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開幕，加入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院的行列，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轄下的三個場館正式到位，標誌台灣邁入「大劇院時代」。近年來，也因為地方藝術節興起以及地方型、中小型場館陸續構成，如台南台江文化中心、新北樹林藝文中心等，在場域需求與展演蓬發的狀態下，場館與策展人對於評論也有更多目光投注與需求。面對表演藝術的機構化，評論的獨立性能如何，難免逐漸成為討論焦點。
少量的平台，大量的生產
相較於藝術評論因應藝廊販售體系與國際策展論述的需求，長年來面對體制收編有許多思索與回應，此向度對台灣表演藝術評論實為陌生。畢竟，除了臺南藝術節，業界實未有駐節評論人的邀請，而即使三館成立，也仍未有駐館評論的設置。在表演藝術評論人仍以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所支持的《表演藝術評論台》與台新藝術基金會的《ARTalks》為刊載媒介時，因著平台對於評論獨立性的要求與迴避原則的設定，評論人需要與製作保有一定距離才能進行書寫，也因此在既定框架之下，評論人尚有獨立空間。然，評論人郭亮廷也提醒，這兩個目前最優勢的評論書寫平台，不是官方資源，就是企業資本家建立的話語空間：「根本上，屬於被動授與的權力，隨時都可能因為一個決定而結束，甚至完全蒸發，沒有任何痕跡。加上紙本出版的愈發闕如，連到圖書館找歷史評論，都不可得。因為這樣的危機意識，使得處於失去歷史的焦慮書寫，無可避免。」（註1）在書寫平台可能蒸發的隱憂，以及線上讀者對象不清的問題下，或許官方與民間機構的邀請，能成為另一個穩固發展的基點？
或許在收編的問題現身之前，台灣表演藝術評論人所面對更迫切的問題是：當演出大量產製與發生時，如何以書寫更迅速又深度地回應？於當週評論就演出做紀錄與美學批判外，評論人是否能有眼光進行更有意識的創作回顧：對歷史向度、團隊美學、創作當代意涵，甚至評論意義都有所論述與建構？評論人汪俊彥曾指出：「可能是各種管道、各種媒體的出現，導致文字產出變得是在餵養需求，大量生產後又需要被轉化成消費，因此實際上是沒有『評論』留下的，因為它的價值已經轉向。」（註2）就此，問題似乎又回到了評論人的養成與自我定位問題。
如何寫：評論的生產方法？
2011年《表演藝術評論台》成立，2014年啟動「表演藝術評論人專案」，幾年來可謂打造了新的評論世代，有意識地關注現階段的表演美學建構，重新標誌作品價值：或許實驗、前衛、小眾、獨立性，沒有票房魅力，但具有前進力量。各評論人藉著書寫對象的選擇作為自身的抵抗。《表演藝術評論台》台長紀慧玲在專案啟動之際曾期許：「評論作為一種生產，一種再創作，不僅足以與表演藝術作品本身形成對話框架，同時也與評論自身形成對話，『為何寫？如何寫？』終將成為評論自身命題，不論有無論述成形，就意識層面上，這些本體認識論都將漸漸被辨明。」希望以此形成歷史，並讓評論生產能有更高一層的意義；藉由書寫自我認識，建立台灣的藝術主體。（註3）
然則，近十年來，表演藝術評論人雖有抵抗與自省意識，但始終未能建構「評論方法」。無論在台南或是桃園，各處舉辦的「評論工作坊」，多半是邀請評論人就自身經驗分享，個別性地建構觀點路線、鼓勵書寫嘗試。雖然評論的「沒有方法」，也讓評論能向讀者揭示不同角度，不同的思維與寫作策略，將評論帶往不同層次，並藉此呈現當代劇場的跨域性。只是當現場已然眾聲喧嘩，建立在作品而生的評論，若沒有自身的方法依據，能否作為創作的檢視，協助建構系統化的眼光與體系？尤其當表演過度生產，讓評論人評於奔命，如王聖閎即提醒：「失控的各式展演生產機制本身就不再允許我們將心力投注在同一件事情上太久。更多時候，我們總是無歷史感地一檔接一檔地做下去，同時也鬼打牆般地使用舊有概念在討論事情，卻越來越少在先前的成果（或錯誤）上，進行問題意識的再推進。且正因為被那看似不可逆的『嶄新』邏輯給限縮了視野，前方迎接著我們的，恐怕不只是沒有回應的徹底沈寂，還會是一個不再有耐心的藝術世界。」（註4）
沒有意識的機構，尋找位置的評論
就此，面對尚缺乏意識的劇院機構，評論更需要作為一個對抗與批判的角色。吳思鋒於「IATC TW—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專題評論〈機構化與審美無意識──從TIFA的兩檔演出說起〉中提出：「從機構到縣市，在各形各色的藝術節或類藝術節，我們很少有清晰的線索推敲是什麼樣的問題意識、策展方法，把這些那些創作者（團體）組在一起？更甚，用徵件取代策展，以破碎的開放、偽中性的資源分配，遮蔽機構自身的無方向性。」（註5）當機構化已成劇場現代化的必然產物，台灣劇場卻依然缺乏對「現代」的認識，自1987年國家兩廳院建制、1990年代劇場體制化三十來，未有好轉。
是以總體來看，若台灣表演藝術界實未產業化，奠基於作品而生的評論更無空間，場館的機構化也尚在進程中，評論當更有競逐性與開創性，面對體制宏觀地給予方向、面對邊陲細緻地給予關注。這樣的關注或許是無酬自發，或許是有酬書寫，但若能清楚自身角色與書寫初衷，面對有時限性的表演藝術，能善用每一個書寫機會即是好事。而評論書寫者實也需面對生產與維生問題，在評論還沒有被專職化之前，或許不該否認每一個評論位置的可能（於此似乎又會進入另個問題：我們需要專職的評論人嗎？）。
若有朝一日評論真進入機構、面對機構化，是否就會轉換生產位置，成為機構的代言？或是轉換另一個問法：戲劇顧問是否是一種評論？評審作業是否也是一種評論？或許評論是會發生在許多層面的，並也以此形塑討論的公共性。但無論顧問、評審或評論，實有不同職稱與意涵，評論人當需自我把持這分際，因不同對象，在不同位置上轉換觀察與書寫。
中間的空間：獨立性的願景
於我而言，評論不免是在與創作者對話，若評論真能發生影響力，當能促成創作的再製與修正。雖然這樣看來可能是讓評論進入生產過程，但這樣的過程實為創作與評論的對話，再觀看下的調整與檢討，並找到評論所特有的，和創作者、機構與藝術節相互競合的公共功能。就此來思索，舞評人吳孟軒認為評論的「獨立性」不是與外界無關的「in-dependence」，而應是處於「inter-dependence」的位置，如此才能與創作、與劇場、與社會，始終處在一個相互依存的關係。就此在劇場公共性的意義下，評論與其他場域的依存關係，不會只是如藝術消費體系的運作，而是讓評論推進劇場公共性，成為連結劇場與社會的橋樑。於是，評論不需要僅守著單一位置，而是能以有機變動的姿態進出「內」與「外」，在這之間推動劇場的公共性。（註6）
行文至此，當代評論的挑戰似乎始終離不開平台影響——因應網路平台媒介，書寫上的快速與碎片化。另則是在期待穩定下，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評論人是否會因為制度改變而將自身收編，成為另一種權力機制的工具？在媒介載體與市場經濟之間，共同的提問還是回到「評論書寫者的主體性」，當主體仍在，還有足夠意識去覺察與抵抗，那麼也將不致於產生「服務式評論」（service criticism），讓自己服膺於體制，成為寄生式的批評者。（註7）
「只有擾動與改變藝評的生存模式，書寫者才能在這官民合作的文化行動中，走出傳統文人意識，理解此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並行之『培殖與野放』，可能是一種願景性的『必要之惡』行動。」（註8）
借用高千惠〈必要之惡？——介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書寫行動〉結語，當展演的生產生態改變，評論生態也需要改變。在生存所需與抵抗行動之間，無論是被動的因應，或是自發地尋找出路，評論者都必須有更全面與宏觀的認識，借力使力，寫出新的位置。
註1 參引自：黃佩蔚撰稿、沈芳萭記錄，〈寫給台灣評論史的備忘錄─2014「評論關XX的事」座談紀錄（上）〉，《表演藝術評論台》，2014年12月29日。
註2 參引自：陳昱君整理，〈2019TT不和諧開講 「歷史的返視、評論的在場」圓桌共談側記〉，《表演藝術評論台》，2020年3月18日。
註3 紀慧玲，〈讓評論成為一項專業──關於「表演藝術評論人專案」〉，《國藝會線上誌》，2014年4月2日。
註4 王聖閎，〈失控的迴圈，與不再有耐心的藝術世界〉，秦雅君策劃、王聖閎協同策劃，「讓我們再說一次：藝評很重要！」，《藝術收藏+設計》，第61期，台北：藝術家，2012年10月，頁82-85；轉引自「伊通公園ITPARK」。
註5 參引自吳思鋒，〈【專題評論】機構化與審美無意識──從TIFA的兩檔演出說起〉，《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2021年10月6日。
註6 吳孟軒，〈評論的定位困難與失能〉，《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20年9月；上篇與下篇網址請參見連結。
註7 「當演出評論變成對於製作流程的介入，那麼，批評也變成生產過程的一環了。還在作者論的時期，評論是一種相對獨立的論述；進入到製作論的時代之後，評論是一種相對依附的關係，一種寄生式的批評。」，郭亮廷，〈過程的批評〉，《PAR表演藝術雜誌》，第332期，2020年8月，頁12。
註8 高千惠，〈必要之惡？——介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書寫行動〉，《國藝會線上誌》，2021年6月29日。
延伸閱讀｜【專題】評論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