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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森信男專欄】從文明開化到國族想像:穿著正裝的亞裔

【高森信男專欄】從文明開化到國族想像:穿著正裝的亞裔

透過亞、非的比較,我們或許可以藉由西裝這個簡單的概念,了解雙方在面對歐洲殖民的物質文化時,回應方法上的異、同之處。

衣服章身,禮貌所寄;莫趨時髦,樸素勿恥。式要簡便,料選國貨;注意經用,主婦自做。洗滌宜勤,縫補殘破;拔上鞋跟,扣齊鈕顆;穿戴莫歪,體勿赤裸。—〈新生活須知第七、新生活之衣〉,《新生活運動綱要》,1934

筆者於上篇專欄提及西裝文化於非洲之發展,以及當代非裔如何回應象徵殖民主義的歐洲服裝形式。然而當我們將目光轉回亞洲時,則可發現亞洲人在面對西裝文化時,顯現出與非裔不太相同的態度,同時也因為這些文化辯證上的拉扯,導致亞洲出現獨特的新興國族正裝文化。透過亞、非的比較,我們或許可以藉由西裝這個簡單的概念,了解雙方在面對歐洲殖民的物質文化時,回應方法上的異、同之處。

1888年描繪日本鹿鳴館舞會的浮世繪。楊洲周延《貴顯舞踏之略圖》。(© Wikimedia)

談起西裝,日本大概是亞洲最為奇特的案例之一。明治維新引入的歐式正裝文化,至今依舊深深影響日本的日常穿著。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崇尚「文明開化」,所謂文明開化其實就是對於舊有文化的徹底棄絕。明治維新若發生於20世紀,則可能堪比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對於舊有體制以及文化遺產造成很深的破壞。在明治官方崇歐的氣氛之中,服裝改革亦是破除舊有社會制度的重要環節。明治3年(1871)頒布的《散髮脫刀令》先是透過服裝的方式拔除武士階級的外顯身分符號,而隔年(1872)則是制定宮內禮服規章,皇室及高級貴族開始穿著全歐式正裝。

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的「國民服」。(© Wikimedia)

日本的「洋服控」文化現象延續自今,有些西方文化觀察家把日本每日黑壓壓的西裝上班族大軍譬喻為新時代的武士文化:日本社會透過類似「制服」的制度,確立企業內部的階級臣屬關係。然而日本對於西裝的接受其實也並非一夕之間達成,事實上明治時期,洋服的推廣是處在「官熱民冷」的狀態。西裝反而是透過包括學生服、鐵道員、公務員及軍人等「制服」的形式被推廣,而成為了某種政府動員及組織文化相聯結的意象。而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政府亦曾嘗試推動類似亞洲國族新興正裝的「國民服」。和日本曾同為軸心國的泰國,亦透過制服文化來推動洋式正裝:泰國大學生至今依舊被要求穿著西裝式的制服上課,而大學教授則配有正式典禮時類似軍服的禮服正裝。日、泰兩國的洋服文化在今日西裝已逐漸退出日常工作場域的西方世界看來,反而成為了某種文化演化過程的活化石。

台灣因曾為日本殖民地,相關的洋服文化亦於殖民統治時期開始普及。在網誌《台灣服飾誌》討論日治時期西裝的文章中便提到西裝如何身為某種身分地位的象徵,文章中提及呂赫若的小說《牛車》中,市井小民如何在被西裝筆挺的男士斥責時,馬上呆若木雞的場景。然而洋服於台灣的特殊性並非僅止於階級意識上的差異。不少資料都曾提及,日治時期若走在台北街頭,穿著洋服的風氣可能勝過日本,尤其摩登女性比起和服,更願意穿著洋裝。在此我們似乎隱隱約約的發現,洋服似乎成為「本島人」的某種秘密暗號,實際上對於台灣還在萌芽期的民族想像起了某種潛移默化的作用。

法國殖民時期位於河內美術學院的學生合照,可看出當時於亞洲亞熱帶/熱帶殖民地的西裝款式流行淺色、白色之西裝,且在高等教育場域亦是日常穿著之一。(©  AAP

翻閱日治時期的寫真,可以發現當時盛行淺色、甚至白色的西裝。這種「殖民時尚」也普遍見於東南亞各殖民地。根據洪德青的文章,作者便提及在法國殖民時期,滿街的白色亞麻材質西裝便是殖民地印度支那的dress code。而當時主掌河內裁縫業的,通常是華裔移民:透過高強度的勞力壓榨,據說殖民時期最快可在48小時內便替主人準備好全套訂製的西裝。然而法國殖民文化的傳統,也確實為越南留下獨特的正裝文化及裁縫系統。關於新中國正裝「中山裝」的起源有兩個說法,其中一個說法便是中山裝是由河內洋服店的裁縫黃隆生所設計。若此傳說為真,則可以說新中國民族正裝其實是東南亞西裝文化的分支。

一張攝於1945年重慶的照片,顯示了蔣介石及毛澤東兩人皆穿著中山裝。(© Wikimedia)

隨著冷氣的普及,解殖運動及全球化的出現,白色西裝在今日的熱帶亞洲反而淪為奇裝異服。(雖然筆者覺得亞麻材質的淺色服裝,確實相對適應熱帶氣候。)然而我們依舊可以看到「白西裝」的符號,如何被轉化為戰後的政治動員符號。成立於1950年代新加坡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在新加坡建國後,以視覺上帶有些許法西斯色彩的黨徽及穿著聞名。人民行動黨的黨員及幹部有時被稱為「白衣人」(Men in White),在黨進行動員時,這些忠貞黨員常常清一色短袖白襯衫紮進筆挺的白色西裝褲,並配上黑色的皮帶及皮鞋。這身熱帶場景中的雪白變體西裝,不免令人聯想到殖民時期的統治階級樣貌。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於政治動員場合時,重要幹部及支持者會穿著全白服裝。(© The Straits Times

亞洲的獨立運動風潮,歷史上其實與織品生產及服裝深深地綑綁在一起。推動印度獨立最大的動力便在於反對英國工業化織品對於殖民地的傾銷,整個印度獨立運動地視覺意象,被烙印上甘地手上的傳統紡車。甘地所謂的不合作運動,也和服裝的穿著有關。原本出身上層資產階級的甘地,從任職律師時期的西裝筆挺,到後來一襲便紗,其實便是印度獨立運動亦意識到對抗文化輸出及全球化產業結構,是反殖運動的基礎。

在南非任職律師時期的青年甘地,攝於1909年。(© Wikimedia)

然而獨立後的印度卻陷入某種尷尬的處境:印度在獨立之後,在重要國際場合中,需要表現出體面的新興現代大國形象,過去獨立抗爭運動中所穿著的甘地式便袍早已被供奉至歷史的神壇之上。然而印度本身的政治路線亦使印度本能的抗拒西裝,獨立後的強權印度需要一套不是西裝的西裝,或是某種屬於新國族的正裝。尼赫魯裝便是在此情境之下誕生,而中國於1930年代發展而出的中山裝(之後西方稱為「毛裝」)亦是出於類似的脈絡。不論是尼赫魯裝或中山裝,基本上都是以西裝作為原型來進行細節上的調整,並以抽象的語彙再現「民族風格」。上述兩種服裝雖然外型和西裝有所出入,但從裁縫的視角、及其對於身體形式及裝束的概念、乃至於施作的工法,本質上和西裝並無差異。

許多在亞洲流行的變體正裝,其實源於英國殖民時期的獵遊(safari)文化或熱帶軍服。(©  Tripaneer

在泛馬來世界,我們亦可看到類似的情境。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除了經常於正式場合穿著尼赫魯裝(透露了他是old school萬隆會議世代),亦常穿著一種稱為「Bush Jacket」的英式獵裝。「Bush Jacket」實際上是英國殖民時期於非洲進行薩伐旅獵遊(safari)時的一種熱帶軍裝,亦可見於英國殖民時期的港警制服。我們可以發現馬哈迪如何將英國殖民時期的警察服裝或軍事便裝於戰後提升為某種新興正裝,一方面承襲的英國殖民文化,但也暗示了他所欲承襲的並非英國陰柔的丹迪文化,而是殖民地的軍警體制意象。新印尼則是在半世紀的服裝演變史中,逐漸將蠟染(Batik)圖騰與西式的短袖襯衫結合,成為從官場到市井小民都必備、當代亞洲真正名符其實的「國民服」。

在好萊塢電影中穿著亞洲民族正裝的反派角色,源於1967年的龐德電影。(© FANDOM

至於西方主流文化怎麼看待這些新興國族正裝?穿著國族正裝的男性,於亞洲影視文化之中常被描述為陽剛味十足,甚至常帶有男性沙文主義氣質的民族英雄人物。然而在龐德電影中的經典反派角色Ernst Stavro Blofeld,往往不是穿著尼赫魯裝就是穿著中山裝出場。Ernst Blofeld在電影中常被描述為一位陰柔、有教養、卻是個不擇手段、十足邪惡的壞蛋。相較之下,根本是幫西裝文化代言的特務龐德,卻是位男性賀爾蒙過旺、講話和揮拳都單刀直入的衣架子。

高森信男( 52篇 )

策展人、「奧賽德工廠」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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