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劃｜余岱融、張玉音、吳思鋒
繪圖｜阮永翰
由「劇場」一詞代表的表演藝術實踐樣態，近年變型、換體、吸納不同技術的速度越來越快，這不僅是形式（及可能帶來美學）上的轉向——從沉浸、參與式的展演，到疫情加強了數位介面與工具的應用；也因為整體生態環境與政策的演變——國表藝三館一團到位、文策院的成立……，創作行為在大方向上從作者／導演核心，轉為製作／生產導向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無論是把這種轉向當作一種「有著全新可能與潛力」的現象擁抱，或是對它寄予高度的懷疑與抗拒而全然忽視，都可能是危險而不切實際的。但更引起我注意的是：在這樣的情境下，傳統上處於展演時序末端的評論行為，以及評論人身在其中的位置似乎也悄悄轉變。簡單來說，問題是：今天評論與評論人成為了什麼？過去兩年多來，許多評論人對此已多有討論，甚至有所交鋒。包括郭亮廷在《PAR表演藝術雜誌》發表的〈過程的批評〉、〈過程批評的批評〉，以及吳孟軒在「IATC HK—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的「藝評筆陣」發表的〈評論的定位困難與失能〉等。
評論行為從一種寫作、紀錄，到成為對話的開端，甚至在不同層面與程度上，回頭賦予作品意義、重新定義了創作與社會的公共關係。這些描述不再只是評論古典上的功能，在今天更進入了藝術生產的過程，或也產生了相關不同的工作樣態，例如創作顧問（dramaturge）就是其中之一。這也讓廣泛的評論行為在機構如此膨脹卻又如此弱化的時代，不斷被賦予不同目的與面貌的想像。
或許一切都會如生態的脈動一樣持續轉變。在這個走向可能仍模糊不清，或被高估的時刻，也許是個機會重看評論面對的挑戰。（文／余岱融）
作為文字工作者，似乎是反射行為的，會為文字的意義與價值效忠倡議。但當我們返回視覺藝術生態的實景，來看待文字的意義時，無論是評論、報導、企劃書寫、策展論述、新聞稿文字，細心審視這些文體，存在在藝文生產的各個流程之中。作為編輯，在感受到這些文字與藝評的重量後，月底我們將這些文字化為字數，以字數來加乘出寫作者微薄的回饋。我們始終有焦慮，不斷說服自己文字有其價值，但當拍賣市場藝術作品不斷刷新價格紀錄，寫作者還在為藝評，一個字的價格能否增加一塊錢而談判著。每當這個落差的場景出現時，消極的感受也會跟著浮現，藝術評論好像只是藝術奢侈價格旁的一只說明牌、一個增加價值的配件，藝術評論在當代藝術生產的系統裡，還有「價值」可言嗎？而那個仍讓書寫者願意書寫的契機為何？
藝評除了糾結在以量計價的稿費計算裡，還有其他的可能性證明評論仍具意義的方式嗎？在表演藝術的生產流程中，評論者成為了「創作顧問」，將過去後設、以文字維繫和創作者的對話關係，轉換成在作品生成前，評論者的對話關係即加入討論。在這些生產流程前後與意義的置換下，「評論」是否因而有了新生？而在視覺藝術的系統中，「評論」又冒生了何種可能？
前幾年，在剛承接一個藝文媒體品牌內部編輯換血的過程，其實同時間也面臨有許多過去的作者，成為高等學院的新進教師，他們面對新的職涯挑戰，無暇和過往一樣定期的供稿給媒體平台。在編輯與作者都曾面臨缺工與世代斷層的困窘時刻，當真實的陪伴、無數編輯與評論者生涯的發生與殞落，也就此思索何謂「藝評」的責任？何謂「編輯與媒體」的責任？藉由這次與「IATC TW—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的專題合作，試著思考如何更客觀地看待評論的「未來性」，並試圖找尋一個媒體與評論平台永續的可能。（文／張玉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