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沃姆專訪：探向荒謬表皮下的深層內裡

對於曾參與2000年「台北雙年展」的奧地利著名觀念藝術家歐文．沃姆（Erwin Wurm）而言，以最近臺北市立美術館的個展「一分鐘臺北」重返臺灣，同時也意味著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當下，針對當代藝術與人類社會境況之關聯而進行不間斷的思索和實驗。疫情讓他與策展人傑宏．尚斯（Jérôme Sans）都無法實地來到臺北，因此我們與他連線訪談，聽他講述一路以來的創作觀念，以及此次個展面對特殊時期的規畫與布局。在那看似荒謬幽默的表層現象之下，究竟是什麼？

歐文·沃姆（簡稱「沃」）：我總是同步進行不同系列、不同主題的創作，基本都與雕塑的概念有關，立體雕塑、表演雕塑、錄像雕塑、攝影雕塑、文字雕塑和素描等等不同類型都混合在一起，慢慢推進這些作品的創作。我二十年前曾受邀參加「台北雙年展」，這次我們從當時的「台北戶外雕塑」（Outdoor Sculptures Taipei）系列中挑選了一些與新作可以對話的，一起展出。我跟策展人桑斯一起建立起這次展覽的觀念和架構，當年的那些作品在城市的戶外拍攝，而這次我們不去戶外、也不使用模特，這些某種程度也回應了疫情中的當前狀況。對我來說這也是全新的嘗試，未來我還會繼續試驗這種「無人的一分鐘雕塑」。

我也將常用的建築元素放在這次展覽中，依照一些臺灣的著名建築做出黏土雕塑。這次展覽沒有產生任何作品上或材料上的運輸，因此像是「分解」這樣的系列就沒有納入。我們為這個展覽設了一些「遠距離操作指南」，請美術館工作人員依據詳細說明來完成那些雕塑，一方面是為了回應當前的疫情，另一方面，也是尋找一種遠距離製作展覽的未來可能，因此我很熱衷於這樣做。

沃：「距離」在今天具有某些新的意涵。過去它可能意味著某種負面意義，現在卻變成了正面的、可以提供保護的，整個世界看待距離這件事有了新的角度。或許這正是我很多年以來一直試圖去做的：透過荒誕、悖論等工具，試著去改變觀看世界的角度。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看世界，可能就會發現不同的東西；時下便是如此。不僅是距離，還有與擴張或膨脹相反的「濃縮」的概念。只要想一下那「經濟必須增長」、「社會必須發展」的觀念，而我時常對此有所懷疑，想要問：為什麼我們需要不斷發展？如果結合生物學來看，唯一需要不斷增長的系統，其實是會摧毀我們健康的腫瘤。或許我們也可以說：人類社會也生病了。在「分解」那個系列中，讓我感興趣的是圍繞人這種存在來創作，也就是說，包含了身體、精神、心理學、心靈等組成部分，我對人在這些層面上被解體這件事感到擔憂，因此在這些比較抽象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鼻子、耳朵、手指這樣一些單獨出現的身體部位，隱喻的就是人被分解的狀態。

就這次臺北的展覽而言，我覺得我們正要進入一個新的天地，尤其是當我意識到許多展覽此時都被關閉或無法展開，這個展覽卻還是可以舉行，我很喜歡這種製作展覽的可能性。

沃：沒錯，我覺得我們需要針對「未來會如何」不斷提問。最近當我再看到自己大約二十年前的《胖房子》（Fat House）時，驚訝地發現這一切變得愈來愈真實。它所講述的就是我們如今這個世界的種種瘋狂，同時也在發問：「為什麼？」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這件作品非常具有當代性。

沃：從學生時代起，我就意識到藝術跟社會之間始終有著緊密的聯繫，我們可以從不同藝術作品中看到它們所屬時代的特性，而不同時代都與某種社會狀態、社會運動有關。因此我在創作中結合了兩方面的工具：一是雕塑的概念，第二就是社會議題，從最開始到現在都是如此。

沃：想法確實一直在變，尤其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愈來愈學著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也敢於表達疑惑——年輕的時候沒有這麼多普遍意義上的疑惑。當我回想父輩、祖輩那時的社會狀況，會發現當時的人犯了很多錯誤；而或許今天不是納粹主義，但我們也從其他角度犯著類似的錯誤。我與我們的下一代會問前輩：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究竟發生了什麼？你們當時有意識到嗎？而或許我們的孫輩以後會問我們：在氣候變遷開始發生的時候，你們做了些什麼？為什麼沒有阻止這一切發生？

沃：在剛開始「一分鐘雕塑」這個系列的那個時期，我發現「短時性」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中變得愈來愈明顯。無論是東西變成廢棄品的速度，還是社會變化的速度、事情對與錯之間轉換的速度……，一切變化發生的速度都愈來愈快，沒有什麼是永遠對、或永遠錯的。真相與時間息息相關。因此針對這種短時性，我想創造出某種等價物，創造出某種只在短時間內存在的雕塑。

沃：因為這個系列如果沒有在適當的情境中出現，很容易滑向某種誇張的鬧劇，這很危險：可能就只剩下滑稽這一層內涵了。所以在如何展示、在什麼地方展示、展示的頻率等問題上，都需要非常小心。我曾大概不下一百次被邀請在派對上呈現這件作品，但我始終拒絕，否則就會毀了這系列作品。我也收到過很多來自音樂製作方的邀請，唯一接受邀請的一次就是授權嗆紅辣椒樂團（Red Hot Chili Peppers）在其音樂錄影《Can’t Stop》中使用這個系列的概念。總之，得非常小心處理。

沃：我是一個完全屬於自己那個時代的人，年過40才有了第一部手機，再回溯，也是到了12歲家裡才有了電視和電話。現在的年輕人血液中就流動著數位基因，而我並非如此，對我來說它們只是一種工具而已，電腦也並非我主要使用的工具。不過最近我準備藉Instagram的平台發布「一分鐘雕塑」的內容，人們可以從那出發來演出並上傳他們的表演內容。

沃：因為現在大家都被困在家，所以我覺得可以透過線上平台來做點什麼。早年我曾邀請人們用寶麗萊（Polaroid）相機拍照，因為那可以與「一分鐘」所代表的短時性形成某種對等意義；現在我覺得可以將之延伸至當代的社群媒體上。

沃：對我來說，每一種材料、每一個想法，都可以是藝術創作的開始。事實上，我們都是我們所處環境的一部分，離世的時候也會回到這個環境中去，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是彼此的一部分，甚至香蕉、椅子也可以與我們互為對方的一部分。我覺得這是個美麗的觀念：從根本上來說我們都是互屬彼此的一部分，因此善待彼此、善待環境，最終也是善待自己。

沃：沒錯，我一直都很喜歡這些哲學。哲學始終在問的，是有關人類的狀況、關於真相的問題。在北美館展覽中的表演雕塑，我用了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文本，因為他試著透過語言文字、透過邏輯來闡釋世界，而那其中蘊含了這個複雜世界的能量。我也經常閱讀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著作，他透過只書寫自己、而書寫整個世界；從根本上來說，藝術家也是如此。

沃：這是個好問題……究竟是什麼推動我一直這樣做？可以說是某種「更高的力量」在推著我這樣做。而「變形」確實是一個關鍵詞，我覺得一切都在不斷變形成為其他什麼東西的過程中，這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一條定律。

沃：我想，應該說是「愛」吧。

沃：其實當我創作的時候，並沒有去想著觀眾。我所想的只是如何做出一件好作品。1992年當我開始「一分鐘雕塑」的創作時，我意識到當時我做的許多作品、尤其是錄像作品中，很大一部分看起來都相當荒謬，那時的我第一反應是這些作品很糟糕，很想將這些部分刪去。但很快我就接受了這一切，也接受了荒謬就是我們的一部分這個事實。而與此同時，這些作品忽然就給人以平易近人之感，因為我並沒有賣弄什麼，並沒有表現出一個所謂的「偉大藝術家」似乎應當做出偉大創作的樣子。我開始坦白自己也做了一些壞作品，而人們也覺得這些作品是容易接近的，因為每個人都會犯錯，這是人之常情，藝術家也是如此。我曾經在瑞士的一次畢卡索收藏展上，第一次看到畢卡索的壞作品。我得說，當時我對此感到高興，因為這讓這位偉大的藝術家更加了不起，也更平易近人。我們沒有人是英雄，英雄是美國人在上個世紀的發明。我喜歡的是失敗者（loser），比起超人來，我更喜歡唐老鴨，我也很喜歡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和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這些「失敗者」與我們的距離相當近。

沃：是的。因為那是從某種絕望中生出的。拿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來說，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也是個失敗者，但這也是他想要的東西。失敗，讓一個人得以變得更具吸引力，遠超那些所謂的成功者。對我來說就是如此，雖然其他人可以有他們的見解。同樣重要的是，當我們接受了自己是弱小的、是可笑的這個現實，當我們不再被「偉大」的陰影所籠罩，也就是說，我們不再想要變成英雄時，我們也就更有能力去愛，而生活也將變得輕鬆得多，或許也會因此更快樂。

沃：當我創作的時候，可能最不在意的就是「這件作品好不好」——那可能是觀眾、畫廊以及藝評家們會在意的。如果一件作品在誕生的那一刻就讓我覺得它很迷人，那真是糟糕的事，我可能會把它丟掉或者重新做一遍。這就是作為藝術家每天都要進行的抗爭；當一個藝術家，本身就意味著每天都要發生的抗爭。想要什麼都不做、有一天忽然在創作上突飛猛進，那非常罕見。絕大部分時間裡，需要的是勤奮的工作。我非常喜歡這一點。

沃：正如前面提到，其實這些不同形態的作品都是並行的，從創作初期起，許多不同類型的作品都是同時開始的，這算是一種創作方法。確實其中有演進發展的方向，但更多地是一種時進、時退的路徑，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生長的狀態。「分解」這個系列算是一段二十年演進過程的最近形態：寫實主義的作品開始，漸漸開始變形、解構的操作，從中生出新形態的作品。我自己也跟這些作品一同生長，也會持續地這樣進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