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文杰專欄】待完成的轉型正義，踏查臺北二二八歷史地景文化資產

年假過後不久便是二二八和平紀念日，關於73年前這一場大規模屠殺暴行，發生在臺灣各地場域，這些空間是屬於負面文化資產教育的場址。雖然近年來臺灣廣設二二八和平紀念碑， 對於二二八事件相關場址卻缺乏保存與詮釋的積極做法，因此許多二二八事件場址因為都市更新而消失，殘存且有歷史價值的二二八事件空間，即使因為經歷文資審議被保留，仍有很高比例沒有把二二八事件列入指定、登錄文化資產的原因，同時被保留下的空間場域有的亦欠缺說明，即使路過，大多數人也不知該處是歷史重要事件空間，所以有必要重新檢視目前的文資保存狀況。

筆者認為談論二二八歷史地景文化資產有其必要性，過去臺灣因為戒嚴，無法談論這一類地景的歷史價值。當這些場域被消失時，迫於生命中難以承受的恐慌，無法或不敢提出必須保存的論述。解嚴之後，二二八事件固然編入了教材，但是我們缺乏真正落實的文化資產教育，許多青年學子認為，二二八只會在教科書裡面出現，生活中似乎都沒有二二八事件的蹤跡，但事實並非真的如此。

臺灣的法定文化資產當中，也有數件古建築場域曾經是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場景，無奈的是這些法定文資的指定及登錄理由有不少卻閉口不談二二八事件，不把此事件發生地的歷史事件當成具備文化資產認定的理由。這也顯示文資委員在審議過程中缺乏歷史認識的史觀，即使以二二八事件登錄為歷史建築的建築物，在文化局無能及臺灣都更開發派的壓迫下，被主張留下一層立面的表皮即可，其他部份則可以拆除來改建大樓，面對這樣的危機，促使了筆者率先探討。不過二二八事件對臺灣全島的影響由北起基隆到南至屏東幾乎無一倖免，研究範圍廣闊，非一人能獨立完成，需要是成立類似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方式，有專人團隊來研究，才可能實現。因此筆者將此篇議題限縮在臺北，用拋磚引玉的方式談論幾個保存個案。

發生在73年前的二二八事件在解嚴之後固然有許多歷史研究紛紛出爐，但也仍有許多不足尚待發掘。首先，被認為是二二八導火線的是發生於1947年2月27日的圓環查緝私菸案，在大稻埕法祖公廟對面的天馬茶房亭仔腳擺攤的菸販林江邁，因走避不及，遭到查緝人員攔截，查緝私菸的人員不只沒收私菸，還用槍托打傷林江邁，連帶將專賣局製的香菸與林婦的金錢一同沒收，此舉引起旁觀民眾的不滿，在民眾替林婦討公道過程中，查緝員傅學通為求脫身，竟然在大稻埕永樂座戲院附近開槍，導致誤擊斃旁觀市民陳文溪，所以天馬茶房就是圓環緝菸事件引爆地。

若依照我國《文化資產保護法》（簡稱《文資法》），「天馬茶房」理應符合具有歷史意義，是歷史事件所定著地，同時這也是一間在日本時代就存在，具有時尚指標性質的高級茶房， 無奈《文資法》於1982年就制定，天馬茶房卻是在2005年被都更改建成大樓，可見當時的臺北市文化局完全沒有認知到「天馬茶房」應該是準文化資產。文化局完全沒有任何主動保存的動作，公民社會也對這樣的建築不甚了解，未有發起大規模保存運動，就任憑它被拆除了。

臺北市政府文獻會固然曾在南京西路183號前建立一座「二二八事件引爆地紀念碑」，但是因為「天馬茶房」主體建築的消失，後續也引發引爆地紀念碑位置不正確的爭議。2012年2月25日，當時是市議員的高嘉瑜與文史工作者，認為天馬茶房正確位置是位於南京西路187號前（註1），而在地專家莊永明等多位（註2）老師也指出臺北市政府豎立的「二二八事件引爆地紀念碑」，不是在當時已拆除的天馬茶房舊址前，這些指證顯示立碑位置有誤，不過因為建築物拆除，連遺跡都沒有留下，造成許多人在參觀、緬懷時被錯誤地點的「二二八事件引爆地紀念碑」誤導。

臺北市政府在2012年對於民間指責「二二八事件引爆地紀念碑」位置設置誤差10公尺一事，當時文化局擔任股長的王秉五（註3）曾表示會考證後改善，而這個碑體在2007年也曾討論重建。主因是碑體設計草率，狀似餐廳外展示的Menu，方型碑文四角銳利易造成危險，也缺乏利用好的公共藝術來詮釋，不過2002至2020年這八年來，臺北市經歷馬英九、郝龍斌、柯文哲三任市長，市府文化局都沒有做出任何說明、考證與修正，可見臺北市文化局抱持著能混則混，敷衍的心態在面對這一段重要歷史。

固然臺灣多數書籍與史學家認為1947年2月27日圓環（天馬茶房）緝菸事件是二二八事件的起始，但若如此，為何不是稱為227事件？

事實上，有關二二八事件專有名詞地出現早在1947年就出現，例如事件發生當下，仕紳們就成立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中國上海發行的《中國生活畫報》（The Life of China）也採用二二八之說，如該刊物出現〈臺灣二二八事件寫真〉；同年4月《前峰》雜誌出版的刊物也出版了二二八慘案事件專號；基隆瑞三煤礦白夫人墓碑文亦用了「二月二十八之變」來形容該事件，因此筆者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指1947年2月28日所帶來連續數月的反抗， 陳儀等擁有槍桿政權者，下令所屬軍隊對抗議民眾採取屠殺開槍的處理方式，因為臺北放送局廣播將消息傳送，導致全臺大規模的抵抗。

筆者認為二二八軍事屠殺事件與二二七誤殺事件，兩者固然有前後因果關係，不過由政治責任的角度來分析是截然不同的，但多數史學詮釋者仍將天馬茶房當成二二八事件的引爆地。

根據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史料顯示，1947年2月28日，民眾不滿前一日天馬茶房緝菸事件未獲解決，開始沿街打鑼，發起罷市、罷工，當日10時許，群眾衝入專賣局臺北分局（原辰馬商會現為彰化銀行）。12時許，群眾又湧向南門專賣局總局，要求懲兇。下午1時許，有大批民眾以鑼鼓為前導，由臺北火車站往行政長官公署（現行政院）前進，沿途民眾競相跟隨，聲勢浩大。但隊伍行至中山路口，尚未到達行政長官公署廣場前，即遭武裝士兵阻擋並開槍射殺，民眾奔逃，多人傷亡倒地。下午2時許，民眾聚會於臺北新公園（今之二二八和平公園），隨後進佔公園內的臺灣廣播電臺（放送局），向全臺廣播批判陳儀政府貪污腐敗、民不聊生，並號召民眾起而驅逐各地官吏以求自存。因此全臺先後知悉臺北發生「二二八事件」，政治抗爭行動乃蔓延全島。

上述的二二八當日歷史場景，除了第三代臺北車站拆除改建，至今依舊存在且具有法定文化資產身分的有專賣局臺北分局（原辰馬商會現為彰化銀行）、南門專賣局總局、行政長官公署（現行政院）、臺灣廣播電臺（放送局）。不過檢視政府文化保存政策，這些歷史地景即使成為法定文資，卻是缺乏注重二二八歷史的詮釋與保存面向。

原辰馬商會本町店鋪（彰化銀行臺北分行），1947年當時稱為臺北專賣局，可以說是2月28日當日的衝突第一現場，2012年經由文史專家凌宗魁向臺北市文化局提報文化資產，可是文資審議結果，只有登錄為「歷史建築」。

在臺灣文資的類別中，「歷史建築」的保護性較「古蹟」差一大截，經常只留下立面，其他被任意拆除改建，這件事差點也發生在這一棟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上。

2016年（註4）具有大量官股的彰化銀行，企圖將原辰馬商會本町店鋪三層樓的建築拆除改建成13層高樓出租賺錢，臺北市文化局文資會竟然也同意，而這棟建築物除了標榜鈴置良一（Suzuoki Ryouichi）設計之外，是臺灣文資少數登錄理由註明經歷見證二二八重大歷史事件之場所，要被抹滅拆除卻是如此輕率，所幸議誌 i-tsi出資、長老教會免費出借帳篷、共生音樂節、凌宗魁老師、北社陳儀深老師、媒體人馮光遠、退休教授楊重信老師、臺北文資環境聯盟等發起「共識電影節」搶救二二八歷史建築，筆者也有幸參與其中，經眾人努力，這建築才暫時免於被拆除。（註5）

南門專賣局總局、行政長官公署（現行政院）都是屬於國定古蹟，主管機關為中央文化部，此兩處國定古蹟在1947年2月28當日也見證了重要歷史，不過若翻閱此兩處古蹟指定的理由，皆是建構在建築美學與建築師名望上，二二八歷史事件並沒有被列入，也就是即使透過文化部文資局的專業網站，亦無法知曉這是見證二二八事件的文化資產。

至於現為臺北二二八紀念館，過去是「臺北放送局」，但是長期沒有任何文化資產身分。臺北市文化局處理這棟建築文資做法異常奇特。早在1998年，文化局將「臺北放送局」門外附屬擴音設施放送亭先行公告為市定古蹟，卻便宜行事沒將主體建築列入文化資產，導致主體建築有局部被改建。

臺北放送局在二二八事件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因為過去的抗爭事件如1946年的新營事件和布袋事件都因為資訊缺乏，消息無法立即散播到全臺，所以侷限於地方性，但是在二二八事件中，因放送局被民眾控制，民眾將訊息藉由廣播傳送，引起全臺沸騰，這也是二二八事件與之前其他類似事件的差異。

臺北放送局長期沒有文化資產身分的問題終於在2019年11月經文資審議為古蹟，文化局將其送入審議的原因之一，竟然是被筆者及相關文資團體批評怠惰，不過至今已經通過文資審議兩個多月，尚未在文化部文資局網站上看到任何相關公告。

事實上，臺北市法定的文化資產當中，還有許多二二八相關的文資地景，例如中山堂、撫臺街洋樓、北門、北門郵局、鐵道部等。

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會議許多是在中山堂召開，因為臺灣省參議會的議事會場當時就設立在中山堂。這個場域自然成為地方民意與仕紳們商討善後辦法的開會現場。例如1947年「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就是在此成立，二二八事件中的《32條處理大綱》在此討論後跟陳儀提出，無奈中山堂雖在2019年以具稀少性與重要性的理由，由市定古蹟升格國定古蹟，但是二二八事件的相關歷史仍然不是指定國定古蹟的理由之一。

中山堂附近的古蹟撫臺街洋樓也是二二八事件相關的文資地景，因為這是戰後《人民導報》社的原址。二二八事件後，敢正義直言的媒體通通被查封，相關媒體工作者多人被槍斃。《人民導報》社是諸多查封的報館中唯一僅存的報館遺址，原貌大致依舊，兩任社長宋斐如、王添灯皆為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可是臺北市文化局指定古蹟理由也忽略了《人民導報》這段史實。

至於筆者認為最荒謬的文資事件是自稱二二八受難者的柯文哲，他用「法國的巴黎有凱旋門，臺灣的臺北有北門」來形容自己的市政政績。因為二二八受難者後代，也是二二八研究者阮美姝在《幽暗角落的泣聲》一書的報導指出1947年3月1日當日北門周遭的慘狀。該著作指出：

「士林電器總經理周先生與許多附近居民都目擊了這其中一場在北門及臺北郵局（電信局）的屠殺事件。三月一日，聽說北門聚集了許多民眾以及市民的他，在現場看到了數輛載著軍人的軍用卡車、機槍在北門旁聚集。隨後卡車緩緩移動，他們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即將大難臨頭。接著車上士兵開始用機槍掃射市民，群眾一哄而散；周先生身邊人應聲而倒，他立即拔腿快跑，才幸而躲過一劫，而在北門對面電信局工作的楊姓職員，由於辦公室在後棟內層，不知道外面發生了大事，直到下班後走出大廳，才發現路上已經死了很多人。軍用卡車以及重要的十字路口都設置了機槍，到處射殺無辜民眾。他為求生情急下跳進水溝裡，發現裡面早已有死人，他正好趴在一具屍體上，因此臀部挨了一槍。而後來在醫院從昏迷中醒來後，醫生告訴他從皮肉中取出的子彈碎片竟有一百多片。」（註6）
——擷取自《幽暗角落的泣聲》第134頁

也就是就臺灣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角度來說，北門絕對不會是「凱旋門」，這些周遭的古蹟包含北門、北門郵局、鐵道部都是見證歷史傷痛事件的重要地標。

由於二二八事件引發全臺性的反抗，臺灣可以說是幾乎每縣市都有所謂的二二八事件地景，但是隨著地景改變、都更，這些在國外可能被列為負面文化資產的案例逐一消失。由國家角度出發，其實有緊急保存的必要，例如位於基隆明德山莊旁的瑞三煤礦白夫人墓，保存十分完整，是基隆二二八文資的代表。彰化二水陳篡地故居及其躲避的山洞聽聞也尚存，據筆者所知曾經有文資相關團體提報但經歷彰化縣政黨輪替，仍沒有進入文資大會進行文資審議。嘉義潘木枝醫師故居保存完善，家屬有意建立人權紀念館，但是以上的遺憾是通通沒有文資身分。

近年來這類具歷史意義的地標，因缺乏文資身分的保護，在臺灣常常有遭遇破壞之虞，例如見證27部隊與國民黨軍「烏牛欄戰役」的烏牛欄橋橋墩，就是因為南投埔里公所的施工被破壞，且事隔兩年多來，南投縣府文化局依舊沒有進行任何文資審議，若中央文化部也無法積極督導地方，這些具歷史意義的地景，會不會被消滅呢？

而文化部是不是也應該考慮，將現有的法定文化資產進行盤點呢？類似北市有許多文資與二二八事件息息相關，卻沒有將二二八重大歷史事件列為登錄理由。據筆者所知，這一類地景在其他縣市至少尚有宜蘭頭城媽祖廟、彰化溪湖糖廠、嘉義火車站、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原高雄市役所）、高雄中學紅樓等。文化部要不要基於呈現文化資產的完整性，將這些二二八事件地景列入指定或登錄文化資產的理由呢？或是設立說明牌、導覽網站，QRCODE掃描導覽？

而許多二二八地景因為都更消失了，例如張七郎的仁壽醫院，原址位於花蓮縣鳳林鎮鳳中正路二段143號145號，這棟建築也像天馬茶房一樣拆除了（註7），但是如果政府用心，參考布達佩斯利用藝術方式，製作類似多瑙河岸的鞋子（Shoes on the Danube Bank，註8），這種簡易易懂的說明，而非應付的說明牌，至少將情境與場所精神還原。

註1　維基百科等指出天馬茶房住址是189號，此說法應該有誤，因為日治時期留下的照片顯示，是位於道路轉角處，也就是187號是比較可能的。對於天馬茶房正確位置，筆者目前正與所有權人詹天馬後代聯繫中。

註2　例如當地耆老王雲雕說：「天馬茶坊位置並非在現在的男裝社（183號），而是更靠近黑美人酒家的位置。」

註3　現已高升為文化局科長。

註4　當時中央政府仍屬於國民黨執政，文化部沒有作為，今日的鄭麗君部長當時是立委身分，她呼籲彼時的文化部、財政部與臺北市政府立即協調，在保障彰銀權益下另找替代方案，取消高樓改建計畫、完整保存原辰馬商會。

註5　因為歷史建築的保護性差，若彰化銀行再次提出都更，亦有可能被拆除僅剩下立面。

註6　推測是使用國際上禁用的達姆彈造成。

註7　目前原址成為一家便利商店。

註8　「多瑙河岸的鞋子」（Shoes on the Danube Bank）是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一個紀念碑，是為了紀念二戰期間被納粹於河岸勒令脫鞋，再槍殺的一群廣大受害者，由電影導演詹．托蓋（Can Togay）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