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Z世代的藍色時期】他們在畢展的前一天爆炸：策動組織後的運動傷害與徒勞

【Generation Z’s Blue Period】 They Blew Up the Day Before Graduation Exhibition: Organization and Initiation Inflicted Injuries

「給Z世代的藍色時期」系列專題第六篇作者楊芙（b.1996）從台藝大畢業後，目前就讀北藝大美術系研究所。他曾與同學一起向學院斡旋，以更改「畢展必須在校外展出」的制度，在「北側藝術聚落」組織了兩年前藝術界人士多有關注的美術系日夜間部聯合畢展。畢展作為學生一路訓練個人創作方法與獨立思考能力的過程裡，離開學校前必經的班級公共事務，它的組織狀態往往折射了該屆班級面對體制的姿態──或接受既有規定、或與體制斡旋、或各做各展。與許多畢展組織者一樣，當楊芙在與跨班級的畢展團隊與學院體制斡旋出一個新的方案，並策畫這檔70人規模的聯展時，「運動傷害」在展覽策畫的過程中累積，卻並沒有跟著展覽結束而消失。

當畢展成為形式

當我們走在不斷向前推進的線性時間線上，回望過去的能力，不再僅限於記憶片段的沾黏，更是臆想滋生的場所。這或許是我在收到陳晞邀稿後，有些抗拒打開畢業展覽回憶黑盒子的主因。但在展覽尚未發生的那時間點，我都願意許以它美好的一面，並向它靠近。

以日夜學制聯合舉辦一場符合畢業門檻的展覽，在籌劃、執行面所帶來的分歧、爭執，充滿戲劇張力的場面，我這邊就不多贅述。這篇文章前半部想帶大家回看是什麼因素，讓我們堆疊出對於展覽的想像。

但在展覽尚未發生的那時間點，我都願意許以它美好的一面，並向它靠近。（插畫／愚星）

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簡稱「臺藝大」）舉辦的「空氣草─當代藝術中的展演力」及「大台北當代藝術雙年展─超日常Daily+」這兩場展覽當中的展覽樣貌，讓我和班上幾位同學，感受到展覽所帶出的「共生式」策展機制，以及提供參展藝術家先行對話的平台。讓展覽作品尚未成形時，可通過彼此作品的初步構想，作為啟動展覽未來樣貌的方式；又或是以《翻牆者》這本以展場空間做為主軸所書寫的小說，與創作者作品發想之間彼此互為文本的過程，都讓當時矇懂的我們，彷彿可以藉此窺探當代藝術的一隅。那份衝擊，在我們這屆畢業生中不斷發酵，產生強烈的憧憬，使我們在這場必經漫長溝通與統合的畢業展之中，放入對於展覽的想像。

懷抱著對策劃展覽憧憬的我們，首先以時間、空間的面向進行思考。當時的出發點，是希望能有別於以往的畢展案例，在以成果為導向且快閃的展示中，去挪移出一些縫隙，讓原本在製作作品中容易被忽略的時間線變得可見，也使創作者與空間得以長時間的共處，隨著展出時間與環境變化，產生相對的自然關係。

場地與預算是這個需求面臨到的現實困境。如果以畢籌會折衷所期望的一個月展期，任何校外空間都會形成一筆巨大金額開銷。可轉念一想，為什麼不直接辦在校內呢？然而，當時美術學系畢業門檻的其中一條是校外展覽的要求，透過與從畢製指導教授、美術學系到美術學院的一連串體制科層，接連提出我們對於畢業展覽的想像，讓這些硬性規定不再成為我們想像的阻礙。展期也進而拉長到校方與畢籌會協商的長度，並讓作品的製作（工作狀態）也成為這場展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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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簡稱「臺藝大」）舉辦的「空氣草」及「超日常Daily+」這兩場展覽當中的展覽樣貌，讓我和班上幾位同學，感受到展覽所帶出的「共生式」策展機制，以及提供參展藝術家先行對話的平台。（楊芙提供）

時間的拉長，也讓空間之於創作者來說，變成一個需要不停面對的對象。在空間這個面向，畢籌會與有章藝術博物館協調，使用九單藝術實踐空間、北側藝術聚落、臺藝大二校區紙廠等場地。這三個空間中，有些是舊校舍改建或工廠整修後的樣貌，使作品被迫面對展出的場域、外在時間的流動等問題，不再被白盒子空間帶來去地方化、去時間化等條件保護。除上述的場地與展期外，還需將人員組成納入考量，畢業展覽作為各式各樣創作樣貌的集合，策劃時所懷抱的想像，是否為一場徒勞的練習？組織到後期，我自己都開始恍惚了。對原先框架的撼動，真有其必要性嗎？失落感讓我整個人動彈不得。

回看展覽本身與藝術創作者的主體性，該如何彼此兼容？我想這是所有展覽都會面臨到的問題，大至美術館級別的雙年展，小至大學體制裡頭的畢業展覽。以展覽作為號召，讓藝術創作者做出與之互相共生的狀態，是我個人所期望的。可現實是，當面臨一個公共事務時，多種意見彼此摩擦，彼此之間的話語權相近，最終沒有一個能拍板定案的角色在其中。

使起初對展覽的想像，好像成為多餘的步驟，或許以畢業展覽的性質，就該採用具包容性的題目，去囊括多元的作品型態。希望以策展為導向的想像與畢業展覽的現實面，兩者之間反覆拉扯，也讓這場畢業展覽成為模稜兩可的產物。

延伸閱讀｜跨出校園或重啟邊界（簡子傑／文）

回看展覽本身與藝術創作者的主體性，該如何彼此兼容？我想這是所有展覽都會面臨到的問題，大至美術館級別的雙年展，小至大學體制裡頭的畢業展覽。圖為臺藝大美術系105級畢業展覽《在__天的漫遊中，我們找到了___》主視覺，閔詩涵製作。（楊芙提供）

對組織與策動的反思

畢業展覽所帶來的問題也讓我不禁思考，撇除自己身為參與者的角色，也不論展覽本身與創作主體性之間的平衡。總得來說都是想對現有體制、結構作出回應。在陳晞文章中所提到的「北藝大美術學系碩士班：2022春季開放工作室」也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學生自發性去運籌的展覽，或許都是在為步入藝術領域進行練習，而在這練習之中的組織意識，與後來我所參與的藝術團體是類似的，都是以組成團塊的方式聚集在一起，避免單打獨鬥的場面，可當這份練習真正放入藝術領域，所帶來的失足感，又是那麼的深刻。

在大學畢業那年，我進入由臺藝大學長組成的「超限游擊」（OGA, Overrun guerrilla act）裡頭，這團體集結著許多我很欣賞的藝術創作者們，然而在團體的運作之中，雖然有著密集的會議討論，彼此之間卻感到生疏。少了些對於藝術的相互激發，朝向投件時間壓力下的工作分配，讓整個團隊籠罩在一個目的導向的氛圍。這讓我對於幾種組織經驗，產生些許反思意識。

畢業展覽所帶來的問題也讓我不禁思考，撇除自己身為參與者的角色，也不論展覽本身與創作主體性之間的平衡。總得來說都是想對現有體制、結構作出回應。圖為楊芙作品《收集、堆積、阻隔、清掃》，台藝大二校區紙廠，2019。（楊芙提供）

以畢業展覽為例，就是以對「展覽」的想像，去驅動彼此作品能開展出的面向，同時拿捏與學院審查之間的矛盾綜合體；而「超限游擊」的組織意識，較偏向爭取在藝術領域中的資源分配。後者在「組織」或是「聚集」，假定出一個作品樣貌，以呼應著主敘事的走向，不再只是自身創作脈絡的延展，而是要符應主辦單位的展望。兩種組織意識的差異，使作品的樣貌，在明確和模糊之中來回踱步，之於藝術創作來說各有利弊。我僅能以個人有限的展覽與藝術團體經驗，去眺望藝術生態的局部樣貌，並在其中試圖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