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綠島人權藝術季」：綠島觀點

隨著「2021綠島人權藝術季——假如綠島是一面鏡子」在9月中旬落幕，綠島觀光旅遊產業也逐步收拾起旺季的喧囂，準備渡過漫長的秋冬。又一年藝術季，又一個暑假過去了，送走本島來的藝術家與觀光客，霎時間，島嶼終於恢復了原有的平靜，靜靜座落於海上，迎面東北季風的陣陣吹拂。

在季節更迭之際回望，綠島這兩年在疫情的衝擊下，可說是同樣起伏多端：去年先因國際遷徙全面受阻，迎來了爆炸式的旅遊熱潮；而在今年島嶼準備再次敞開雙臂時，卻遭逢國內疫情警戒升級，居民與業者於是主動串連，關起大門、封島自救。（註1）炎炎夏日的海島風情依舊，五光十色卻不再是必然。例外反倒將寧靜與日常還返給島嶼，甚至增添了內部整修的契機，但對生計來源的重創，自然也不在話下。

「綠島」的人權藝術季

無論是承攬過剩的度假勝地，抑或謝絕訪客的安身立命，都在在彰顯了這座島嶼的「域外」位置，之於地理乃至治理皆然。而島上現地的藝術展演當然也無法置身事外，「2021綠島人權藝術季」在開展後隨即閉展，參展藝術家只能在佈完展後紛紛離去，留下作品監禁於空蕩無人的展間內，靜待兩個月後重見天日。它們也是在遙望著海的另一端，等著交通運輸重啟後送來的外地遊客嗎？另一方面，「藝術現場」駐村藝術家劉紀彤卻反倒有機會留了下來、更融入其中。這場以「人權」為名的藝術季，更與當下綠島的命運緊緊相繫、同島一命，共同在太平洋上隔絕於世。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簡稱「園區」）的咕咾石高牆也一夕間倒下，物理上的比鄰而居或棲居共生，不必然完成了想像共同體的形塑。誠然，當代藝術創作與本島庶民生活之間的關係，始終是「綠島人權藝術季」難以迴避的問題意識。龔卓軍在評論去年的藝術季時，即從「邊境藝術」的地誌拓樸學與「限界藝術」的生活與藝術互滲之處出發，省思藝術季如何作為現代國家「邊境」與現代藝術「限界」的戰爭交錯之地。（註2）

而在今年疫情的攪局下，綠島的場域特殊性更被突顯，不失為一回頭檢視藝術季如何在綠島發生的良機。又，如我在前兩篇書寫中所論及之，策展主題重新定錨回綠島，「以綠島為鏡」，可謂翻轉了主客預設；且，隨著參展藝術家的世代更迭，白色恐怖歷史的時間性斷層，或許更較本外島的空間性阻隔來得遙遠。我們看到本屆藝術季的眾年輕藝術家，紛紛在島上積極投身田野調查、工作坊、參與式協作。當「綠島人權藝術季」的關懷，逐漸在這三年的累積下，從「人權」擴延至「綠島」（亦從綠島白色恐怖歷史之特定時空，反向回饋至當代人權議題）時，綠島不再只是展示外來藝術創作的真空展演空間，而是構成諸多藝術創作的血肉主旨。於是，我們或許更可在此刻進一步探問：「綠島人權藝術季」之於當下的綠島究竟是什麼？綠島人又如何看待與期待「綠島人權藝術季」？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我們訪問了三位「綠島人」，嘗試粗淺勾勒出一份綠島觀點報告。而在此將「綠島人」行引號標記，除了係因受訪者當然無法完全代表綠島，三者因不同緣由的先來後到，更根本地否定了本質化的身分認同，共構出此一指稱之下的多元光譜，並象徵著島嶼自身源源不絕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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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而來的「綠島人」

當如前所述，綠島居民不再只是被動觀看的接收位置，愈發參與至生產鏈結之際，「綠島人權藝術季」的舉辦更觸及參與式藝術之倫理與社會關係的探討。其中，我們尤其對傳說中綠島當地的展覽承辦角色感到好奇。幾個月下來，接連聽聞多位參展藝術家們分享她的居中協力，對創作所帶來的助益與啟發。身為土生土長的綠島鄉溫泉村居民，家中經營遠近馳民的花生豆花店、並在園區任職的蔡美娟，可謂在藝術季扮演了關鍵性的媒介角色，遊走於島嶼、機構與藝術家之間——無論是之於藝術家的接待照顧，之於政治受難者或在地居民訪談的指引推薦，之於島民參與計畫的號召動員，之於工作坊舉辦的聯繫協調等皆然。甚至當藝術家黃立慧拿出兒時與曾監禁於綠島的父親、舅舅舊地重遊的家族旅遊照片時，也被眼尖的蔡美娟一眼認出背景實為蘭嶼，這才驚覺全家在綠島的合影，始終停留在想像中；（註3）而除了為藝術家引路，蔡美娟同時也擔負起教育推廣的重任，雙向地搭建起藝術創作與綠島之間的橋樑，協助本島來的藝術家認識綠島與居民，以及反向地引薦綠島人接觸藝術。

蔡美娟作為綠島居民與展覽承辦的雙重身分，其實昭示了自外地而來的藝術介入、白色恐怖歷史與本地居民生活之間的斷裂，需中間人穿針引線與縫補。不過，綠島當然不是只能由外人代言，今年8月，在藝術季走過疫情、喜迎訪客之際，一份名為《島嶼綠》的地方刊物也在綠島創刊了。創辦人兼雜誌企劃許逸如是17年前從臺北移居而來的「新住民」，結識來自臺東的先生後，兩人決定一起回到先生兒時寒暑假生活的溫泉村一帶定居，並經營起民宿。翻閱《島嶼綠》，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這並非是又一本打著「地方創生」名號對外發聲的雜誌，反而更首要且直接地面向島嶼內部的對話。「為什麼向內？因為我就是生活在這裡啊。」許逸如回應道。相較於現在市面上介紹綠島的書籍，多以白色恐怖歷史、觀光旅遊產業為主，她的出發點單純是為了記錄下無人書寫的島嶼生活日常。她表示島嶼本有自身的文化，而移居者即是為此吸引留下，因此「不要總認為這個島缺什麼，而一直給予建議。我們這些新進來的人，反而是要靜靜地去感受這個島有什麼。」回顧自己在綠島的多年生活，她感覺「這個島很像是一個遊戲空間，什麼素材都可以進入，只是看我們要怎麼去組合、拼裝，並激發定居在這裡的人，有更多好的回饋，而不只是消費這座島。」

這樣的精神也號召了雜誌主編高浩凱的加入。作為最晚近的「綠島人」，原出生台中的他，前幾年因陳文成基金會舉辦的「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造訪綠島，爾後開始在此打工換宿，並在今年完成了碩士論文《知行合一？綠島觀光治理網絡行為者認知與行動模式之探悉》。憶起綠島在去年報復性旅遊風潮下的轟轟烈烈，迷眩的燈光使他強烈體認到，綠島並不因其作為離島或偏鄉，而就節奏緩慢；相反地，「它是一個活力很強、場景變化非常快的島，在短短的四個月到半年的時間內，它可能就換了一個新的面貌。」這讓他想起了馬奎斯的《百年孤寂》，感嘆「明明發生了這麼多事情，但如果沒有人做紀錄，在100年後卻可能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於是埋首於書寫島嶼過去、現在、未來的備忘錄。

高浩凱認為雜誌的受眾不是問題，並沒有所謂的主客或你我之分，因為「這座島就在這邊，等待大家因為海潮或是各式的原因登島，跟這個島產生交會。」對他而言，「綠島人權藝術季」也是如此，「就像在黑潮上的綠島本身，不同時期的不同人相繼而來，才造就了它。」他分享陳宣誠去年展出的《存在的座標》，對政治受難者生命史乃至場所的轉化，帶給他相當的衝擊。座落於新生訓導處攝影室遺址的這件作品，近看是由一根根柱狀的金屬圓棒構成，如同牢籠的鐵桿一般；換個角度遠看，卻可辨識出其中的編織，即為陳孟和前輩所拍攝的、綠島在海平面上的景象。「其實綠島也是這樣，換個角度看，它就是不一樣的東西。不同的藝術家、居民交互在這座島上，從不同的角度觀看，或許這就是藝術季的意義，也是綠島本身作為一座島嶼所代表的意象。」

藝術在地化

許逸如與高浩凱皆樂見「綠島人權藝術季」聚集各路藝術家前來，逐漸在創作的交會及互動中，與在地社群發展出緊密而多元的鏈結。蔡美娟提及，在2019年舉辦首屆「綠島人權藝術季」之前，每年的例行活動尚停留在政治受難者三天兩夜的登島行。某程度上，這仍將他們特殊化且阻隔於島嶼之外，雖打破空間藩籬，卻難以將歷史與島嶼的現在乃至未來產生連結。對她來說，這三年來藝術季的最大推進，即在於嘗試將藝術「在地化」，透過對綠島人生活的貼近，使其不再只是人權館的或遊客的活動選項，而逐漸發展為「島民—藝術家—人權館」的藝術季。

倘若如三位綠島人所述，島嶼可以藉由藝術創作的引入，對其多重時空展開辯證，我們仍不得否認，藝術季之所以得在此展開，更首要地需有在地資源的支持。而這樣的連結當然非憑空而生，確實出自國家人權博物館（簡稱「人權館」）有目共睹的實踐，以及蔡美娟等第一線承辦所支撐起的點滴工程。蔡美娟細數自己第一年先從母親下手，將其引薦給藝術家林宏璋拍攝《生命字典》，追索在地食物「鹹包子」的生世。她回憶最開始也是誠惶誠恐，擔心家人因不可抗力的外來因素，而對藝術產生排拒的觀感。但偏偏母親成長經歷，因與政治受難者有過接觸，又是相當合適的「素材」。沒想到在參與創作後，一輩子沒有踏進綠洲山莊的蔡媽媽，呼朋引伴地帶著親朋好友前往八卦樓觀展。這讓蔡美娟體察到，對於少有接觸藝術之經驗的島民來說，在真正展開認識之前的第一步，或許是讓其了解藝術可以是什麼，而「參與」則成了最直接、有效的做法；接續至去年比如林亦綺《迴聲者群像》邀請四位綠島在地居民飾演園區的工作者，再至今年如吳克威、蔡郁柔《聖地：火燒島旅遊指南》（簡稱《聖地》）邀請綠島國中學生介紹自己的家鄉，蔡美娟指出，藝術季正逐年向外滾動，促成更多島民與其發生關係，甚至成為藝術創作者，進而認知「原來綠島也有一個屬於綠島人的藝術季。」

針對《聖地》，蔡美娟進一步闡釋：在藝術家提案後，她協助與校長溝通，將工作坊帶入該校。她自己從旁觀察發現，藝術家一步步地引導學生敞開心胸，從第一次的失控打鬧，到接下來興奮地訴說自己的生活趣事。她解釋綠島的小朋友其實不太有機會，也因此不太敢對外發言。藉由想像一個旅客服務中心，讓他們勇於向陌生的外來者分享家鄉的故事與景點，也可謂透過言說建構起身分認同，並反向地帶領他們學習在地歷史。無論是如《生命字典》等作品供島民直接訴說起平時鮮少主動提及、甚至瀕臨遺忘的陳年秘密，或如《聖地》涵括老中青不同世代的私房旅遊指南，皆讓蔡美娟再次對家人與家鄉展開了新的認識。

當然，在話語被說出之後，仍需要有接收方完成傳達與溝通。如同龔卓軍所言之，對博物館空間「藝術經營」（Art Management）而言的一大考驗，即在於如何推廣、吸引民眾前來。（註4）蔡美娟接續說道，綠島當地的小朋友確實是藝術季極為重要的客群，透過他們回頭推薦、說服父母走進園區。許逸如進一步闡述，去年起園區將觸角延伸至生活美感的養成，即為重要的推進。比如在公館國小戶外舉辦人權電影節，不但讓人權走出歷史而更為生活化，也激勵孩童帶著父母一同對其關注。她回憶道，在那樣一個自在舒適的空間中，搭配園區抽獎活動等設計，人權議題因而能深入淺出地觸及鮮少在此類活動中露面的家長、長輩；而今年「綠島人權藝術季」串連在地37家店家舉辦的集點活動，更激發他們走進園區觀展的意願。受訪時，許逸如與高浩凱也身著藝術季的贈品Ｔ恤。而我在參訪藝術季時也確實觀察到，不少遊客、打工換宿幫手、島民皆主動參與集點，園區的兌換處絡繹不絕，可見該活動誠如許逸如所言「深入民心」。蔡美娟笑說，他們背後的心機當然是希望讓藝術季的Ｔ恤，潛移默化地成為「島服」。今年園區首次嘗試廣邀店家自由報名，未料此迴響甚佳，有望在拉近距離後，逐步將藝術季帶動為全島性的活動。

在地化背後的穿針引線

但能走到今天這一步，背後其實縫合了諸多不為人知的傷痕。除了歷史所遺留的高牆，綠島居民更因反覆為外來研究或藝術創作扒開審視與獵奇後，搭建起了更難以被拆解的心房。蔡美娟坦言，「居民的戒心真的一年比一年重，因為過去有太多令人不舒服的案例了，而這些都是累積起來的。」於是，她身兼在地人與館方的雙重身分即至關重要，加上對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人際關係的深刻掌握，方能以中間人之姿，精準且周到地引導藝術家採集素材。具體而言，蔡美娟自稱的保姆兼媒婆角色，究竟需要具備何等協調技術？她的經驗或許極具參考與提醒價值。

蔡美娟分享，她不會以「訪談」或「藝術家」為名開啟與綠島居民的對話，因這樣的字眼相當敏感。縱使這是創作方的第一次接觸，但諸位重要耆老可能都早已受訪超過數十次了，沒有人願意一直像陀螺般原地打轉，且可能還得面臨不測的產出結果。此時她面對的兩難即在於，既不希望同鄉被反覆騷擾，但站在機構的立場上，又期望綠島的重要人物得以成為言說的主體，為歷史的討論別開生面。她承認面對居民的無奈，常也倍感心疼，因「很多人從政治受難者的角色思考島嶼的意義，卻忽略了綠島居民在這座島上其實也是被監視的人，他們跟監獄之間只有一線之隔而已。」在這般拉扯下，蔡美娟笑言自己雖常被親朋好友質疑，但驅動她繼續做下去的動力，即在於她深信，倘若居民無法卸下心防，這座島真的就不會再發出聲音與留下記憶了。而她至少能親力親為，嘗試遏止劣幣逐良幣之惡習，避免綠島在這樣的循環累積下，驅趕了真正願意為其付諸行動的研究者或藝術家。

她表述團隊與館方在藝術生產的過程中，極力避免製造新的撕裂，並試圖清除過去留下的後遺症。在她的協作過程中，首先會向藝術家介紹綠島的歷史概況、宗教信仰、傳統故事、飲食文化，而這也正是《島嶼綠》所致力報導記錄的。另外，她也會引導藝術家前期準備的方向，簡介或提供受訪者既有的檔案資料作為基礎；接著，有意識地協助藝術家與島民建立起長期的互動及信任關係，從單純的「聊天」開始，而非流於過度嚴肅正式的一次性訪談，或甚至攜帶錄影器材前往拍攝。縱然可能吃閉門羹，但仍可從中調整溝通說辭與應對方式再行嘗試，讓島民安心與信任。

蔡美娟以「藝術現場」的駐村藝術家劉紀彤為例，在她以「流麻溝」為標地進行田野調查時，蔡美娟即引薦她拜訪蔡姓聚落的蔡居福，並在第一天遭拒後，安撫她不要怕、耐心接觸，做好「三顧茅廬」的心理準備。出乎劉紀彤的意料，蔡居福太太蔡田春玉開始邀約散步、游泳，藝術家逐漸融入至他們的生活中。蔡居福後來甚至將她視如己出，常主動邀約喝酒、聚會。對蔡美娟而言，今年首開駐村藝術家的嘗試，重點即在於「讓藝術家不是單純地來綠島創作而已，而是真正了解綠島人的生活，不只是觀光客塑造出來的形式上的，或白色恐怖、人權的綠島。」蔡美娟也讚許本屆「綠島人權藝術季」的藝術家，雖然較過往年輕，但他們願意花時間與精力去學習認識、做功課，自己真心將這他們視為家人與朋友。比如吳克威與蔡御柔雖非駐村藝術家，但自今年3月起，每個月皆安排一週前往綠島，甚至完整參與了溫泉村的元宵節活動。

研究與藝術污染

同樣作為外地來的研究者，高浩凱對此深有同感，坦言綠島有很嚴重的研究與藝術污染問題。不過，他肯定此一鴻溝確實在藝術季的努力下漸漸縮小，並認同本地帶路人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協助外來者思考與在地之間的互動模式。而他自己的研究方法及取徑，也相當程度地呼應著蔡美娟對藝術在地化的期待。高浩凱憶及自己的初來乍到，並非預先設定了研究目的或題目想像，而係因緣際會地欲逃離學術象牙塔，宛若蔡居福先生的祖先躲避官府查緝一般。來到這樣的治理邊境後，他的起手式即是先將自己的論文與訪談拋開，方沒有陷入既定的研究門檻或框架，或與島民有所隔閡。在這裡，他是研究生，也是打工換宿的幫手，更是無所事事的閒晃之人。「我是一個沒有身分的人，你覺得我是什麼，就是什麼。」高浩凱說。

高浩凱建議藝術家或許「先嘗試拋開自己的身分預設，成為一張透明的紙，任島嶼指引。」他強調之中的因果順序，應是先作為一個人登島、在此生活後，才衍生出後來的藝術創作、研究，或甚至創業經營，而非帶著藝術家、研究者、業者或其他身分前來。「紙上的綠島和現實中的綠島，是兩座完全不一樣的島嶼。」正因為目的與身分並不明確，高浩凱更可以游刃有餘地融入當地的生活，穿梭島上接收各種訊息，具備較為整體性的視野與全面性的生活感受，並在離島後思索如何將其轉化為學術生產。「不帶任何問題、目的性，至此感受、體驗、思考與生活，我覺得這是在這個島上最和諧的互動方式。」

而這確實也在本屆藝術季獲得驗證，蔡美娟發現本屆許多藝術家在登島前本有其他預設的白色恐怖題目，親訪後卻彷彿受到島嶼感召一般，進而改以綠島為題。當藝術逐漸在地化後，高浩凱進一步提示，「綠島人權藝術季」必須面對在每一年藝術季結束之後，究竟為這座島嶼留下了什麼。尤其，當這座島嶼上的觀光產業，競逐時效、表面噱頭之際，他期許藝術季透過藝術與在地關係的深化，拓展臺灣、世界與綠島的關係。而他自身參與《島嶼綠》，即側重自本地出發的累積與傳承意義，供後人包括未來登島的藝術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與綠島互動；許逸如也附和道，當有《島嶼綠》這樣的入門磚後，來者或許能進一步省思自己能為島嶼留下什麼，而非總期待島嶼給予，以此開啟良性的互動。

綠島生活美學的養成

除了外來的研究與創作，綠島是不是能有更多機會，如《島嶼綠》一般自發從內生長呢？許逸如關鍵地問道：園區有空間場地及資源，有沒有可能不只是單純展演人權藝術呢？她笑說每年藝術季適逢觀光旺季，在地人很難有時間好好靜下來前往欣賞，就算有心前往，通常也很緊迫；但當遊客走了之後，展覽也就撤離了。這樣的期程是其實與綠島人的生活相矛盾的，自然成了在地化的阻礙之一。許逸如念茲在茲的，即是希望透過常態性的展演空間，培養在地人的生活美學。誠然，綠島並不只是一個接待外地遊客的島嶼，在漫長的秋冬時節中，是否可以向內地服務與培力在地居民？許逸如感性地說，她相信綠島的孩子其實生來是更具美感的，因為每天睜開眼聽聞的就是大山大海，但可惜後續常缺乏相關的推廣教育資源，培養他們開展更多對藝術的接觸。她建議，淡季期間或許不需要再有外地藝術家進駐，進行大規模的創作展演，而是思索小型電影展映、挖掘本地創作者、提供展覽資源等可能性。許逸如驕傲地說，綠島其實臥虎藏龍，有非常多厲害的手工藝者，值得園區就地取材，引介給更多人認識。

許逸如的肺腑之言點出了這座島嶼的內外時間性弔詭。每年5月到9月，是它最繽紛燦爛的時刻，在外人印象中，綠島彷彿只存在於這段時期；但事實上，一年中的另外七個月佔比更長，卻乏人問津，甚至諸多外地業者也都關門離去，只剩下少許的本地人真正在此生活。許逸如解釋，這也是為什麼《島嶼綠》每年發行兩刊的原因，編輯團隊更能在秋冬版中，向內地探尋島內默默無聞、卻其實光芒萬丈的素人。甚至，在今年的秋冬號中，《島嶼綠》即會將觸角深入綠島監獄，徵集獄友的書寫刊登。許逸如認為，這座島嶼的監禁歷史，已有相當多事後的書寫紀錄，但我們為何不反向看到監禁持續至今的現在進行式，提早為未來留下備忘呢？許逸如對受刑人的描述，讓人深感歷史的延續，她說部分獄友雖有出公差機會，但另一些人卻可能在出獄前，都難以一窺欄杆外的風景。於是，在《島嶼綠》創刊號出版後，她立即送了六本入獄，希望提供給這些她稱為「綠島一份子」的獄友，認識這座島嶼。

蔡美娟最後總結道，綠島、人權、藝術季皆非單一的概念，「綠島人權藝術季」三年來費心溝通協調、克服各式行政與現實難題，致力嘗試向外擴展。比如今年廖烜榛、黃奕捷的《向赭石講講你的事》進駐燕子洞，即成功實現了藝術季三年來「走出園區」的願景，可謂一大突破。誠然，我們看到綠島、人權、藝術季在這樣的累積下，愈發產生相互指涉與補充。高浩凱補充，人權並非只是教科書，事實上還是要回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對他而言，藝術創作所帶來的共鳴是很直接的，而這取決於藝術家是否能接受綠島帶來的刺激，並將島嶼給予的與自己既有的交織、激盪。面對創發這一切的島嶼，高浩凱有感而發地重申，「其實這個島真的很神奇，島會選擇人、帶領你，把你最好的那一面展現出來。你要做的就是把自己交給這座島，接受這個島所帶給你的，認真地跟著島嶼，它自動會給你一個該去發掘或成長的方向。」

註1　參見：高浩凱，〈疫外之島〉，《島嶼綠》第1期，2021年8月，頁13。

註2　龔卓軍，〈恐怖文法的例句演練與跨域振幅：2020綠島人權藝術季的邊境藝術〉，《藝術家》第543期，2020年8月，頁204-207。

註3　參見：黃立慧於「2021綠島人權藝術季【監禁、記憶與轉譯】線上討論會」之發言，2021年6月26日。（檢索日期：2021年9月26日）

註4　同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