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期，由於地緣及歷史因素，香港成為書畫文物的匯集地。大量中國書畫因政局動蕩流入香港，為當地收藏家及來自海外的人士提供了珍貴的收藏機會。劉氏虛白齋、何氏至樂樓及利氏北山堂被譽為香港三大古書畫收藏，他們皆因熱愛書畫或致力於保存國粹而建立起各具特色的收藏，並在中國近代收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這一時期是私人收藏流轉的動蕩時代，但同時也是博物館事業蓬勃發展的時期，讓公眾得以近距離欣賞真蹟，提升美感意識。三大收藏的主人樂於借出藏品舉辦展覽，並最終將其個人收藏捐贈予香港藝術館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現出無私的奉獻精神，對文化保育和傳承做出了重要貢獻，值得我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劉作籌虛白齋
劉作籌（1911－1993）是虛白齋主人，畢生醉心於書畫鑑賞和收藏。劉氏珍藏有清代伊秉綬（1754－1815）隸書題額「虛白」大字，取自莊子（公元前約369－公元前約286）的「虛室生白」，蘊含心境清靜之意。劉氏有感其意蘊雋永，遂顏其書畫收藏室曰虛白齋。
劉氏出生於廣東潮安，幼年隨家人赴新加坡，其父親劉正興（1872－1941）在當地經商，亦是一位收藏家。在自小耳濡目染下，他深受傳統中國文化薰陶，對詩文書畫藝術產生濃厚興趣。劉氏早年在上海暨南大學修讀經濟，課餘不忘習畫，初隨花鳥畫家謝公展（1875－1940）學繪花卉，繼從黃賓虹（1865－1955）習山水畫。黃賓虹不但指導他繪畫方面的技巧，更向他講授中國書畫鑑賞之道，奠下他深厚的書畫鑑別基礎。1936年，劉氏於暨南大學畢業，隨後返回新加坡經商。1949年，劉氏應新加坡四海通銀行之聘，赴香港出任分行經理，直至1986年退休，其後仍留居香港。
1949年適逢中國於戰後解放，大批書畫文物流入香港。劉氏眼見這些國家瑰寶流落香江，甚至流失海外。因此，他便立志以自己有限的資源去蒐藏前代書畫家的巨蹟名作，藉以重建其收藏，並且希望能夠將之保存於海內，免其星散飄零。經過在港數十年的致力蒐集，他積累了在質和量上皆相當可觀的書畫收藏。由於劉氏深究畫理，鑑賞目光獨到敏銳，對中國繪畫和書法史有深刻的理解及研究。劉氏從一開始蒐藏書畫時便有一個清晰的系統以及明確的目標，其藏品涵蓋了六朝以至20世紀的書畫，尤著重明清時期的文人畫家作品。劉氏嘗言：「明、清兩朝，人才鼎盛，名家輩出，各領風騷」。他深諳明、清書畫在承接宋、元以來所建立的風格，確實得到非常蓬勃的發展，遂衍生出畫派紛陳、百花齊放的局面。虛白齋的藏品囊括了此時主要的流派如吳門畫派、松江畫派、「清初四僧」、正統畫派和「揚州八怪」等名家的書畫珍品，能全面和清晰地反映明、清書畫藝術發展的脈絡。
劉作籌尤其推崇明代畫壇巨擘董其昌（1555－1636）所提倡的南宗譜系，故其收藏取向以南宗一脈為主。虛白齋藏董其昌的金箋《山水行書合冊》（圖1）正好反映董氏以古人的創作經驗為楷模，從而形成取法傳統的仿古風格。此冊作品並非一般的仿古山水，董其昌透過此冊製造場景，展現他對古人的獨到見解，同時建構畫史淵源，展示其對北宗和南宗畫派的區分。其中冊頁提到的畫家均為南宗一脈，如第一頁（圖2）寫「山樵筆意」，乃是根據其所藏王蒙（1308－1385）〈秋山讀書圖〉而寫成。第四頁（圖3）提到郭忠恕（？－977）摹王維（692－761）〈輞川圖〉這件作品，更是董其昌中年探尋王維風格的關鍵資料之一。
各 39.5×32 公分，香港藝術館虛白齋藏品。
此外，劉作籌也獨具慧眼，購得13幅原由清宮珍藏，後流散民間的書畫作品，其中一件是傳馬和之（活躍於約1130－約1170）及宋高宗（1107－1187；1127－1162在位）的《齊風六篇》（圖4）。南宋時期，高宗、孝宗（1127－1194；1162－1189在位）書《詩經》三百篇，嘗任命當時為御前畫人的馬和之為每篇繪圖，以宣揚禮教。此作曾由清宮收藏，錄於《石渠寶笈》初編。1922年12月22日，溥儀皇帝（1906－1967；1908－1912在位）以賞賜其弟溥傑（1907－1994）為名暗地將此卷運出故宮，隨後輾轉流入市場，於1949年由國民黨高官劉時範收藏，再落入旅居中國的美籍猶太古董商侯士泰（Walter Hochstadter，1914－2007）手中；後被攜往美國，最後於1970年代回流香港入藏虛白齋。這批曾屬清宮祕藏、並為帝王珍視的書畫作品，昔日深藏禁中，僅供皇親貴冑等少數人賞鑑。劉作籌卻不以私藏自娛，反而獻諸公藏，使原本高居深宮、為帝王私享之寶，得以展現於大眾眼前。
虛白齋藏品歷來吸引了不少中外著名專家、學者以至研究生等專程來港觀摩研析，又經常被用作學術研究參考和引用的材料。1989年，劉氏深感年事已高，而保存文化遺產之責任實在事關重大，經過多番深思熟慮，為更有效和普及地宏揚中國傳統文化藝術，遂慷慨將其珍藏捐贈予香港藝術館作永久收藏，供大眾和專家學者鑑賞和研究，讓這些文化瑰寶得到最佳的保存和傳承。劉氏此化私為公之舉，委實令人敬佩，為書畫及文博界所稱頌。
何耀光至樂樓
何耀光（1907－2006）出生於廣州，祖籍福建永定。他年輕時隻身到香港謀生，並於1938年創立福利建築公司，參與不少公營設施及工程的興建。何氏更致力於慈善事業，重視辦學教育和照顧老幼服務。其書齋命名為至樂樓，寓意「為善至樂」，同時表達了鑑賞古人名蹟所帶來的無窮樂趣和藉以激勵心志。他曾闡述其收藏書畫的準則，謂「余性愛搜蓄書畫，但於取捨必以人品為第一義，茍其人節虧品惡，其書畫縱精妙絕倫，亦弗取也」，而其人必須「無悖於道，無虧於德者方錄而藏之」。他特別以「先人品而後藝事」作為其收藏準則，致力於搜藏明末清初具氣節情操之遺民的翰墨遺芳。他深信忠義仁孝之士的作品中自有一股剛正之氣，透過觀賞其墨蹟，可以追慕其人品而能正人心，從而達致勵志之最高標的（圖5）。
至樂樓收藏中包括明末忠臣黃道周（1585－1646）。1644年，崇禎皇帝於煤山殉國後，黃道周組織義軍抗清，其後兵敗被俘，清廷屢勸投降不果，最終於1646年在南京就義殉節。黃道周正直敢言，不畏強權，當時「天下稱直諫者，必曰黃石齋」，而崇禎皇帝更稱許其「冰心鐵膽，自是今時一人」。今觀此〈松石圖〉（圖6），畫中頂天挺立的松樹喻意孤高耐寒，投射了黃道周堅貞不屈的個性，畫上題識「便化石頭也不頑」，更一語道出其在亂世中所展現的高風亮節及寧折毋屈的精神。松樹寓意孤高耐寒，《論語》有言：「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這幾棵松樹正好投射了黃道周堅毅不屈的個性，使人感受畫家於亂世中所表現的堅貞精神和磊落胸懷。
何耀光曾於1962年自述其「廿餘年來，故薄有所藏」，故知他早於1940年代初便開始收藏書畫。由於當時大批書畫和文物從中國湧入香港，外國古董商和收藏家紛紛爭相購藏。和劉作籌一樣，何氏不忍國寶流散海外，遂矢志「聊以盡一分國民之責任，為祖國保存國粹耳」，更謂「世有起而共肩此神聖任務者乎？」希望蒐藏國寶的重責不為一人所獨擔。他從猶太裔美國古董商侯士泰手上購回多件書畫名品。侯氏經常往來於內地和香港等地收購書畫文物，再轉售予國外的收藏家和博物館。何耀光從侯氏購藏的作品包括清宮舊藏的吳彬（活躍於約1568－1626）〈煙江疊嶂圖〉（圖7）、八大山人《山水冊》（圖8）、石濤《寫黃研旅詩意冊》（圖9）等名家代表作，可見何氏一直盡力貢獻自身力量以守護中國文化。明末詩人黃研旅（1661－約1725）曾經兩度遊歷嶺南，足跡遠至廣西及海南島一帶，寫下不少有關嶺南山川風物的詩作。而他的好友，明末清初畫僧石濤（1642－1707），以黃研旅所寫的閩、粵紀遊詩為題材作畫，再結合自己的見聞與想像而繪成，是其晚年在揚州時所創作的內容之一。此冊得自活躍一時的美籍猶太裔古董商人侯士泰。當時侯氏因為一宗古畫的交易風波而意興闌珊，於是一氣之下在香港「將手邊存貨推出」，這件難得的精品便被他以低價轉讓給何耀光。此冊本來共有32頁，隨後到了至樂樓手上時只剩下22頁，另有4頁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其餘6頁均已散佚。
為整理其歷年的收藏，何耀光邀請好友勞天庇（1917－1995）進行編整和著錄，並由香港書法家何幼惠負責抄錄，編成各部《至樂樓書畫錄》，並為每件作品撰寫跋語，闡述其收藏的原因及鑑藏心得。後又以至樂樓的名義出版了超過四十種與中國文學及藝術有關的叢書，並舉辦多個展覽和學術研討會，在文化及學術界均備受矚目。1985年，何氏成立至樂樓藝術發揚（非牟利）有限公司，旨在「保存國粹，弘揚書畫藝術」。種種行跡不僅宣揚中國傳統書畫藝術，也藉此履行香港收藏家的歷史使命，體現「與眾同樂」的精神。
基於這個家族信念，何氏的後人於2018及2021年將至樂樓的藏品捐贈予香港藝術館，以作公開展示和教育研究等用途，與市民大眾共享鑑賞之樂。此舉不僅延續了何耀光推廣中國文化藝術的使命，更踐行了他終身信守的傳統價值觀。
利榮森北山堂
北山堂主人利榮森（1915－2007）為廣東新會人，生於香港，父親為著名實業家利希慎（1879－1928）。北山堂之名源自1924年利希慎借予北山詩社雅集的場所，原址位於港島銅鑼灣舊利園山上。「北山」取自「愚公移山」的典故，寓意詩社文人守護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之堅定信念。詩社結束後直到1930年代初，北山堂又分別為廣東南社分會和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雅集之所，其後利榮森繼承這個名稱作為自己的齋號。利氏自幼深受中國傳統藝術文化薰陶，對之早有雅好。年少時在官立漢文中學（現金文泰中學）就讀，問學於前清碩學名儒，1935年赴燕京大學修讀法學，並在這裡結識了胡惠春（1910－1993）、王世襄（1914－2009）、宋淇（1919－1996）等人，進一步加深其對中國文物鑑賞和收藏的興趣。利氏於1957年加入倫敦東方陶瓷學會，1960年又和其他收藏家在香港創立敏求精舍，藉以招聚文物同好，定期雅集聚會、切磋交流和舉辦展覽。
利氏北山堂的書畫藏品不晚於1960年代便已開始建立，當時香港為古物書畫的集散地，利氏主要從本地收藏家或古董商手上購得藏品，逐漸建立起豐富的收藏。1980年代，海外拍賣公司的中國書畫業務在本港蓬勃發展，為市場提供了不少來自世界各地高品質的書畫作品，其收藏之中有頗多精品亦來源於此。1990年代，拍賣市場漸次轉移至內地，在內地市場尚在萌芽發展階段的同時，利氏獨具慧眼，以專題的形式集中蒐藏19世紀的清代繪畫。
1971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創立，成為香港藝術館以外本港另一個重要的文博基地。其藏品從「手空空，無一物」到現在已累積逾16000件，不少更是來自北山堂的惠贈。利氏作為文物館重要的創建人和長期贊助者，擔任了文物館管理委員會的主席一職。數十年間，他不但多方資助文物館的展覽、研究、發展和擴建等項目，並以北山堂的名義捐贈或出資購贈大批文物書畫予文物館作永久收藏，其捐贈的書畫藏品橫跨唐至近現代，包羅中國書畫史上各個流派及深具影響力的名家，尤以明、清時期為最大宗。此外，廣東書畫亦是其重點收藏，反映他對鄉邦文化的情結。利氏收藏書畫是源於他對藝術的熱愛與求知慾，在悉心收藏後，再作仔細鑑賞，對書畫研究尤為認真投入，過程中彙集了不少研究心得和札記便條。
利榮森一生致力推廣和保存中國藝術文化，化私為公，卻謙遜低調，默默耕耘，且廣交文人，重視友情。其收藏書畫兼重，涵蓋歷朝，當中以明清之作居多，不乏名家翰墨。明代中期吳門書畫領袖文徵明（1470－1559）〈行書寄金陵友人詞〉（圖10）寫自撰詞寄友人徐霖，詞句雋雅，書法瀟灑，是文氏少見以王羲之風格書寫的大字行書立軸，展現深厚的書法功力及與友人的濃厚情誼，十分稀珍。該軸是北山堂第一件捐贈中大文物館之書法，也是北山堂及文物館所藏書法立軸尺幅最大者，具多重意義。作品反映北山堂主人的品味和貢獻，有如晴日春風，沁人心脾，令人欽佩。
而利氏對廣東書畫的重視則是另一特色。清代廣東畫家黎簡（1747－1799）的〈大烏峰圖〉（圖11）描繪嶺南山水，允稱名品。黎簡的畫師法自然，以嶺南風光入畫，影響深遠，名播廣東以外。該畫繪於1790年，描畫番禺與順德交界的「大夫山」，筆墨精煉，仿效石濤。該年黎父逝世，黎簡不能赴京應考，生活窘困，身體欠佳。他將此作留予子孫，囑咐非三日之饑不能變賣，可見是得意之作。該畫與其雙胞之作為利氏同時購入並捐贈文物館，供研究教學，突顯北山堂對學術的追求和支持，及背後保存桑梓文化的理念。
北山堂所建立的豐富收藏，除得益自香港文物匯集的背景，也建基於利氏的眼光以及求知的精神。他一生都踐行著「北山愚公」的信念，同時又謙遜低調，堅守持之以恆、默默耕耘的精神，不僅專志於收藏、保存和傳承中國藝術文化，更把其珍藏公諸同好，其維護文化的心志無不令人欽佩。利氏又熱心於文化公益事業，於1985年成立北山堂基金，透過定期推行學術交流、論壇、獎學金和工作坊等不同項目，長期支持世界各地眾多大學、博物館以及研究單位，進一步成為海內外資助與推廣中國藝術文化的重要機構。此一基金薪火相傳，也代表利氏家族整整三代人在守護中國文化方面的熱忱始終如一。
結語
要發揮這三大古書畫收藏的重要性，必須持之以恆地將之展示於公眾面前和持續地進行深化研究。因此，設立永久的展覽空間以及出版和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等活動便不可或缺。這正好秉承了至樂樓「與眾同樂」和北山堂「愚公移山」的信念和精神。在展覽方面，三大收藏的主人樂於借出藏品予博物館或大學展覽，讓更多人能夠欣賞和研究這些藏品。而在出版和研究方面，這三大收藏亦碩果累累。這些展示、出版和研究工作大大有益於專家學者以及研究生的鑽研，亦對文化傳承有所裨益。三大收藏的主人化私為公的舉動，遂讓這些藏品得以為文物及學術界所認知；歷來的展覽、出版和學術研究除了令這些藏品的公眾認知度大大提高，也加深對每一件藏品的理解，使藝術史的建構更加精深和確立，從而突顯和加持這些藏品的重要性，也因此而令其配稱為三大收藏，使其得以名副其實。
虛白齋、至樂樓和北山堂三大中國古書畫收藏鼎足而立，互為補足，堪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收藏，並使香港成為國際上重要的中國書畫收藏和研究中心。是次展覽首次匯聚三家藏品，各自精選三十多件展出，讓大眾一窺其特色，亦見證香港中國書畫收藏的變遷。期望展覽能促進中國書畫發展及收藏歷史的研究，提升香港在文博界的重要地位，讓其與海內外收藏媲美。最後，謹以至樂樓2010年「明月清風」展覽的弁言作結：「惟望前人留下的心血結晶，如種子傳承，播落每一位有緣人心上，在天地間遍開無涯。」是所禱焉。
香江藏珍——香港三大古書畫收藏
香港藝術館｜2025.06.11－10.07
原文載於《典藏．古美術》395期〈香港三大古書畫收藏──香港藝術館「香江藏珍」〉，作者：香港藝術館至樂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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