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絲路到宮廷：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中國織品收藏

今年度從2月8日起至8月12日止，CMA在新的展廳陳列中特地展示其嚴選的藏品，以「中國織品的輝煌時刻：從絲路到宮廷（The Splendor of Chinese Textiles：From the Silk Road to the Imperial Court）」為旨以饗大眾。在本次展示作品裡，年代最早的織物是一件8世紀的大衣，有可能是為年輕的西藏王儲所作（圖1）。這件作品是館方相當近期的重要購藏，對此精湛織物已有許多相關文章論及，與之同時收藏的還有一條褲子。關於大衣的外部布料，是以五種絢麗色彩編織而成的絲織錦繡（緯編複合斜紋），並在珍珠圓點環狀中彰顯一對鴨子，具有來自粟特（今屬烏茲別克）或東伊朗地區極為珍稀和流行絲織的所有特徵。（註4）而大衣的內部襯裡，則是斜紋錦緞與中國製造的花卉圖案。同樣的布料也被用在與之伴隨的褲子上（未展出），表明這兩件服飾原本屬於同一套。與CMA大衣使用同樣外部布料的，還有一雙小型鞋靴，現藏日本平山郁夫絲綢之路美術館（Hirayama Ikuo Silk Road Museum），共同成為完整的一套服飾。（註5）就大衣的原初狀況來說，我們並不太清楚這件服飾是實際被用來穿著，還是當成外交禮品，亦或可能作為交易貨幣之用。此種在衣物上結合了粟特與中國絲織的特色，說明了生活於絲路上群眾中的重要交流與文化互動，聯繫起中國、中亞與中東之間的貿易途徑網絡。由於其源出西藏地區，因此這套所費不貲的衣飾，似乎反映8世紀時吐蕃王國的強盛威勢，當時該政權掌控今日四川、青海和新疆等地，亦包含甘肅走廊。時任吐蕃國王的赤德祖贊（704～754），曾試圖與來自中國和粟特都市撒馬爾罕（Samarkand）的公主們以聯姻方式締結同盟。（註6）

在接下來的幾世紀內，來自中國北部和西北民族間之權力群集的持續變化，反映在該地區織品和圖案的製作與交流過程中。源於草原地帶的北方入侵者，占據了中土領地，進而導致當地漢人的移動遷徙。無論契丹、女真還是蒙古人，都曾強制擄獲不少漢籍藝匠，當中便包含紡織工人，之後他們遂離開原鄉，並移居到異族工藝活動盛行的當地或中心。（註7）除了貿易、移民和朝聖，工匠們的重新遷移之舉，也促成本土和異域圖案和紡織技巧的傳播、交流與融合。

本次在CMA的展品中有一雙遼代（907～1125）鞋靴，是用上等緙絲工法製成，並繪有兩隻爭鬧中的鳳凰，正在追逐著烈焰火珠（圖2）。儘管布料的鮮豔色澤，因埋藏地底而變得略為失色，且金色絲線也有部分脫落，但其曾經一度奢華的金絲與受中土啟發的鳳凰圖案，無不表明這雙鞋靴應屬遼代皇室成員所有，原本的主人極有可能是位女性。（註8）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雙遼代鞋靴是製作於契丹人據有的北方地區，與之同時，南方中國的上層階級女性，也開始興起裹腳的習俗。契丹人對於鞋靴的高度重視，與其日常活動和半游牧的生活型態有所關聯。此外，宋代（960～1276）和遼代帝王之間的皮靴物件交流情形，亦曾被記錄在一份11世紀的文獻當中。（註9）此類緙絲製成的鞋靴造型，為從遼墓出土中青銅和鎏銀鞋靴的範式。例如一雙鎏銀鞋靴（年代約1018年或更早期），便有著鳳凰圖案和雲卷紋飾，造型設計非常相似於CMA的鞋靴織品，其出土於內蒙古自治區奈曼旗青龍山遼代陳國公主與駙馬蕭紹矩合葬墓。（註10）這種具有顯著長尾鳳凰與雲卷紋的圖案，也能在一件大型的同時代青銅鏡上看到（圖3）。本件銅鏡刻有金陵（南京）製造者的題識，也就是完成在中國東南地區；而鞋靴卻是由契丹人統治的中國北方製作完工。

無論是對異族外邦、或是宮廷內府來說，絲織品都在中國交際禮儀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絲綢布疋經常作為外交用的禮品，以便用來安撫邊界人員以及維持權力群集的均衡。在宋代期間，趙氏王朝同意向遼國契丹族每年輸送以數十萬銀兩和絹匹作為進貢歲幣。後來宋人也以此協定模式，來與西夏和金人進行類似的協議安排。（註11）此外幾個世紀以來，中國朝廷亦盡其努力，以不同程度的成功之舉，試圖與強大的西藏佛教徒們維持穩定關係。（註12）在明代時期（1368～1644），特別是永樂一朝（1402～1424），因為帝王本身為虔誠的佛教徒，因此大量的各種禮品便送往西藏寺院，或由政要官員予以收受。之後到了清順治年間（1644～1661），皇帝邀請第五世達賴喇嘛於1652年至北京，不久第六世班禪喇嘛也應乾隆帝（1736～1795年在位）之邀請，在1779年時訪問中原。由於乾隆認可達賴喇嘛之至高無上的宗教權力，相對地藏人亦承認清朝皇帝為代表智慧的文殊菩薩化身。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現藏一幅描繪乾隆示相文殊的精彩繪畫，即記錄下這種特殊的認證情況。（註13）在清代時期（1644～1911），朝廷開始贈送宮廷服裝和飾物至西藏，日後部分衣飾被修改成藏式之窄袖衣袍與領口緊密的款式，並於前方有著獨特的重疊設計，稱為「丘巴（chuba）」。（註14）在CMA的收藏中有一件精湛的17世紀衣袍是採用中國絲緞，是為西藏喇嘛或者貴族製作，明顯地記錄著具有權勢的西藏佛教徒與清廷之間維持的複雜關係（圖4）。CMA收藏的這件藏袍服飾，原裁剪自一件奢華的皇家綢緞壁掛。約翰．福爾摩（John Vollmer）曾經研究過此作，結論並指出西藏裁縫匠師把原布匹剪成60分段，然後再拼合布塊，以製成這件全然嶄新、生動又大膽的設計。（註15）原本穿著此件服飾的主人勢必以其醒目外觀，而讓旁觀者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外國政要，朝廷官員也會得到中國絲織的皇家禮物。在CMA中有一幅文徵明（1470～1559）的詩文草書掛軸，傳達出文氏對於嘉靖帝（1521～1566年在位）的感恩之情，這是由於皇上為了嘉獎其功而賞賜織繡絲綢（圖5）。該詩寫道：「紫宸朝下錫靈絲，金水橋邊拜命時。文繡自天騰五色，光華約臂結雙螭。重慚潦倒隨恩澤，還忝班行覩盛儀。願得明君千萬壽，日華常照衮衣垂。」

自從南宋（1127～1279）之始，提供王室使用的絲織產業已逐漸聚集在江南地區。到了明、清兩朝之際，主要的官方工坊多座落於杭州、蘇州、南京和北京等地。相關的賦稅徵收形式，也多以米糧和布疋為主，並從江南提交而運送至京城。（圖6）

由於中國東南部的炎熱與潮溼氣候，地方絲織工坊尤專擅製作具透氣、半透明的紗布服飾，進而成為男女群眾間的時尚流行。在CMA館藏中有一件最近才購藏的繪畫作品，顯示一位正穿著半透明的紅紗服飾的女性（圖7）。此圖與唐代（618～906）玄宗和楊貴妃的傳奇愛情故事有關，場景布置為18世紀南方的裝潢，楊氏軀體透過紅色薄紗而隱約浮現，正準備離開浴池。（註16）

養蠶、紡織和刺繡是昔日主要的女性工作領域。若有專擅此道者，還能獲得皇帝的認可嘉許。因此，她們編織的掛毯或絲綢刺繡，都會被裝裱成冊頁、手卷或掛軸形式，如同書法和繪畫一般，並進入皇室收藏成為藝術品。活躍於宋高宗（1127～1162）時期的朱克柔與16世紀30至40年代的韓希孟，兩人都是透過製作精良掛毯和刺繡的方式，以逼近摹擬圖像藝術的手法，來挑戰書畫品類。這兩位女性各自活躍於上海近郊松江地區的傳統紡織中心。韓希孟的丈夫，是為仕紳顧壽潛，曾提及當時的知名官員與書法大家董其昌，是如何地稱讚她臨摹宋元繪畫的刺繡冊頁。其指出董氏見到韓氏作品而深感讚嘆，並且詢問她是如何達到如此高端程度。顧氏則回覆說道，在天晴日曉、鳥悅花香之際，其妻將她眼前的生命動態，凝聚到來自蘇州的精美絲織縫線當中。（註17）

在CMA收藏中有幅〈百鳥圖〉，有可能是由女性製作完成，展示出摹寫繪畫卷軸以製作刺繡圖像的傳統（圖8）。儘管作品年代稍晚，但〈百鳥圖〉或許因某件中國花鳥畫而受到啟發或甚至直接模仿，譬如明代傳為邊文進（15世紀）的〈三友百禽〉掛軸（圖9）。這件精美的織品顯示繡者的高超技巧，把針線運用得如同筆墨一般。

正如前面所述，留意領土邊界的和平狀況與維持與鄰國的融洽關係，一直是中國統治者的要務，但同時間亦需管理與控制帝國之水路、堰壩與灌溉系統等龐大網域。歷來黃河淤積嚴重，以致不斷填滿河床，進而時常潰堤溢出，造成水患。因此防洪至關重要，不論是當黃河主流或支流溢出時，總會造成災難性的水患，並破壞耕地和居所。這是本次在CMA展廳中一件核心作品需要被了解的脈絡背景：該幅手卷是以地圖方式呈現，題名為〈涇清渭濁〉（圖10），並附有官員董誥（1740～1818）的檢閱報告以及皇帝的評論說明。在此乾隆帝要求記錄下涇水和渭水的實地勘察，以便糾正這些河川混淆的歷史文字資料。整幅手卷是以絲線織成，在右側的書法部分是織入布料中，而地圖上的文字則是以線繡為主（圖10）。（註18）此地圖顯示北方的清（青）色涇水匯入南方的濁（黃）色渭水，之後並合流成東北方的巨大黃河。在地圖下側的屋舍房頂和城牆部分，則被指明為西安城，它是位於陝西的舊時皇都。除了這件克利夫蘭收藏的絲織卷軸，（註19）與此相同內容的織品還可見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另外，在北京國家圖書館中也收藏一份紙本拓片版本。這幅CMA的織品一直收藏在原裝的紫檀木匣裡，與此同時保存在一起的還有一塊皇家製織錦包巾，上頭有著黃地中央龍形紋樣（圖11）。董誥乃是宮廷畫家與官員董邦達（1699～1769）之子。皇帝與這位備受信賴官員的關係，亦被記錄於同樣藏於CMA的另一件作品中：王冕（1287～1359）的宏偉大型絹本繪畫〈月下墨梅〉。該作帶有數枚皇家鑑藏印鑑，其中一方為「賜本」，在左下方則有董誥之印章，讀為「臣誥恭藏」。（圖12）（註20）

總而言之，中國的絲織製造活動歷經4000餘年。早在中國瓷器手工業發達之前，便已受到關注且出口至世界各地，這讓絲綢的價值常等同黃金。在全新展廳陳列中，館方嚴選館藏絲織收藏的佳作名品，藉以探索絲織是如何以多層途徑，進而豐富、裝飾並塑造中國藝術與文化。

展期｜2018.02.08-08.12

地點｜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

註1：Evan Turner〈Prologue to 1917〉，收錄於《Object Lessons：Cleveland Creates An Art Museum》，Evan H. Turner編輯，Cleveland：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1991，pp.1～10；與《The 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CMA Bulletin）》，nos 4, 5, June-July 1917，p.77；以及《CMA Bulletin》，April 1914，no.1，p.2。

註2：《CMA Bulletin》，no.3，November 1914，職員聘用。

註3：《CMA Bulletin》，no.1，April 1914，p.2。

註4：Louis Mackie《Symbols of Power：Luxury Textiles from Islamic Lands,7th-21st Centu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p.65。

註5：這套孩童服飾還有第四部分留世，其與CMA大衣使用相同布料，現存芝加哥藝術學院（Chicago Institute of Art）普立茲克（Pritzker）收藏中，參見 Amy Heller〈An Eighth Century Child’s Garment of Sogdian and Chinese Silks〉，收錄於《Chinese and Central Asian Textiles,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1983～1997， pp.220～222。

註6：Wardwell文章，收錄於 James C.Y. Watt and Anne E. Wardwell《When Silk was Gold：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New York：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1997，pp.34～37；與 Wardwell〈For Lust of Knowing What Should be Known〉，刊登於《Hali》issue 89， November 1996，p.73。

註7：Morris Rossabi〈Behind the Silk Screen：Movements of Weavers in Asia, Sev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刊登於《Orientations》，Vol.29，no.3，March 1998，pp.84～89。

註8：Wardwell文章，收錄於 Watt and Wardwell，1996，pp.87～88。

註9：參見 Shen Hsueh­man《Gilded Splendor：Treasures of China’s Liao Empire》，New York：Asia Society；Milano：5 Continents，2006，p.105。

註10：關於複製圖版，參見 Shen Hsueh­man《Gilded Splendor》，2006，p.104。

註11：Shelagh Vainker《Chinese Silk：A Cultural History》，London：The British Museum Press，2004，p.112。

註12：Vollmer文章，收錄於 John Vollmer and Jacqueline Simcox《Emblems of Empire：Selections from the Mactaggart Art Collection》，Edmonton：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2009，pp.200～218。

註13：關於乾隆皇帝示現文殊的圖版，參見《The Three Emperors：1662-1795》，Evelyn Rawski與 Jessica Rawson 編輯，London：Royal Academy of Arts，2005，cat.47。

註14：參見註12。

註15：John Vollmer《Silks for Thrones and Altars, Chinese Costumes and Textiles》，Paris：Myrna Myers，2003，p. 92。

註16：在此畫中，楊貴妃的侍從正端著一碗皂液；由其耳環佩戴得知，實際上這名僕人應為女性而扮裝成男性模樣。

註17：Marsha Weidner《Views from the Jade Terrace：Chinese Women Artists 1300-1912》，New York：Rizzoli，1988，p.22。

註18：地圖上的題跋與印鑑部分，是部分以織繡完成。關於CMA此幅織品手卷的全面研究，正待進一步的備查檢視。

註19：館方於1914年時從福開森（John Ferguson）之處獲得此幅手卷。

註20：關於〈月下墨梅〉一圖，詳見 Ju­hsi Chou《Silent Poetry：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London /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p.149。

從1916年開幕至今，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簡稱CMA）的歷史已達百年之久。從一開始，博物館即採行免費參觀，並以「永遠增進公眾利益」為己任。當時克利夫蘭是美國境內最繁榮、富有的城市之一，有著各類且多元的居民團體，包括很多外來移民和廠房工人。因此博物館委員會便想要讓該機構成為「社群中一股具有活力的教育力量」，且深信欲達此一目標，就必須以徵集「藝術裡所有門類的最佳作品」為手段方法。（註1）

除此之外，CMA百科全書式的藝術品收藏，不僅以其珍稀與精湛聞名於世，從博物館設立初期時更針對印度、中國、日本與韓國藝術為關注重點。事實上，館方的首位策展研究員亞瑟．麥克利（Arthur MacLean），便曾受訓於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的東方部門。在1914年的《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學報（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中，一份關於麥克利的聘任發布裡提到：「期待他（麥克利）對東方藝術的熱忱與知識，將會促進克利夫蘭對近東與遠東藝術的關懷，並在不久後便能全心致力於博物館東方藝術部門的照護。」（註2）今日館方的亞洲收藏，特別是中國文物部分，幾乎包含所有的藝術品媒材，尤精於佛教雕塑、古典中國繪畫、中國陶瓷及絲織品。在這四大類目中，CMA的中國絲織品之精彩收藏，卻較少獲得外界注意。然而，館方在絲織藏品方面的整體實力，反映出其建立者的致力目標，也就是「克利夫蘭——有著重要的成衣和織物工業——應該具備一個精美織品收藏的優勢存在……」（註3）

作品年分從8世紀至當前時代，並包含廣大的地理區域，即從中亞沿著絲路貿易途徑直到中國東南部的皇家絲織中心，這批織品以其高端品質、保有原狀和多樣的絲織種類、製作技術與極致作用而備受矚目。在1997年時，CMA與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曾共同策劃一場精彩特展，題名為「絲如金時：中亞與中國織品（When Silk was Gold：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向大眾呈現在亞洲地區之外，最為重要的兩批中國與中亞織品收藏品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