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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權的復甦 從「亞細亞安那其連線」談起

都市權的復甦 從「亞細亞安那其連線」談起

這種跨亞際的組合,除了以無力者的組合形式,對「政府」形式擺出無力的反抗與反諷姿態,挪用政治修辭的藝術烏托邦之外…
這種跨亞際的組合,除了以無力者的組合形式,對「政府」形式擺出無力的反抗與反諷姿態,挪用政治修辭的藝術烏托邦之外,還有什麼實質的政治經濟學與社會運動、藝術運動意涵呢?除了藝術家與團體的名字和作品,陳界仁、陳擎耀、陳敬元、袁廣鳴、姚瑞中、杜珮詩、葉振宇、張立人、孫原+彭禹、西京人(小澤剛(Ozawa Tsuyoshi)、陳紹雄、金鴻錫(Gim hongsok))、日本藝術家森村泰昌(Yasumasa Morimura)、會田誠(Makoto Aida)、?口恭平等,越南藝術家李光頂,韓國藝術家文敬媛與全浚皓(Moon Kyungwon & Joen Joonho),以及東南亞的蘇圖西亞.蘇芭芭恩雅(Sutthirat Supaparinya)、庫斯偉達納托(Jompet Kuswidananto)的組合,又代表了什麼新的組態意涵?我認為,這個展覽計畫與東京都內10多個相關展覽活動結合是有意義的,但是,在台灣的關渡美術館單單一處進行展覽,又減損了這一層可能的意義:那就是列斐弗爾(Henri Lefebvre)所謂的「都市權的復甦」(Le Droit a la ville)。
列斐弗爾在他1968年的著作中,就曾經提出「都市權的復甦」即是「要求都市生活的轉化與更新的近用通路。」依據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描述, 都市近用權遠遠超過了通用都市資源的個體自由,這種權利要求的是透過改變都市來改變我們自己。更進一步說,它是一種共同的權利,而不只是個人的權利,因為,這種轉化必然有賴於集體力量的施為,來重塑都市化的過程。我想要主張的是:這種創作與重新創作我們的城市與我們自己的自由,是我們的人權中最珍貴卻最被忽略的權利之一。《New Left Review》
關渡美術館展覽現場。
南非在2004年由無土地人民運動及國家土地委員會發起「沒有土地!不去投票!運動」(No Land! No Vote! campaign)。他們認為由於選民必須登記住址才能投票,所以如果人民的產權沒有被保障,他們根本無法投票,2006年繼續延伸為住房權運動「棚戶居民」組織(Abahlali baseMjondolo)。美國在2007年由紐約與芝加哥等地發起的「都市權聯盟」(Right to the City Alliance, RTC),反對都市仕紳化、反迫遷低收入戶,維護環境與經濟正義。德國漢堡在2009年亦發生了反對政客與地產商準備摧毀貧民區,改建為住宅區的密約,引發了「都市權」(Recht auf Stadt)的反仕紳化佔領街道與帳篷運動,由政治運動者、藝術家、社運者與社區居民組合而成。
如果要溯源更早的話,巴西在經過1980年代以盧拉等藝術家透過勞工黨建立起來的長期抗爭運動後,最終在2001年入憲的「城市憲章」(City Statute),提供出許多大城市的土地通用權與平等權,保障城市土地與建築的「社會功能」必須優先於「商業價值」,也就是列斐弗爾主張的「使用價值須優先於交換價值」;其次便是以參與式的民主進行城市計畫、生產、運作等治理。
2014年2月6日東京灣會議,西京人、坂口恭平及吳達坤。
就此而言,我認為「亞細亞安那其連線」提出的「安那其」只是一個煙幕彈、一個假議題,一個當代藝術感性上的重新配置,但是,太陽花運動卻逼使這個展覽提出真正的潛在議題:全球化、新自由主義、都市能源、空間爆炸與都市仕紳化,以及當代藝術如何產生這些體制之外的連線(傳統形式的「政府」當然早已不足以支應上述都市化的問題),真正回應這些難以抵擋的趨勢。如同後來的台北雙年展「劇烈加速度」與上海雙年展「社會工廠」一般,個別作品的感性分享、群聚談話的交換模式,都超過了展覽形式本身在都市空間生產上的限制,美術館式的展覽思維與體制,不僅難以支撐起展覽議題得以擴展的正當性,更明顯是被編納入都市空間仕紳化的文化工業圈地之中。
或許,我們需要更真實的跨地域、超體制,經過深沉田野調查,透過事件爆發形成的亞細亞無國界連線,指向諸眾集結的當代亞洲城市,以回應「都市權的復甦」所包含的難題。
2014年3月8日至4月20日,由吳達坤策畫的「亞細亞安那其連線」(Asian Anarchy Alliance, AAA),於東京Tokyo Wonder Site藝術村舉行。在其「AAA宣言」中,首先描繪了東亞的局勢:「2014年,311福島核災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年,因為輻射持續外洩、核廢料等問題無法解決,引致亞洲各國勢力重新改組,各國政府與跨國公司更加緊密結合奉行新自由主義 以延續其政治版圖。」這個計畫於是聯合了三個藝術家社群:「後民國(Republic without people)、西京人(Xijing Men)、新政府(the new government of japan)」與數十位亞洲志同道合的藝術家結成同盟,「堅持反核能、自由意志與人道關懷價值。」最後,以擬國際組織的跨國方式,在「2014年2月6日,由後民國-沒人共和國總理大臣召集了西京人與?口恭平(Kyohei Sakaguchi)所成立的日本新政府在東京灣會師,宣布AAA亞細亞安那其連線在東京成立,由三方代表簽署聯合公約」並發行護照,延伸出3月至4月在Tokyo Wonder Site、5月至6月在關渡美術館的展覽。在標舉重新思考「亞洲」概念的前提下,東京展期中,還經歷了台灣的318太陽花運動。 就古典的「安那其主義」而言,這個本質上仍側重「展覽」性質的連線計畫,可以從其「後民國-沒人共和國」的出發點,看到其巧妙的諧擬、反諷近代民族主義國家,並不斷利用當下事件,輕巧改寫其原本企圖的痕跡。但是,這種虛虛實實的亞洲政治寓言,卻恰好觸及了展期間真實爆發的反服貿「太陽花運動」,使得展覽本身承載了現實運動的折射力量,顯得在意識型態的批判與討論上,有些力有未逮之感,除了修辭上的翻新,各種政治經濟學與社會議題的感性觸碰,實質上,並未真正提出安那其連線的新形式與新內涵。但是,即使就其形式操作而言,這種巧合與歪打正著,也使得這個連線計畫已指向了「後頓挫」時代的政治藝術新趨勢:聯合台日韓中越印尼等地區藝術家,回應亞洲當下的核災、新自由主義、世界貿易、釣魚台爭議、越南內部衝突。
Tokyo Wonder Site在澀谷展覽現場。
龔卓軍( 10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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