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愛知三年展於8月1日正式開幕,其中以展中展形式呈現的「表現的不自由.在那之後」展區,集結過往曾在日本其他美術館被撤展的作品、以及相關歷史資料的年表展出,藝術總監本希望透過此舉揭起關於日本社會日漸封閉的討論,卻因為其中一件由韓國藝術家金曙炅(Kim So-Kyung)和金運成(Kim Eun-Sung)夫婦製作的《和平少女像》引起軒然大波。近期日韓關係的惡化不僅觸發兩國的貿易戰,日本社會的反韓情緒也持續醞釀,影射二戰時期慰安婦問題的少女雕像也就成為了眾矢之的,不僅名古屋市長、愛知縣縣長相繼發難表示此舉傷害國民情感,展覽主辦單位的辦公室也被抗議電話、傳真搞得應接不暇,最後在收到表示要帶瓦斯罐到展場的匿名信函之後,以安全考量為由緊急決定關閉展區。(相關閱讀:「2019愛知三年展」特展「表現不自由展・在那之後」緊急閉展後,藝術家連署聲明表達抗議)
特展「表現不自由展.在那之後」(表現の不自由展.その後)網站主視覺。(© Aichi Triennale)
喜歡日本文化、對日本民眾相當友善的台灣人,可能很難想像,時至今日仍有許多日本民眾對二戰的歷史認知存在著各種扭曲,有些日本人甚至不承認慰安婦曾經存在。部分日本人認為戰爭時期本有許多遺憾事,同時也不認為派出年輕男子作為前線敢死隊、擄獲當地年輕女子是正確的行為,但歷任首相均未曾親自為慰安婦議題公開發表道歉。在日本反省二戰歷史最著名的三大談話之一的「河野談話」(註1)中,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首次承認日軍在二戰中強迫婦女擔任慰安婦的史實,並表現道歉和反省。然而談話過去二十多年,日本政府從未實際進行任何賠償,僅透過財團法人亞洲婦女基金會(註2)向受害者遞交賠償金,試圖以基金會的結構迴避國家賠償。2014年,現任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甚至在日本參議院內閣委員會上表示當年的河野談話「很有問題」,應予以否定並力求恢復日本的名譽。菅義偉的荒謬言論自然引起不少爭議,但令人擔憂的是日本政府的態度將影響許多國民對歷史的認知,安倍首相對此事所採取的冷處理,以及慰安婦史實從教課書上的淡出,也讓年輕世代對歷史議題越顯疏離。慰安婦議題已不僅僅是二戰歷史的傷痕,這個議題中被模糊的焦點,是日本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性別刻板印象和歧視,抹去慰安婦的存在,不只是日本國譽的問題,更為直接的性暴力、性別歧視、性別刻板印象等問題,也因為這種扭曲的處置而無法如實被呈現與討論,更讓當前社會失去對議題共感的可能。
金曙炅(Kim So-Kyung)和金運成(Kim Eun-Sung)夫婦的《和平少女像》(Statue of Peace,2011)。© artists and Aichi Triennale
2017年藝術家置於日本駐大韓民國大使館門前的《和平少女像》。(by Garam, © wikipedia)
當代藝術在日本藝術界其實是相對邊緣的存在,舉例來說,日本雖然有大大小小的藝術獎項,但仍以傳統媒材居多,當代藝術的獎項屈指可數。而日本每個縣市雖然都有公立美術館,但卻不是每個美術館都會安排當代藝術的展覽,一般民眾對當代藝術的接受度也較低。從這次愛知三年展也能看出來,在展出場館之一的豐田市立美術館,除了愛知三年展外,也同時正在舉行奧地利象徵主義大家克林姆(Gustav Klimt)的個展,克林姆展的購票觀眾從展場入口一路排隊到紀念品販售區,展場內擠得水洩不通。對比之下,愛知三年展這端可說是相當冷清,雖然許多專業觀眾遠道而來,但對在地居民來說,愛知三年展的吸引力遠不如克林姆。
勇於衝撞議題、激發討論,本應該讓本屆愛知三年展留名青史,但面對矛盾未能積極創造交流,而是消極關閉展區,除了礙於三年展執行單位因政府補助而顯得拿人手軟,更令人擔憂的是在官方默認、甚至主導的扭曲認知下,顯得越來越封閉、保守的日本社會。這次事件可預見最糟的影響,就是中央官員表示往後要審慎檢討補助愛知三年展的經費,縣市長甚至表示拿公家機關的稅金不該做這種傷害國民情感的展覽。政府帶頭這樣表態,只會導致往後各展覽都開始自我審查,為了拿到補助只好自廢武功,本來就很委婉的日本人,恐怕只會更加迂迴隱晦。
註1 河野談話是1993年8月4日時任內閣官房長官(類似台灣行政院秘書長、負責統管內閣行政的長官)的河野洋平針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強征婦女擔任慰安婦表示衷心反省和道歉的談話。因為經過內閣會議通過就發表而引發爭議。
註2 亞洲婦女基金會(Asian Women's Fund)是日本曾經存在的基金會,於1995年7月由當時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成立,透過民間募款和政府補助的形式,向二戰中日本占領地區的慰安婦支付賠償金,2002年停止運作,2007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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