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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窺創作心路:卡羅爾.波維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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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窺創作心路:卡羅爾.波維訪談錄

自稱如果不當藝術家,也許會去當中醫師的卡羅爾.波維,以藝術的不歸路,結合地景生態,剛柔互濟,呈現嶄新拼貼雕塑,亮彩昂揚,引領風潮。典藏採訪團隊專程到了紐約布魯克林的藝術家工作室,與波維進行深度專訪。
為了深入了解卡羅爾.波維(Carol Bove,1971-)的藝術創作與內涵,典藏採訪團隊於2月2日專程到了紐約布魯克林藝術家工作室,進行訪談。自稱如果不當藝術家,也許會去當中醫師的卡羅爾.波維,以藝術的不歸路,結合地景生態,剛柔互濟,呈現嶄新拼貼雕塑,亮彩昂揚,引領風潮。今年3月,在代理畫廊卓納畫廊的推薦下,波維將帶來4件雕塑作品,亮相香港巴塞爾藝術展,於卓納畫廊特闢展位空間呈現!而今年9月,亦預計將於卓納畫廊香港空間,舉行波維在亞洲的首次個展,讓眾多喜愛、或是未還親身接觸她作品的亞洲觀眾,第一線感受波維作品的魅力。以下為典藏團隊,於波維的紐約工作室專訪摘要。
卡羅爾.波維在紐約布魯克林的工作室接受典藏團隊的訪談。(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典:您的出生、成長,以及藝術傳承?
卡:我父母是瑞士人,後來移民美國,成為美國公民,但他們常在美國與瑞士兩國之間來回穿梭。我雖然在瑞士出生,但瑞士不像美國,一出生就擁有合法居民權,我沒有瑞士國籍,頂多是精神上的瑞士人。
我父親是位「房屋畫家」,他曾就讀於藝術學校,卻從未曾創作,而是藍領階級的工作者;1960年代的美國社會,到處都是嬉皮士(hippie),父親也深受嬉皮文化的影響。我母親是詩人,但從來沒出版過詩集。我認為,自己能走上藝術之路,與家庭背景有一些關聯。其實父母對我成為藝術家,沒有持抱太多期許,比較是無心插柳的感覺,這在某種程度上,讓我沒有太多包袱也沒有太大的壓力。
典:您從小就決定創作雕塑嗎?
卡:我兒時曾經幫助父親的友人在加州愛莫利維爾的泥灘上,建造一個魚形的垃圾雕塑,這是一個免費讓藝術家展示作品的藝術公園。從1960年代開始到現在的幾十年間,雕塑家希望在公園活動,也讓公園維持著生氣勃勃的狀態。那時,我就知道自己喜歡進行立體感的創作。初期,我也曾經遵循傳統,念許多基本功的課程,但是沒多久,我決定暫時休學,讓自己沉澱。經過14個月的反省與摸索後,我覺得自己準備好了,於是重新回到學校進行學習。畢業後3個月,我做出了自己想要的作品,也找到自己的定位與目標,帶著夢想,展開專業藝術創作之旅。
卡羅爾.波維帶領典藏團隊參觀作品。(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典:雕塑歷程怎麼開始的?
卡:我之前畫過一小段時間的水彩畫,爾後我意識畫水彩的過程十分痛苦的。在繪畫中,我曾經自我錘鍊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那些基本功我大致具備,對於琢磨過程的辛苦無趣,我也能接受,但都不是困擾我選擇創作類型的原因。真正讓我改弦易轍,轉做雕塑的關鍵是在繪畫創作過程中,我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少了共鳴感,也缺少由心而生的感動。反之在雕塑上,我感受到自由,有許多立即而直接的心靈反饋,幾乎是唾手可得的,令我有更多的成就感。
雕塑還有一個特性,就是「規模」(scale),把物件放大,放得無限大,很有意思。所謂「大就是美」,尺寸本身,有時可以從物件本身中抽離。有時也會忘記何謂尺寸,為大而大,也很好玩。「規模」很奇特,完全可塑,而且帶有不固定性,我喜歡這樣的概念。還有就是距離遙遠的物件,看起來小巧,近距離卻變大了。大與小之間富含哲理,皆有樂趣。而雕塑正是一種去制式的藝術思想,現在我只做雕塑,創作之前,也不打草稿。
約兩年前,我曾於紐約個展之前為我的藝術裝置苦惱,一直自問作品是對牆面的回應嗎?展場就像一個劇場(theatrical)空間,而且很像是只有一位作者的群展。之後我注意到,這是一種制式的藝術實踐,所以我挑戰自己製作一個看起來僅一位藝術家的展覽:不考慮牆面,而只做雕塑展覽。因而我做了一個限制,也就是將作品從牆上移除。某種程度上,該展是劇場化(theatricalized)的,然而某種程度來說,又是非劇場化的。透過這次布展的經驗,我對創作和空間有了新的啟發。
典:您的雕塑創作,是否受其他藝術家影響?
卡:有的。1990年代早期的藝術實踐,就像菲利克斯.岡薩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 Torres)和羅伯特.戈伯(Robert Gober),我也想到了卡迪.諾蘭德(Cady Noland)等藝術家綜合他們的想法,製作的本身並不是裝置藝術,他們思考的是展覽的視覺及物體如何與空間相互作用。空間乘載文化、歷史和語境,也同時是非常劇場式的,它延伸極簡主義的邏輯,然後融入隨後跟進的藝術評論。所以我認為他們的作品是真正內化而延伸發展的;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藝術實踐類型,即是一個看似群展的獨秀。我無法擺脫這種局面,這樣的概念,深植我對藝術展覽維度思考與理解。但我想讓它淡化一些,而不是如此顯著,以致成為了展設的一個特徵。
典:請問您如何選擇展覽的場域?
卡:我喜歡在富有歷史意義的場域上作項目或展覽。雖然,我沒有在這方面設想太多。我的意思是說,我的想像力有極限。每當我想到一個我沒去過的城市時,我就會想起那是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劇場,空間空白,有幾個演員,當我去那裡時,我總是很驚訝這個劇場是如此的熱鬧。因此,我總是非常直接地使用視覺上絕對具體的場域。如果我沒有看到場域,我的想像甚至無法開始。小時候,母親是一個學習禪宗的佛教徒,所以我覺得佛法與我非常接近,我想到了佛法和俗世,所以我認為我與佛教徒,有某種非常深刻的共鳴。
卡羅爾.波維2017年在威尼斯雙年展展出的作品。(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典:透過雕塑的藝術思想,您希望和觀眾有怎樣的互動?
卡:我沒辦法期待觀眾一下子就能了解我和我的藝術。面對觀眾時,我想知道我們是否在談論同樣的事情。偶爾我也想放開執著,做一些無「我」的東西。至於,該如何談論呢?它是具有文化的,有其怪癖也有其習性,這即是我表達自己的方式,以及我如何感受自身感受的方式。我也有這種非常超個人(transpersonal)的人性,這不僅是超個人的,也是宇宙萬物的一切,若我能將這些感興趣的思考放入創作中,應該十分有趣。
同時,我不想使用「普遍」(universal)作描述,因為該字眼意味著非常具體,可我不想讓它具體化。雖有些相似,卻更具有超個人的性質,更像佛性。這幾乎超出個人經歷所帶來的空虛(voidness)或清晰和開放(clearness and openness)。我想我之前可能提過,作品與觀者間的互動形式,希望每個人都能接受這種循環體驗,即在「觀何」與「誰觀」間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作為第一個觀眾,可以審視這層關係:「這是關於我,還是關於我們? 」但是,為了達到真正的誠實,並且讓每個人都能理解它,我必須投入其中。與此同時,我努力保持謹慎,以便屏除滿足自尊心的需要。我並不是為了做大而做大,或者我不是為小而做小,我只是要把它做成一個它該有的大小,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挫折容忍度如此重要。因為我得以做出舒適圈外的作品,它挑戰了我對每個人應該是誰的認知,挑戰了我將得到何種認可的感知。
卓納畫廊於2018年6月8日-8月3日展出卡羅爾.波維個展展覽一景。(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典:分享一下與卓納畫廊的結緣故事?
卡:我從2011年開始與卓納畫廊合作,所以迄今已經7年半。當然,我是從認識畫廊老闆大衛.卓納(David Zwirner)開始。他對觀念性作品很有感知。認識他就像約會,有種求愛(coy)的過程。一開始他跟我打招呼聊作品。但作為藝術家,就算很領情也不能立即接受,回應行動必須是戰略性地,尤其身為女性,就得更靦腆矜持一些。他買的第一件作品,是緊挨著地面鋪設的巨大鐵路,非常具觀念性,也引起我的注意,我那時心想,他是一個觀念先進、富冒險精神,又很認真的畫廊主。之後我到卓納畫廊作展覧,他把收藏的大作品借出來展覽,我很感動。
典:香港展覽即將舉行,您如何做準備?
卡:我準備了多種尺寸、顏色及造型的作品參展。目前正在做展間模型規畫。你可以看到展覽的規模,我將模型製作得很大,如大多數建築師一樣製作模型。香港展場大,我可以利用更多空間,但我創作很慢,很多作品還在進行中。
卡羅爾.波維與典藏藝術家庭社長簡秀枝。(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典:另外馬上到來的3月香港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 HK),有多少作品參展?
卡:4件尺寸、顏色都不同的作品,希望在香港的收藏家們會喜歡。
典:您的定位是國際藝術家,創作也以全球性為考量,即將到以華人社會為主的香港做展覽,你會考慮將個別特性嗎?例如,華人喜歡紅色,您帶到香港的作品,會考慮紅色系列?
卡:是的,這是我思考的部分。創作時,我對場域的考慮很多,也思考如何溝通,畢竟不同的地域會有有不同的溝通方式,所以當然非常必要準備量身打造。不過香港是國際城市,有全世界各地的收藏家,至於是否已經有香港或台灣的收藏家,收藏我的作品,我想是有的,但數量我得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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