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如現今的考古學者，將乾清宮視為一個考古單位，這絕對是最高規格且非同尋常的研究對象。因為『乾清宮』是皇帝的居所，見證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宮內收藏的重寶如同待解密的出土文物，只要經過仔細分析，終能破解玉器密碼，發掘深藏其中的重要訊息。」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銅玉科科長蔡慶良話說乾清宮收藏，從乾隆品味與政治理念的角度，訴說乾清宮藏玉的歷史故事。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7月2日起舉辦「乾清宮尋寶─破解天字號玉器密碼」特展（圖1），從院藏900餘件乾清宮收藏，挑選228組件（含十餘件對比與解說用的非乾清宮文物）展出。不僅部分展品為院史第一次展出，許多原配木座與木盒經修復後也首次亮相，不少過去單獨展出的玉件，在乾清宮收藏概念下也首次成套展出，帶領觀眾從全新視角認識故宮玉器收藏。隨著策展人蔡慶良，一探策展理念與展覽亮點。
緣起
本次展覽以乾清宮為主題，可追溯蔡慶良2018年策劃「實幻之間─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經歷。在庫房整理文物期間，蔡慶良發現清宮舊藏帶千字文首字「天」字號玉件尤具藝術性—「天」字號代表乾清宮藏品，由清室善後委員會在1924年標註。本批作品除別具造型與審美巧思，從收藏史角度切入，更顯皇權政治性與象徵性意義，因此展開研究並策劃本檔特展。
乾清宮是明清皇帝的寢宮，在內廷宮殿中居首，不僅皇帝平時於此辦公，亦是梓宮（皇帝的棺木）停放之處，自雍正帝始更成為傳位昭書儲放地，可將其視為皇權中心。
展覽以「皇建道積」為引，取自宮內對聯「克寬克仁，皇建其有極。惟精惟一，道積于厥躬。」，並選擇〈「信天主人」玉璽〉（圖2）為主視覺，實與乾清宮藏品特性息息相關。蔡慶良解釋「皇建道積」道：「皇帝繼承天命，寬仁並濟，以此建立國家制度；恪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足為萬邦表率，並以教化全民。這即是皇帝的天命與職責。」〈「信天主人」玉璽〉具相似脈絡，其製作彰顯皇帝繼承三代法統與天命，相比養心殿多寶格內把玩用珍翫，乾清宮的玉器收藏則更強調天命依歸與皇權正當性，為本次展覽一大主軸。
天字號寶藏：乾清宮藏玉器
乾清宮陳設並收藏著明清兩代皇帝喜好與各具身分代表的物件，所藏玉器上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至清代，年代橫跨數千年之久。在此承載複雜歷史記憶的空間內，乾隆皇帝的收藏占有很大的比例，故本次展覽特別聚焦乾隆的乾清宮玉器收藏，重點關注其在作品、匣、座上所題御製詩所反映的內心世界。
清乾隆〈六圭〉一組（圖3）即為代表。六件玉圭原排序錯落，經重新整理後按「六德」之「知、仁、聖、義、忠、和」排序，第一次成套展出。所屬木匣經修復下方須彌座，也是首次亮相。木匣四周刻製御製文，闡述乾隆對古代玉圭在尺寸、功能上的研究，如六圭中的「鎮圭」即為三代諸王祭天用圭，「介圭」指諸侯朝見時手拿信物，「瑑圭」則指君王聘用大臣時所賜禮玉等。乾隆在文中提到，三代時是以玉圭作為法統，自秦以後被玉璽所取代，選擇製作此組玉圭套件，即有遙想繼承古代聖王遺軌之意。蔡慶良提醒：「看乾清宮文物一定要記得，有一大部分玉器代表了法統，所以規格非凡，皆蘊藏政治意涵。」
第一單元展出的清乾隆〈「乾隆」玉璽〉（圖4）亦符合此概念，作品的木匣盒為首次展出，上題「瑞叶（協）苞符」即具祥瑞之意。乾隆運用漢代品味設計出群獸圍繞的印鈕，內部隱藏著一件象徵法統的鎮圭。印面「乾隆」二字分別以陽刻、陰刻呈現，代表陰陽，分刻於一圓一方的印面上，則象徵天圓地方，字體選用乾隆年代認為最古老的文字「古文」，在象徵權力地位的玉璽上，強調乾隆作為天命繼承人的特殊身分。
山窮水復：乾隆在乾清宮玉器中留下的線索
展覽第二單元，將從乾隆特製的古玉木匣、冊頁探索皇帝的內心世界，並進一步介紹帶乾隆刻款的仿古器群。蔡慶良指出：「但凡配有冊頁木匣的玉件，都收藏著乾隆認為極為重要的三代法物」如〈「鑒揚瑰黼」木匣〉，冊頁內即收納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玉鉞〉（圖5）。乾隆於冊上題「古藻彰微」，指古代紋樣中藏有微言大意，旁繪仿雲林（倪瓚）風格墨竹，以竹「中通」、「有節」，提醒自己身為皇帝需謹記「虛心」。後於下頁記事，說明過去認為這件玉件品第不高，列其為「丙」等，經數年後，重新檢閱發覺有異，命人「刮垢磨光」，發現作品實為「三代物也」，所以特製木匣冊頁收藏，藉此警惕：文物的價值遭到埋沒，可為其重新品第，不過「若夫貞幹良材，屈伏沉淪，莫為之剪拂，出幽以揚王廷而佐治理，是誰之過歟」，不可犯下錯過人才的重大過失。
清乾隆〈玉獸面紋方觚〉（圖6）為仿古青銅器之作，底部帶「大清乾隆仿古」隸書款，此類器群作器端正、嚴謹，以莊重之心製作仿三代器物。木座的御製詩特別提到「詎詡昭華琯，常疑抱璞庭」，「詎詡」指乾隆製作這件器物並不是為了炫耀或好看，並引用和氏璧典故（註1），警惕自己不要錯失人才。從詩作刻於器座內部可以知道，乾隆刻款大多是極具私密性的，蔡慶良表示：「這些詩作不會隨便給別人看，最多也只是給重臣看，絕大部分是給自己或後代繼承人的內容。作為天命的繼承人，他不需要宣傳。」可見詩作更多反映乾隆的內心世界，而非形塑個人形象之用。
除製作仿古青銅器玉件，乾隆也有針對古玉進行模仿的作品，如前述六件一組的玉圭，以及清乾隆〈玉戈〉（圖7），本作乾隆以「古文」刻製「大清乾隆仿寶」款，蔡慶良說明：「乾隆認為這件玉戈就是玉圭，是乾隆心中最高規格的重寶，對他而言這就是三代法統的象徵。」並強調：「斧、鉞、錛對乾隆而言才是真正的寶，與多寶格內把玩用的珍寶有所不同」，足見乾隆對仿古玉製作在政治意涵上的特殊重視。
抽絲剝繭：善假外物以利探尋
乾清宮的古玉收藏橫跨年代之廣，且涵蓋各地進獻珍品，其定年、來源釐清成為一大課題。部分帶有「乾隆年製」款的作品，更潛藏著非乾隆年製之作。面對複雜且尚需詳加爬梳的研究課題，展覽第三單元特別展示各時代玉器的典型特徵，藉由風格比對，帶領觀眾猶如偵探般搜查線索，深刻認識乾清宮收藏的各個面向。
展品〈玉璜〉（圖8）即為西周中期典型玉器，現場以三分鐘短片解構玉器上的紋樣單元（圖9），向觀眾說明內弧中心處上方的孔雀羽毛紋，是如何藉由向左右對稱鋪展的羽毛紋樣，形塑猶如孔雀開屏的視覺效果，並以此為引介紹西周玉器的獨特品味與時代特色。（註2）
〈玉鏤空三角形單柄杯〉（圖10）則為鄂圖曼帝國（今土耳其）17至18世紀之作，本作使用了伊斯蘭世界常見的幾何紋樣，並展現鄂圖曼帝國製玉強調薄且透光的高超技術，是外交禮品暨皇帝喜愛的異域珍寶。蔡慶良解析：「鄂圖曼帝國的作品，從細節來看展現『遠看精緻，近看粗放』的工藝特色。」此類與仿古玉件風格迥異的玉器類型，展現乾清宮古玉收藏的多元性，以及皇帝對不同文化審美的包容性。（註3）
柳暗花明：破解天字號玉器密碼
經過一、二單元認識乾隆的古玉收藏與仿古玉器的製作理念，以及第三單元對各代玉器風格的初步掌握後，第四單元更進一步對乾清宮古玉收藏進行解密，帶領觀眾判斷歷代古器新刻「乾隆年製」篆書款之作，以及區分各式乾隆刻款器的風格特色與彼此間的差異性。
展廳最後一個展櫃，以獨立櫃併陳「乾隆年製」篆書款、「乾隆年製」隸書款、「大清乾隆仿古」隸書款三件不同款式的典型玉件，藉此深刻辨析乾清宮三種仿古器類收藏的異同。其中帶「乾隆年製」篆書款〈玉尊〉（圖11），實為明晚期至清早期之作，非乾隆朝製器。蔡慶良表示，此類篆書款作品絕大多數選料較差，玉料發黑且帶有墨漬之態，作工也遠較其他作品粗糙，部分底部篆書款另可見重新打磨拋光、使其更易上款的作工痕跡。此外，篆書款器除包含新刻款的前代作品，更可發現清中期之作也刻製了此類款式，蔡慶良對此類篆書款作品說明道：「這些作品的作工與品味與其他乾隆款器相異，應為另一範疇的產物，彼此間各成不同體系」。
同一展櫃帶「乾隆年製」隸書款〈玉壺〉（圖12），為乾隆朝製器，可見玉料選擇遠較篆書款器更顯溫潤、潔淨，整體器形設計優美典雅。作為一件仿古的作品，本作添加清代盛行的象形耳，並將器身比例抽高，在仿古青銅器之餘另展現乾隆獨到的審美品味。底款的刻製可見每一筆畫非草率地一刀完成，而是如細針般以短刀細細刻製，字體結字工整端正，與整體製器風格相符。
同置於櫃內的「大清乾隆仿古」隸書款〈玉壺〉（圖13），亦為乾隆朝製器，等級僅次於古文款「大清乾隆仿寶」器，屬清宮中極為高級的器物。本件作品相較同為帶圈耳的「乾隆年製」隸書款壺，可見器身雖較扁，但在仿古的要求上更為嚴格，整體器型穩重、端凝，與所仿的青銅器式樣更為相近，強調追求再現三代重器形象。
乾清宮解密，未完待續
本次展覽彙整乾清宮收藏與乾隆款玉器的研究成果，不過蔡慶良同時提到，現今故宮舊藏帶「乾隆年製」篆書款器群，實際上所含作品類型更為複雜，除有古器新款與清中期玉件，另涵蓋少量以橫式書寫篆書體「乾隆年製」款的精緻玉器。此外，在前代作品刻製乾隆款的原因，目前也尚待更深入的討論，期許在後續出版的展覽圖錄中一探相關議題的解密成果。
註釋：
註1 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卞和進獻璞玉給楚厲王與其後的楚武王，不料卻被視為向君王說謊，遭誤會為以普通石頭假稱璞玉，處砍腿之刑。後至楚文王繼位，聽聞卞和抱石於楚山下嚎哭三日之事，乃派人攜石回京檢驗，後經打磨發現，其內確實為一寶玉，遂製其為璧，以卞和之名命為「和氏之璧」。
註2 相關的研究方法可詳見：蔡慶良《實幻之間：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20；蔡慶良〈玉器鑑賞之三：商、西周玉器風格比較（下）〉，《紫禁城》2010年第4期，頁68－75；蔡慶良〈規範與設計─晉侯墓地出土玉器的風格特徵〉，《古代文明》第15卷，2021年，頁46－99。
註3 相關研究可另見鄧淑蘋《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頁185。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蔡慶良〈「乾清宮尋寶─破解天字號玉器密碼」展覽概述〉，《故宮文物月刊》第496期，2024年7月，頁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