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閱讀
歐文.沃姆專訪:探向荒謬表皮下的深層內裡

歐文.沃姆專訪:探向荒謬表皮下的深層內裡

最近奧地利著名觀念藝術家歐文.沃姆(Erwin Wurm)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個展「一分鐘臺北」,同時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當下,針對當代藝術與人類社會境況之關聯而進行不間斷的思索和實驗。疫情讓他與策展人傑宏.尚斯(Jérôme Sans)都無法實地來到臺北,因此我們與他連線訪談,聽他講述一路以來的創作觀念,以及此次個展面對特殊時期的規畫與布局。在那看似荒謬幽默的表層現象之下,究竟是什麼?
奧地利著名觀念藝術家歐文.沃姆(Erwin Wurm)。(藝術家提供)
對於曾參與2000年「台北雙年展」的奧地利著名觀念藝術家歐文.沃姆(Erwin Wurm)而言,以最近臺北市立美術館的個展「一分鐘臺北」重返臺灣,同時也意味著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當下,針對當代藝術與人類社會境況之關聯而進行不間斷的思索和實驗。疫情讓他與策展人傑宏.尚斯(Jérôme Sans)都無法實地來到臺北,因此我們與他連線訪談,聽他講述一路以來的創作觀念,以及此次個展面對特殊時期的規畫與布局。在那看似荒謬幽默的表層現象之下,究竟是什麼?
疫情讓藝術家歐文.沃姆(Erwin Wurm)無法實地來臺北,記者會以遠端連線的形式致詞。(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典藏ARTouch(簡稱「典」):此次個展題為「一分鐘台北」,也主要匯聚了您長期以來的幾個代表作系列,但沒有出現您最近的作品,譬如「分解」(Dissolution)系列。想請問您是如何與策展人共同討論並選擇此次展出的內容?期待為臺北的觀眾帶來怎麼樣的展覽?
歐文·沃姆(簡稱「沃」):我總是同步進行不同系列、不同主題的創作,基本都與雕塑的概念有關,立體雕塑、表演雕塑、錄像雕塑、攝影雕塑、文字雕塑和素描等等不同類型都混合在一起,慢慢推進這些作品的創作。我二十年前曾受邀參加「台北雙年展」,這次我們從當時的「台北戶外雕塑」(Outdoor Sculptures Taipei)系列中挑選了一些與新作可以對話的,一起展出。我跟策展人桑斯一起建立起這次展覽的觀念和架構,當年的那些作品在城市的戶外拍攝,而這次我們不去戶外、也不使用模特,這些某種程度也回應了疫情中的當前狀況。對我來說這也是全新的嘗試,未來我還會繼續試驗這種「無人的一分鐘雕塑」。
歐文.沃姆(Erwin Wurm)《2000台北戶外雕塑》,2000。(藝術家與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我也將常用的建築元素放在這次展覽中,依照一些臺灣的著名建築做出黏土雕塑。這次展覽沒有產生任何作品上或材料上的運輸,因此像是「分解」這樣的系列就沒有納入。我們為這個展覽設了一些「遠距離操作指南」,請美術館工作人員依據詳細說明來完成那些雕塑,一方面是為了回應當前的疫情,另一方面,也是尋找一種遠距離製作展覽的未來可能,因此我很熱衷於這樣做。
「一分鐘台北:歐文.沃姆個展」展覽現場。(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典:時間、空間上的距離的概念,是否對您在創作中想要追求的新意涵有推動作用?
沃:「距離」在今天具有某些新的意涵。過去它可能意味著某種負面意義,現在卻變成了正面的、可以提供保護的,整個世界看待距離這件事有了新的角度。或許這正是我很多年以來一直試圖去做的:透過荒誕、悖論等工具,試著去改變觀看世界的角度。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看世界,可能就會發現不同的東西;時下便是如此。不僅是距離,還有與擴張或膨脹相反的「濃縮」的概念。只要想一下那「經濟必須增長」、「社會必須發展」的觀念,而我時常對此有所懷疑,想要問:為什麼我們需要不斷發展?如果結合生物學來看,唯一需要不斷增長的系統,其實是會摧毀我們健康的腫瘤。或許我們也可以說:人類社會也生病了。在「分解」那個系列中,讓我感興趣的是圍繞人這種存在來創作,也就是說,包含了身體、精神、心理學、心靈等組成部分,我對人在這些層面上被解體這件事感到擔憂,因此在這些比較抽象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鼻子、耳朵、手指這樣一些單獨出現的身體部位,隱喻的就是人被分解的狀態。
就這次臺北的展覽而言,我覺得我們正要進入一個新的天地,尤其是當我意識到許多展覽此時都被關閉或無法展開,這個展覽卻還是可以舉行,我很喜歡這種製作展覽的可能性。
歐文.沃姆(Erwin Wurm)《表演雕塑》,陶土、表演, 2020。(藝術家與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典:我覺得您的創作,恰是對「我們將如何生活」這個議題的自由想像。是否也與您對生態問題的關注有關?
沃:沒錯,我覺得我們需要針對「未來會如何」不斷提問。最近當我再看到自己大約二十年前的《胖房子》(Fat House)時,驚訝地發現這一切變得愈來愈真實。它所講述的就是我們如今這個世界的種種瘋狂,同時也在發問:「為什麼?」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這件作品非常具有當代性。
歐文.沃姆(Erwin Wurm)2018年於首爾舉辦「Storage by Hyundai Card 」個展。(藝術家提供)
典:您的作品探求雕塑媒材的各種可能性,甚至時間都可以說是其中的材料之一。同時您也將大部分作品都歸類為「雕塑」(正如您在個人網站上「作品」一欄下所分類的)。作為一位觀念藝術家,您在這種探求雕塑可能性的多元而長期的實驗中,始終貫穿的思路是什麼?
沃:從學生時代起,我就意識到藝術跟社會之間始終有著緊密的聯繫,我們可以從不同藝術作品中看到它們所屬時代的特性,而不同時代都與某種社會狀態、社會運動有關。因此我在創作中結合了兩方面的工具:一是雕塑的概念,第二就是社會議題,從最開始到現在都是如此。
歐文.沃姆,《一分鐘雕塑》〈主觀訓練〉,2000。(藝術家與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典:下一個問題也與時間性、時代性有關。包括「一分鐘雕塑」、「表演雕塑」在內的若干創作系列,都是跨度近二、三十年的長期創作。隨著時代的更迭,這些計畫開始之初到如今,中間是否經歷過觀念上、或是所欲處理的主題上的轉變?
沃:想法確實一直在變,尤其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愈來愈學著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也敢於表達疑惑——年輕的時候沒有這麼多普遍意義上的疑惑。當我回想父輩、祖輩那時的社會狀況,會發現當時的人犯了很多錯誤;而或許今天不是納粹主義,但我們也從其他角度犯著類似的錯誤。我與我們的下一代會問前輩: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究竟發生了什麼?你們當時有意識到嗎?而或許我們的孫輩以後會問我們:在氣候變遷開始發生的時候,你們做了些什麼?為什麼沒有阻止這一切發生?
「一分鐘台北:歐文.沃姆個展」展覽現場。(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攝影/蔡耀徵)
典:具體來說,以「一分鐘雕塑」為例,最開始的想法是什麼?
沃:在剛開始「一分鐘雕塑」這個系列的那個時期,我發現「短時性」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中變得愈來愈明顯。無論是東西變成廢棄品的速度,還是社會變化的速度、事情對與錯之間轉換的速度……,一切變化發生的速度都愈來愈快,沒有什麼是永遠對、或永遠錯的。真相與時間息息相關。因此針對這種短時性,我想創造出某種等價物,創造出某種只在短時間內存在的雕塑。
典:您將「一分鐘雕塑」系列的展示嚴格限定在藝術展覽的場域內呈現,原因是什麼?
沃:因為這個系列如果沒有在適當的情境中出現,很容易滑向某種誇張的鬧劇,這很危險:可能就只剩下滑稽這一層內涵了。所以在如何展示、在什麼地方展示、展示的頻率等問題上,都需要非常小心。我曾大概不下一百次被邀請在派對上呈現這件作品,但我始終拒絕,否則就會毀了這系列作品。我也收到過很多來自音樂製作方的邀請,唯一接受邀請的一次就是授權嗆紅辣椒樂團(Red Hot Chili Peppers)在其音樂錄影《Can’t Stop》中使用這個系列的概念。總之,得非常小心處理。
2012年, 歐文.沃姆(Erwin Wurm)於紐約舉辦「Ethics demonstrated in geometrical order」個展。(藝術家提供)
「一分鐘雕塑」系列的展示嚴格限定在藝術展覽的場域內呈現,歐文.沃姆(Erwin Wurm)解釋因為這個系列如果沒有在適當的情境中出現,很容易滑向某種誇張的鬧劇。(藝術家提供)
典:在如今的數位時代,各種數位媒材和手段,是否也有可能成為您未來創作新的「雕塑」作品所應用的元素?
沃:我是一個完全屬於自己那個時代的人,年過40才有了第一部手機,再回溯,也是到了12歲家裡才有了電視和電話。現在的年輕人血液中就流動著數位基因,而我並非如此,對我來說它們只是一種工具而已,電腦也並非我主要使用的工具。不過最近我準備藉Instagram的平台發布「一分鐘雕塑」的內容,人們可以從那出發來演出並上傳他們的表演內容。
典:在這裡,您想要藉助Instagram這個新的平台形式追尋什麼樣的新意涵?
沃:因為現在大家都被困在家,所以我覺得可以透過線上平台來做點什麼。早年我曾邀請人們用寶麗萊(Polaroid)相機拍照,因為那可以與「一分鐘」所代表的短時性形成某種對等意義;現在我覺得可以將之延伸至當代的社群媒體上。
歐文.沃姆,《表演雕塑》(部分), 2020,陶土、表演。(藝術家與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攝影/蔡耀徵)
典:透過不同形態的作品,您尋求的是在身體、物件(有時是空間)、行為,以及雕塑的概念之間建立起什麼樣的關係?
沃:對我來說,每一種材料、每一個想法,都可以是藝術創作的開始。事實上,我們都是我們所處環境的一部分,離世的時候也會回到這個環境中去,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是彼此的一部分,甚至香蕉、椅子也可以與我們互為對方的一部分。我覺得這是個美麗的觀念:從根本上來說我們都是互屬彼此的一部分,因此善待彼此、善待環境,最終也是善待自己。
典:這是一個與哲學、尤其是東方哲學有許多共通之處的觀念。
沃:沒錯,我一直都很喜歡這些哲學。哲學始終在問的,是有關人類的狀況、關於真相的問題。在北美館展覽中的表演雕塑,我用了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文本,因為他試著透過語言文字、透過邏輯來闡釋世界,而那其中蘊含了這個複雜世界的能量。我也經常閱讀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著作,他透過只書寫自己、而書寫整個世界;從根本上來說,藝術家也是如此。
歐文.沃姆(Erwin Wurm)《維也納室內雕塑》(部分), 2020,數位輸出。(藝術家與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典:「變形」(transformation或distortion)是您作品中的一個關鍵詞,我們可以看到(身體或物件)形態上的變形、身分的改變等等。「變形」的核心觀念是什麼?是什麼一直推動您去讓這些變形發生?
沃:這是個好問題……究竟是什麼推動我一直這樣做?可以說是某種「更高的力量」在推著我這樣做。而「變形」確實是一個關鍵詞,我覺得一切都在不斷變形成為其他什麼東西的過程中,這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一條定律。
典:而這「更高的力量」指的是什麼?
沃:我想,應該說是「愛」吧。
典:像是幽默、荒誕、荒謬這樣的一些詞,常被用來描述您的作品。而您的作品也同時對觀眾展現出平易近人和深刻哲思的形象。看起來不同年齡層的觀眾都可以欣賞和享受您的創作。您如何看待您作品的這些不同面向?
沃:其實當我創作的時候,並沒有去想著觀眾。我所想的只是如何做出一件好作品。1992年當我開始「一分鐘雕塑」的創作時,我意識到當時我做的許多作品、尤其是錄像作品中,很大一部分看起來都相當荒謬,那時的我第一反應是這些作品很糟糕,很想將這些部分刪去。但很快我就接受了這一切,也接受了荒謬就是我們的一部分這個事實。而與此同時,這些作品忽然就給人以平易近人之感,因為我並沒有賣弄什麼,並沒有表現出一個所謂的「偉大藝術家」似乎應當做出偉大創作的樣子。我開始坦白自己也做了一些壞作品,而人們也覺得這些作品是容易接近的,因為每個人都會犯錯,這是人之常情,藝術家也是如此。我曾經在瑞士的一次畢卡索收藏展上,第一次看到畢卡索的壞作品。我得說,當時我對此感到高興,因為這讓這位偉大的藝術家更加了不起,也更平易近人。我們沒有人是英雄,英雄是美國人在上個世紀的發明。我喜歡的是失敗者(loser),比起超人來,我更喜歡唐老鴨,我也很喜歡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和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這些「失敗者」與我們的距離相當近。
歐文.沃姆(Erwin Wurm)《做吧》,1996,觀眾參與。(藝術家與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典:失敗者所具備的幽默感,往往比那些總是成功的人的幽默感,更具高水準。
沃:是的。因為那是從某種絕望中生出的。拿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來說,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也是個失敗者,但這也是他想要的東西。失敗,讓一個人得以變得更具吸引力,遠超那些所謂的成功者。對我來說就是如此,雖然其他人可以有他們的見解。同樣重要的是,當我們接受了自己是弱小的、是可笑的這個現實,當我們不再被「偉大」的陰影所籠罩,也就是說,我們不再想要變成英雄時,我們也就更有能力去愛,而生活也將變得輕鬆得多,或許也會因此更快樂。
典:在創作藝術的過程中,您最珍視的部分是什麼?
沃:當我創作的時候,可能最不在意的就是「這件作品好不好」——那可能是觀眾、畫廊以及藝評家們會在意的。如果一件作品在誕生的那一刻就讓我覺得它很迷人,那真是糟糕的事,我可能會把它丟掉或者重新做一遍。這就是作為藝術家每天都要進行的抗爭;當一個藝術家,本身就意味著每天都要發生的抗爭。想要什麼都不做、有一天忽然在創作上突飛猛進,那非常罕見。絕大部分時間裡,需要的是勤奮的工作。我非常喜歡這一點。
典:前面提到的像是「分解」這樣的新作系列,似乎顯示出某些近期的創作轉向,包括呈現出一些古典雕塑的特質。是否可以就此作一些分享?
沃:正如前面提到,其實這些不同形態的作品都是並行的,從創作初期起,許多不同類型的作品都是同時開始的,這算是一種創作方法。確實其中有演進發展的方向,但更多地是一種時進、時退的路徑,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生長的狀態。「分解」這個系列算是一段二十年演進過程的最近形態:寫實主義的作品開始,漸漸開始變形、解構的操作,從中生出新形態的作品。我自己也跟這些作品一同生長,也會持續地這樣進行下去。
歐文.沃姆(Erwin Wurm)《攀登101》, 2020,觀眾參與。(藝術家與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嚴瀟瀟(Yan Xiao-Xiao)( 93篇 )

影像研究出身,關注藝術創作、展演機制範疇內的各方面生態,以及藝術與哲學、科學、社會學、神秘學等跨域連結議題。嗜以藝術為入口,踏上不斷開闢新視野的認知旅程。企劃專題包括〈生態,或:我們如何學著停止恐懼並愛上藝術〉、〈台灣前輩藝術檔案〉、〈邁向復返之路:當代原住民藝術在台灣〉等。曾任Blouin Artinfo中文站資深編輯、《典藏•今藝術》資深採訪編輯,現任《典藏•今藝術&投資》執行主編。

Copyright © 2021 Artouch Inc. 保留一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