也不睬理，也再再表現出，家庭與社會情境從原本優勢語言的日語，重新回到持續被政權打壓的台語。惠民從這激烈衝突的男語情境中，漸漸退場至另一個「無語」的無奈狀態。在這樣漫長的父子冷戰與歷經工作種種的不順遂，最後惠民情緒崩潰，懇求父親讓他離開公司經營時，欽賢略顯無奈，卻以日語情緒平靜地說一句：「勝手にしなさいよ。」（隨你高興吧！）彷彿這位父親給予兒子的最後溫柔。

而另一方面，和枝則是因為與惠民的婚姻，從東京的都會女子，成了台灣傳統大家族的長男媳婦，無論是心境上或是社會角色上，都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而這當中伴隨而來的，自然還有語言的衝擊。如同上段所述，顏家的大家長欽賢雖也曾是日語使用者，但因為歷經時代的磨難，使他對這前殖民者的語言充滿厭惡，這時能流利使用日語，卻又不是很成材的兒子惠民一方面讓他操煩。另一方面，身為日本人的媳婦和枝與他相處也是兢兢業業，努力學習台語，也試著在各種的大家族聚會前穿上旗袍，努力裝扮表現出「長男媳婦」的風範，或者是操持各種家事，並且親力親為學習各種台灣料理。不過欽賢對此卻頗不買帳，反而對和枝作家事頗有微詞，甚至一度表示家裡其實不需要再多一個「下跤手人」（ē-kha-tshiú-lâng，僕人）。

過程中，和枝自然感到心力交瘁，幸好一名「下跤手人」的女性阿春無時無刻都在這位年輕少奶奶的身邊，為她打氣並且提供適時的幫助。阿春應是具有初等日語能力的台語人，不只能與和枝簡單用日語溝通，也努力地教導她生活起居可以使用的台語，和枝更從她身上學了一手道地的台灣菜，這兩位女性因為家庭與生活的變動，因而相互扶持，這有關於台日語混用的「女語」情境和情誼，也成了劇中令人感動且印象深刻的所在。在阿春的協助下，和枝用了一道台式醃漬的小黃瓜，令原本對她態度冷漠甚至帶有敵意的欽賢慢慢打開心房。和枝說，父親最喜歡台灣傳統用蒜頭、辣椒和麻油醃漬出的小黃瓜，惠民則喜歡日式用米糠醃漬的小黃瓜，一種小黃瓜在這家中醃漬出兩種美味，讓大家都可以吃得到，是值得開心的事情。而這樣的用心也確實讓和枝慢慢被公婆接納，進而被認同為這個家族的一份子。

不過好景不常，先前提到與欽賢攤牌，決心離開家族企業工作崗位的惠民，竟在一天晚上自殺未遂。最後大家做了一個決定，讓他回到生活模式跟語言都比較習慣的日本，另一方面也讓他可以遠離在台灣的各種不順心。到了日本之後，惠民讓自己處在黑暗空間的「無語」狀態越來越多，之後身體出了狀況被診斷出肺癌。一開始和枝與顏家商量，盡量不要讓惠民知道自己身體的真相，直到有一天紙包不住火，惠民一知道自己的太太竟與自己的家人瞞著這驚人的事實，瞬間崩潰，便開始對她進行冷暴力，甚至拒絕和枝為他準備的食物。

到了病入膏肓的最後，兩人終於展開和解對話，這時他們使用了相遇之初彼此互訴情意的日語。原來惠民認為，自己一生當中，面對時局、家庭以及台日兩地的文化差異，一直是處於身不由己，處處妥協的狀態，唯有與和枝的婚姻，是他自己做的決定，因此他無法接受和枝居然瞞著他如此攸關生命安危的事情。在這一來一往的日語對話之下，兩人漸漸地打開心結，惠民也慢慢地走向了人生的最後終點。

綜合以上，本劇所使用的主要語言：日語和台語，都在不同的劇情中，成了重要的推進要素，也在社會性的意義下加強了劇中人物的情感表達，不論是父子男語情境衝突下的台日語、女語情境下和枝與阿春的互相扶持，抑或是和枝和惠民兩人以初遇互訴情話的日語作為生命臨終的道別，都表現出台灣多語情境下可見的多元劇場表現。這時本土語言的定位，不再是過去大多使用優勢語言的劇場下，陪襯嘻笑的邊緣語言，而是可以加深人物情感表達的利器。近期事實上也有許多戲劇慢慢開始嘗試這類的多語混成，不論是排灣語、台語、客語、英語和華語交錯的《斯卡羅》或客語為主體的《茶金》，皆取得收視佳績，可見台灣觀眾也慢慢地要求戲劇中更細膩的語言表達，值得創作者們深思與好好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