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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脆弱」中誕生的雙年展:提爾.費爾哈特談第16屆里昂雙年展

從「脆弱」中誕生的雙年展:提爾.費爾哈特談第16屆里昂雙年展

A Biennial Born in "Fragility": Till Fellrath on the 16th Lyon Biennale

人或許都是脆弱的,但我們把脆弱視為一種抵抗的力量。當我們承認自己脆弱時,就能以集體的方式,和所有藝術家一起來談論,而這正是對抗脆弱的力量來源,也是人性之美的所在。透過里昂這座具有兩千年歷史的城市中的許多場所,觀眾可以強烈感受到各種「脆弱」在歷史留下的痕跡,而這是世界共通的。

法國最重要的國際當代藝術大展——里昂雙年展甫於9月14日揭開第16屆展會的帷幕,邀集了來自39個國家的88位藝術家,在疫情衝擊、俄烏戰爭、氣候變遷、通貨膨脹等重重危機中,連袂呈現一份「脆弱的宣言」(Manifesto of Fragility)。本屆雙年展將持續至今年12月31日。

第16屆里昂雙年展策展人提爾.費爾哈特。(攝影/余小蕙)

由策展雙人組巴道伊(Sam Bardaouil)和費爾哈特(Till Fellrath)擔綱策劃的本屆里昂雙年展,本身就是「脆弱」的最佳寫照,從一開始就陷入各種不確定的因素之中。2020年二月宣布策展人選後,歐洲即捲入新冠疫情的漩渦中,困在各種邊界封閉、行動限制的措施中,僅能靠視訊會議開展籌備工作,今年三月爆發的俄烏戰爭也導致運輸和材料等費用的增加;禍不單行下,里昂受行政管轄的隆河-阿爾卑斯政區(Rhone-Alpes)政府也宣布大幅削減里昂雙年展的經費補助,從原本的75萬歐元中硬生生砍了20萬歐元……。面對這一連串的波折和難關,兩位策展人和里昂雙年展團隊卻亮出了一張令人驚艷的成績單!不論是展覽敘事的鋪展,作品的質量和完整度,不同展場所散發的特殊工業氣息或歷史韻味,作品與空間之間的對話,展覽不同環節之間的緊密聯繫,都看得出經過細膩思考和用心打造;當然,1,200萬歐元的總預算也讓本屆里昂雙年展的氣度顯得格外恢宏,有許多規模浩大的裝置作品。

巴道伊和費爾哈特分別出身黎巴嫩和德國,專業背景包括藝術史/戲劇與經濟/政治學,自2009年於紐約成立「藝術重新轉向」(Art Reoriented)策展平台以來,以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展覽迅速崛起於國際藝壇,至今策劃了數十項展覽,其中包括為巴黎龐畢度中心所策劃,並巡迴馬德里索菲亞王后博物館(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杜塞道夫K21美術館、泰德美術館(Tate Modern)等重量級機構的「藝術與自由 : 埃及超現實主義」 展。2022年是格外忙碌的一年,除了里昂雙年展,並於今年一月任命為柏林漢堡火車站美術館雙館長(這也是該美術館首次由兩個人擔任此項職位),同時還策劃了四月登場的威尼斯雙年展法國館塞迪拉(Zineb Sedira)的展覽,此展並獲得特別提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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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屆里昂雙年展現場Gómez-Egaña作品《處女座》(Virgo,2022)。(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Zilberman Gallery. Photo: © Blaise Adilon. 圖片提供:里昂雙年展)

八月中旬,里昂雙年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最後籌備和組織,筆者在柏林漢堡火車站美術館採訪了費爾哈特,巴道伊則在里昂為不同出版物做最後的校對。費爾哈特笑稱,「事情實在太多了;幸好我們兩個人,可以一人留守漢堡火車站,一人去里昂。」

余小蕙(以下簡稱余):首先想問一下,這次專訪,您是代表兩人發言,還是僅代表您自己?

提爾.費爾哈特(以下簡稱費爾哈特):我和山姆合作已經14年了,非常有默契,我當然是從我的角度說話,但足以代表我們兩人的看法。

余:你們的策展經驗豐富,與世界各大美術館、博覽會等不同機構合作組織了數十項展覽;對您來說,雙年展意味著什麼?具有哪些挑戰?

費爾哈特:雙年展絕非一項大型主題展而已,而必須和城市、和在地有真實而緊密的連結。雙年展應該走出美術館和傳統當代藝術的場所,深入城市肌理,擁抱令人意想不到的場地,讓在地和來自遠方的觀眾(重新)發現所在城市,以及它的歷史。雙年展是讓人可以嘗試平時在美術館無法進行的各種實驗的機會。比如說,漢堡火車站美術館是一座國家級機構,被賦予了許多期待,要冒險嘗試就比較複雜,因此必須勇於冒險。

比方說,雙年展是一個對年輕藝術家格外重要的機制,我們應該善用這個高能見度的平台,支持年輕藝術家,向他們委約創作,刺激他們去發揮龐大的潛能。因此,在本屆里昂雙年展中,除了少數幾個藝術家稍有名氣外,絕大多數都是尚不知名的年輕藝術家。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考慮到更廣大層面的觀眾,與城市居民有更多互動,透過和不同機構的合作,讓平時不逛當代美術館的民眾也能成為雙年展的觀眾。我們應該把雙年展視為一個威力強大的平台,而不只是談論環保、社會、政治等議題的展覽而已。

第16屆里昂雙年展現場Hans Op de Beeck作品《我們是最後留下的》(We Were the Last to Stay,2022)。 (© Adagp, Paris, 2022. Photo: Blandine Soulage. 圖片提供:里昂雙年展)

余:作為後疫情時代的第一波國際大展,今年前後腳登台的雙年展和國際大展非常多,包括威尼斯雙年展、柏林雙年展、卡塞爾文件展、歐洲宣言雙年展、伊斯坦堡雙年展等等,你們在構思里昂雙年展時,是否考慮了其他展覽的主題和藝術家名單?

費爾哈特:完全沒有。我們總是跟著自己的直覺走,不會管其他人的展覽,甚至不會特地避免雷同的名單。如今所有雙年展的藝術家名單都出爐了,事實證明,重複的很少。我認為策劃雙年展更應該著力的是思考和在地的連結,雙年展首先是針對一座城市和所在地區的觀眾所做的展覽,當然也有像你我一樣旅行世界各地的專業人士,但畢竟是少數(威尼斯是唯一例外,幾乎沒有本地觀眾)。

例如台北雙年展,我們也去參觀過,雖然有其他國際專業人士參觀,但主要面對的還是台北和台灣的觀眾。因此,策劃一項雙年展的起點是所在的城市,但這不是為了做一項地方性的展覽,相反地,是透過找到和在地之間的關聯,引進國際藝術家的創作,與在地進行交流和對話。我們當然應該繼續擴展全球當代藝術的論述,但同時創造一個讓人快樂、能讓在地觀眾有所共鳴的盛會。里昂雙年展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針對學校組織的藝術推廣活動。每屆里昂雙年展大約有30萬名觀眾,這個數量還是很多的(相較於柏林雙年展大概只有10多萬),因此我們構思本屆里昂雙年展一開始腦子裡想的是這30萬名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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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屆里昂雙年展現場Annika Kahrs作品《房屋頌》(Le chant des maisons,2022)。(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Produzentengalerie Hamburg. 攝影/Blandine Soulage,圖片提供:里昂雙年展)

余:請談談本屆雙年展的主題「脆弱的宣言」?

費爾哈特:脆弱的主題或許和新冠疫情有關,但這可不是一項新冠雙年展!這次疫情讓我們深刻體認到,無論你來自何處,身在何處,大家都是脆弱的,事實上我們本來就是凡人,在地球上的存在也不過幾十年,但又想創造出一些能夠超過我們壽命的東西,因此有人做藝術品,有人寫書,有人生孩子,我們都有這種超越生命的慾望。博物館不正是為了保存作品給後代子孫,為未來提供歷史的痕跡而成立的?這是疫情對我們引發的思考。而當我們在前六個月透過Zoom和藝術家交流時,他們也都提到這種脆弱的感覺,不只是新冠疫情,還有岌岌可危的經濟情況、政治情勢、種族歧視、性別問題,似乎一切都成了影響到所有人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或許是一個合適的主題,因為現在世界各地都遭遇到了各式各樣的危機——例如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這是世界目前共同的議題。

然而,人或許都是脆弱的,但我們把脆弱視為一種抵抗的力量。當我們承認自己脆弱時,就能以集體的方式,和所有藝術家一起來談論,而這正是對抗脆弱的力量來源,也是人性之美的所在。我們所選擇的許多場地本身就是脆弱的明證:作為主要展場的廢棄的法格工廠(Usines Fagor),呈現了脆弱的經濟體系以及工人的艱困處境;15年前徹底關閉的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處處是被遺棄的痕跡;位於金頭(Tête d’Or)公園,因石棉問題而被遺棄的餐廳;1960年代建築中的羅馬時期廢墟等等。透過里昂這座具有兩千年歷史的城市中的許多場所,觀眾可以強烈感受到各種脆弱在歷史留下的痕跡,而這是世界共通的。雙年展透過在地,有時非常個人的歷史,卻能讓我們超越彼此之間的疆界,發現彼此共同的關聯,觸動人的心靈,引發更多的思考。

第16屆里昂雙年展現場Ugo Schiavi作品《嫁接記憶系統》(Grafted Memory System,2022)。(Courtesy of the artist. Photo: © Blandine Soulage. 圖片提供:里昂雙年展提供)

余:你們如何打造本屆雙年展的結構?

費爾哈特:雙年展由三個環節或者說層次組成,動線起點位於里昂當代藝術美術館四樓,我們透過一名真實存在的人物路易絲.布魯內(Louise Brunet) 來探索世界的脆弱。我們在尋找里昂實業家在黎巴嫩開設絲綢工廠的資料時,在南特保存的黎巴嫩法國領事館檔案中意外發現了她的存在,進一步研究後得知她曾參加工人武裝起義,並因此坐牢,出獄後為求生存遠赴黎巴嫩絲綢紡織工廠工作。她的命運像一面棱鏡,折射出關於身體、種族、性別、歷史等等的脆弱,象徵了許多人的生命歷程。這部分的展覽遊走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我們從僅有的一些資料去想像她的生命故事,匯集了歷史不同時期的藝術品和物件,以及年輕藝術家的作品來呼應。展場設計上,我們以薄紗簾幕營造一種如夢境般的迷幻氛圍。

第二個層次是位於美術館二、三樓,聚焦貝魯特1960年代藝術的展覽,透過一座城市的歷史來探索脆弱的概念。黎巴嫩在經過一段經濟發達、人文薈萃、藝術鼎盛的黃金時期後,卻於1975年陷入了一場長達數十年的內戰。這個部分的展覽,展廳設計以裸露的木條結構傳達了一種有如工地的感覺,正如今天百廢待舉的黎巴嫩。第三個層次命名為「一個充滿無限希望的世界」,從美術館一樓向外延伸到另外11個展場,透過88位來自39個國家的藝術家,展現全球當代社會不同回應脆弱處境的方式。因此在結構上是由個人的小歷史逐漸擴大到大歷史,三個層次緊扣在一起。

余:呈現全球藝術樣貌是你們挑選藝術家的考量嗎?

費爾哈特:必須找到一個平衡點。既然這是在法國舉行的雙年展,理所當然應該介紹法國藝術家。但我說的不是法國籍的藝術家,而是在法國工作、參與法國藝術場景的藝術家,例如張雲垚。我們大約有四分之一的藝術家以法國為基地,另外四分之三的藝術家住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柏林、貝魯特和中東地區。若非因為新冠疫情,我們會希望邀請更多亞洲藝術家。尤其里昂雙年展的一個特點是許多作品都是現場製作,與城市和展場空間有密切關聯,這就需要藝術家本人在場,但新冠疫情的種種限制讓藝術家旅行變得非常棘手。

第16屆里昂雙年展現場Mali Arun作品《奇妙世界》(Wunderwelten,2022)。(Courtesy of the artist,攝影/余小蕙)

余:這次新冠疫情對你們的策展是禍是福?

費爾哈特:應該說兩者皆有。我們於2020年初確定出任第16屆里昂雙年展策展人,隨後即面臨封城、歐洲邊界完全關閉,我們就連去里昂與團隊會面、造訪場地也不行。面對這個巨大的衝擊,里昂雙年展當機立斷宣布延後一年舉辦,這項決定甚至早於威尼斯雙年展。好處是,我們有了更多時間來發展和完善我們的構想。既然無法旅行,我們馬上轉移到網上,透過Zoom進行一切討論和籌備工作。事實上,我們也因為疫情而發現了一些藝術家,因為透過視訊,有時反而能產生更深入的討論。我認為如果我們是去藝術家工作室參觀,可能沒法有這種高度和深度的對話和討論。事實上,對藝術家和策展人來說,視訊交流有時提供了一種保護,反而更能自由交談。當然,作品還是需要親身經歷和感受。我們這次是反向操作,先搜集資料,和藝術家視訊交流,對他們的創作有更多了解。我們的工作主要仰賴直覺,對藝術家和藝術創作,必須是來自五臟六腑的強烈感覺才行,不能只有智性的層面。之後再去他們的工作室時,則多半是討論創作方案,合適的展覽場地等等。

余: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阿萊馬尼(Cecilia Alemani)也提到因疫情延後舉辦,多了一年時間對她構思和組織整個展覽的重要影響。這樣看來,三年展是否比雙年展更好?

費爾哈特:能有更長時間籌備當然比較理想。文件展就是明證!

第16屆里昂雙年展現場Klara Hosnedlova作品《無題》(Untitled,2022)。(Courtesy of the artist,攝影/余小蕙)
余小蕙( 28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