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財務的重要性
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Michael O’Hare，曾論證博物館資產化的必要性。提醒人們財務策略的改良，即便會造成博物館的不適，卻經常帶來更大社會利益（O’Hare，2005）。Michael O’Hare等人所代表的資產化觀點，為財務、人力資源、博物館專業發展、公共利益的結合提出不同觀點，認為財務與資產運用的創新、靈活，將幫助博物館服務更多元化的公眾。
Michael O’Hare的提醒，其實可轉化成另一提問：博物館為何總是虧損（除少數明星博物館）？文化經濟學家Charles M. Gray ＆ James Heilbrun（2001）曾有力議論了在一般情況下，博物館及美術館（尤其是公設機構）由於一般均採取支應最低成本的訂價方式，而非依據其總成本向公眾收取費用。結果，導致博物館必然的經常性赤字。他們將此種客觀狀況，稱之為「福利原則」。意指大部分博物館及其決策者傾向相信，較低票價將能使更多人選擇進入博物館、利用博物館的各種資源，最終達到更大的總社會福利的增長。我們也可以把此種福利原則，理解成博物館的運營，將產生更多的正向外部性（externality），因之社會將集體受益。
博物館作為重要公共財，確須秉持其公共原則，讓更多人使用、親近其資源。若由實際面觀察，我們可發現博物館對應潛在虧損的策略，基本有三種：（1）政府補貼，（2）更具效率的企業化經營模式，（3）在折衷前二者的情況下，由政府提供政策利多，例如私人／企業贊助博物館的租稅減免等。在不同國家或地區，我們均可觀察到某一種對應策略成為主流，背後都有歷史成因。這意味最適切的博物館營運體系設計，不能離開它紮根的土壤。更進一步說，許多時候我們對於博物館營運策略存在認識誤區，從而經常錯失合理的評估方式和改良時機。
修正誤區：面對博物館營收的靈活性
巴黎大學Sylvie Pflieger教授於2013年曾發表〈法國的藝術融資〉（Financing the Arts in France）一文，指出在法國的藝術及文化機構中，由各級政府部門（從中央到地方）來的資金僅接近25％。而來自私人部門，如企業與家戶等，約佔75％; 而來自政府的資金和補助，更逐年降低中。此一現象自1980年代發展至今成為新結構。Pflieger有效質疑了一個常見於各種文獻的印象，即：法國政府是一個在文化上由政府全力主導的國家。更符合事實的可能是，如她所述，政府的補助越來越僅是諸多融資槓桿（lever of funding）之一，藝文機構必須在新的環境中尋求多元的支持來源，私人部門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若博物館財政在法國等以國家優勢傳統著稱的區域，均呈現多元化融資發展，吾人應可論證博物館靈活的營收模式具有正當性。當代的博物館在全球範圍內，持續出現包括收費門票、會員制、博物館商店、藝術授權、主題及商業特展、節慶行銷、衍生品銷售、私人／企業贊助、慈善募款活動，以及博物館金融（債券、基金、信託、基金會）等多元化資源運用模式。面對多樣性的營收和融資途徑，其效益評估的重點仍在於如何因地制宜，且能合乎本土脈絡、達成博物館的公共目標。同時，各種途徑的選擇，最佳的狀況還須能促進博物館本身專業的進展。
就在今年（2022）八月，蘭陽博物館出現財務狀況不佳的報導。由於逐年營收狀況下滑，加上疫情衝擊等因素，造成地方政府財政負擔（蔡昀容，2022）。政府是否該維持或增長預算補貼？又是否在營運體制上委外，或將其組織屬性改弦更張？事實上指涉均為博物館融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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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從博物館金融化的角度看，博物館仍可採用更靈活的融資工具，因應本身的資金需求。其中，最為突出者之一，應屬博物館企業化的深化模式：金融化。主要思路是將發行債券和充分運用資產等機制，注入博物館的實務運營中。此種思路，將企業化經營跟博物館的運作做最大程度結合，其中一個好證據便是博物館收入的多元開拓。如紐約大都會美術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虧損已逐步縮小，可預期收入穩定提升。同時，若比較該館在2003至2017年之間各項收入的佔比：自營收入、私人資助、基金收益與政府支持的比例呈現穩定。整體說來，來自政府的資金支持，僅占該館總收入的20％以內，其餘80％均為該館創收（光影俠公司，2018）。
持續檢視該館2020年至2021年六月之財報，可發現該館在收入來源上，包括入場收入、零售與輔助收入、債券收入、藝術品資產、投資等部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21）。其中，債券與投資等金融工具是具有積極性格的營收來源。所謂債券化，即是將可預期的收益（如門票收入等）轉化為金融證券的融資手段（孫鳳毅，2014）。在美國的資本主義環境中，依靠成熟的金融體系發行博物館應稅債券（taxable bonds），從中獲得資金者並不少見。主要投入基礎建設、購藏高價經典藝術作品等開支，以及因應財務危機和償還債務等需要（馬健，2016）。
在北美博物館界，不僅是大都會美術館採用博物館債券的型態募資，惠特尼美術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紐約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等均持續採用過此一金融途徑。如惠特尼美術館在2020年底，方獲得債券市場的5,000萬美元再融資，用以因應2021年即將來到的債務償付義務（Albright ＆ Akinnibi，2020）。此外，2021年四月紐約現代美術館與洛杉磯現代美術館（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Modern Art）一同獲得低利債券融資。前者因其優良的信用評等，獲得一億美元再融資，藉以支應2020年因疫情閉館等因素造成的損失，有效度過難關（Forte，2021）。更早在2015年，大都會美術館亦曾公開發行2億5,000萬美元債券，作為後續十年基礎設施與建築翻新之用（藝術眼，2015）。在改善環境及設施的前提之下，吸引更多參觀者與贊助者。
藝術品信託與企業美術館
博物館是一種資產，具有豐沛的文化和經濟價值，尤其對擁有眾多藝術收藏的機構而言。除上述博物館債券外，在歐美尚存在以家族藝術品信託轉化為重要美術館的模式。例如美國著名之蓋蒂博物館（J. Paul Getty Museum），即由蓋蒂家族設立。其基礎乃為信託制度，該家族運用土地、金融與藝術品資產，有效實現其文化目標。蓋蒂信託運營模式的焦點在於：資產收入與目標支出間的平衡，加上專業團隊管理，最終形成良性循環。企業集團通過之，不僅能有效配置資產，更能有效進行家族治理，維繫家庭成員的文化品味和藝術教育。
企業或私人博物館的存在，不僅能體現民間的文化活力，亦能帶動藝術資產的有效運用，讓更多公眾親近珍貴的藝術作品。另一方面來看，藝術品家族信託除了是種資產化安排外，也是企業慈善事業高度的表現。企業及財富人群透過信託運作保護藝術品，同時帶動展示、研究、典藏和教育事務的開展。企業以其財富為基石，形成「富而有禮」及文化守護者的家族形象。同時，蓋蒂信託的整體運營設計嚴謹，在各類型委員會的督導下，有效結合融資、投資、美術館收入（租金、商品、服務、藏品運作）等收入來源，用以維持和發展該家族之藝術事業群（瞿丹，2019）。此種由家族信託成立的私人美術館，我認為在台灣亦是值得借鑒的模式。台灣擁有諸多華人社會頂級的企業收藏家，若能藉由適當的美術館型態，將能讓更多人見證其收藏之美，以及台灣藝術底蘊的深厚。
根據藝術收藏諮詢領導品牌Larry’s List跟雅昌藝術市場監測中心（AMMA）合作出版的《全球私人美術館調研報告》（Private Art Museum Report），韓國、美國、德國、中國大陸及義大利是全球私人美術館數量上的前五位。由全球範圍看，超過70％的私人美術館成立於2000年之後。在收藏家方面，多自1980年代開始藝術收藏；在收藏數量上，則居於500至1500組件之間，來源十分國際化（Larry’s List & AMMA，2016）。此一調查顯示，諸多私人收藏家在新世紀後開始將其藝術資產博物館化，成為各國藝術世界的新興活躍者。私人與企業美術館的出現，不僅可以補充公立藝術機構的資源限制，更能藉靈活的財務和人力資源措施加深博物館專業技藝的發展。有別於公立博物館，私人或企業美術館經常採取更多元化的資產運用方式，更加重視效益與投入之間的平衡關係。某種意義上說，公立與私人／企業博物館除了是夥伴，更可以是專業上的競爭者，有效增進公眾和社會福祉。
累積優勢與策略選擇
無論是博物館債券、藝術家族信託或私人美術館等金融化、資產化手段，事實上均加大了博物館效益評估的社會化：一座優質的博物館、美術館，必須獲得公眾及「投資者」更多肯定。如前述大都會美術館等案例，公眾之所以願意投資其債券，乃因信賴和認可其文化地位與專業能力。不過，金融化與資產化模式的成長亦須建立在該國的文化經濟土壤中，才可能創造博物館、公眾與社會福利的三贏。易言之，博物館運營策略的選擇必須首要考量各地區自身的累積優勢（cumulative advantage），乃至於考量個別博物館之長期利基。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知名的梵谷美術館（Van Gogh Museum），即以其活躍的藝術授權著稱，加大其全球聲望。
那麼台灣呢？台灣是有長期政府補貼，乃至政府投入運營博物館的傳統，形成長期之制度環境。自然，也因此產生人事、財務上的約制作用。新世紀初開，法人化概念逐漸被引入，似乎成為某種新解答。但若我們考察一些代表案例的財務情形：如臺南市美術館（2022）在2021年的決算中，政府預算補貼仍佔約收入約62％；同年度，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2022）的政府預算挹注亦逾70％。尚不論兩者運營、創收所需之固定資產，主要均來自政府投資。就實而言，政府仍具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今年一月，林曼麗教授協力三位專業者出版《博物館／美術館的未來性：行政法人制度研究》，指出法人化的想像和實踐，在日本恐怕已呈負面結果；而在英、法等國，法人化制度亦須與本土脈絡相適應（林曼麗等，2022）。此處，並非指博物館法人制度實踐在台的蹇境，反而說明它與台灣原來之公務制度環境正處於相適應過程。如何融合原有之累積優勢，從而在運營模式和資產運用上採用更靈活策略，將是值得推進的探索。當代歐美的博物館金融化機制，當可作為有力借鑒。
延伸閱讀｜構築新想像：《博物館／美術館的未來性：行政法人制度研究》台北場新書座談會
延伸閱讀｜博物館的管理、使命與生存：M+希克資深策展人及策展事務主管皮力專訪
參考資料
Albright, A. ＆ Akinnibi, F. “NYC’s Whitney Museum Wins Bond-Market Reprieve From Covid Hit.” Bloomberg, 17th Dec. 2020, https://reurl.cc/KQ5NVn (Date: 18th Sept. 2022).
Peyton Forte, MoMA Joins Museums Seizing on Low Rates to Refinance Bonds.” Bloomberg, 14th Apr. 2020, https://reurl.cc/kE2D4r (Date: 18th Sept. 2022).
James Heilbrun & Charles M. Gray, (2001). The Economics of Art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Larry’s List & AMMA. Private Art Museum Report. Vienna: Modern Arts Publishing, 2016.
Michael O’Hare, “Capitalizing Art Museum Collections: Awkward for Museum but Good for Art and for Society.”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Conference. Washington, D. C., November 2005.
Sylvie Pflieger, “Financing the Arts in France.” ENCATC Journal of Cultural Management and Policy, 2013, 3(1): 3-14.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s Ended June 30, 2021 and 2020. N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21.
台南市美術館，《台南市美術館決算》，2022。
林曼麗、張瑜倩、陳彥伶、邱君妮，《博物館／美術館的未來性：行政法人制度研究》，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22。
光影俠公司，〈國外博物館有哪些賺錢的途徑〉，2018，http://www.shuma7.com/w/15442533541208.html（擷取日期：2022/09/19）。
馬健，〈美國非營利藝術機構的債券籌資：以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為例〉，《美術觀察》，2016年4期，146-147。
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執行成果暨決算報告》，2022。
蔡昀容，〈蘭陽博物館興建舉債9.3億，開館12年僅還1.6億〉，《自由時報》2022年8月6日，https://reurl.cc/9pq2WY （擷取日期：2022.09.18）。
孫鳳毅，〈論博物館融資的新路徑：資產證券化〉，《博物館研究》，127：3-11，2014。
瞿丹，《藝術品在財富管理中的功能研究》，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管理與教育學院碩士論文，2019。
藝術眼〈大都會博物館出售2億5000萬美元債券〉，2018，http://www.artspy.cn/html/news/10/10814.html（擷取日期：2022.09.19）。
張正霖( 2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