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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真與戰火之光:展覽「多孔的檔案.探照」中的影像曝光與映射

寫真與戰火之光:展覽「多孔的檔案.探照」中的影像曝光與映射

The Light and Sparks of Photography and War: Image Exposure and Reflection in the Exhibition "Piercing Through a Porous Archive"

以這張攝於1940年代的亞圃廬寫真館外觀為核心意象,2025年6月在東京銀座的「多孔的檔案.探照」展覽對彭瑞麟的攝影實踐展開多層次的對照—關於戰事視覺化與公共展示、檔案與攝影的媒介性,以及戰事記憶政治與生命政治。「多孔的檔案.探照」展示的歷史資料涉及戰爭期間及其後,個人生命如何嚴重受到戰事影響,陷入跨越國度的、取決於當下國際政治關係的結盟/對立處境。勾勒彭瑞麟與藤田嗣治交織於上一世紀爭戰的生命經驗、軍役視線,著實地以多層次視角叩問當代已然日常化的戰事經驗。

鄰街的寫真館櫥窗: 面向大眾的攝影家彭瑞麟

1931年,臺灣第一位取得攝影學士學位的彭瑞麟(1904–1984)自東京寫真專門學校畢業後返臺,於大稻埕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二段)開設寫場(寫真館),取名「アポロ寫場」(即「阿波羅寫真館」,後來改名為「亞圃廬寫真館」),位處旅館二樓。隔年,寫真館增設一樓店面,設玻璃櫥窗,展示當時蔚為新穎的「藝術寫真」。

從一張攝於大東亞戰爭時期的照片(本文暫稱為「亞圃廬寫真館外觀」)來看,櫥窗略有深度,肖像照與各式「造景」之物構成整體造型。以櫥窗為單位,其所展示的彷彿像是今日所稱的複合媒材、攝影裝置作品,向不特定的大稻埕街上民眾展示。 根據「彭瑞麟與我們的時代」Facebook對此照片的描述(註1),當時日本殖民政府規定各家住戶要在窗戶玻璃貼上膠帶,以避免空襲導致震裂。這組展示內容以膠帶作前景,自左、右上角打向底部中心點,喻作軍艦射向天際的探照光束。高空則有多架模型飛機盤旋於肖像照週邊,或遠或近。

這組「攝影裝置」既保留寫真館展示作品的目的,甚至不諱將肖像拼貼於戰火意象的高空,不免讓人好奇:這些或大或小、懸浮於天際的人是誰?他們是臺灣、日本,或是其他亞洲國家的人民?搶眼的膠帶是照亮他們面容的光束,或是朝他們襲去的戰火?此時已經結束廣東軍旅的彭瑞麟(註2),以眾生群像置於櫥窗光影之間,不難見其處在戰事時期的細膩心思。順應日本政府的玻璃窗膠帶既是「護窗」,或許,實則展示彭氏親見東亞烽火如何在各國破窗而入,侵門踏戶。

攝於大東亞戰爭時期的亞圃廬寫真館外觀。(Public Domain)

從彭氏設立寫真館櫥窗時候的想法來看(註3),櫥窗一來是感受臺灣市井街民攝影美學的方法,二來,也是彭氏對於攝影「如何跳出景框之外」、「如何擺脫平面的侷限」等奇想的演練空間⸺鄰街的寫真館櫥窗讓原本屬於「棚內」、「暗房」的攝影事件曝光於人群。以「亞圃廬寫真館外觀」此照片來說,這組櫥窗彷彿在探問:在那段人如草芥的殺戮年代,我們如何記住一個又一個面容?從這幾點來看,亞圃廬寫真館不只是殖民地臺灣第一個現代攝影的學堂(註4),也是當代攝影展示的實驗場。然而,1945年5月,亞圃廬寫真館被劃入防火公地並於隔月遭拆除,彭瑞麟15年的寫真館經營工作也在戰火中結束。

以這張攝於1940年代的亞圃廬寫真館外觀為核心意象,2025年6月在東京銀座的「多孔的檔案.探照」展覽對彭瑞麟的攝影實踐展開多層次的對照—關於戰事視覺化與公共展示、檔案與攝影的媒介性,以及戰事記憶政治與生命政治。

「多孔的檔案.探照」: 歷史展示與探照的媒介性

光的映射

展覽「多孔的檔案.探照」由郭昭蘭、大坂紘一郎(Koichiro Osaka)策劃(註5),展出作品的藝術家包含攝影家彭瑞麟、畫家藤田嗣治(Tsuguharu Fujita)與當代藝術家藤井光(Hikaru Fujii),2025年6月6日至6月28日於銀座的藝廊「思文閣」(Shibunkaku Ginza)展出14件(組)作品。

思文閣位處銀座大街上(銀座西五丁目交叉口),門口是玻璃門與落地窗,行人可以窺見張貼在玄關的展覽海報與走往地下室展場的階梯。前文提及的「亞圃廬寫真館外觀」正是「多孔的檔案.探照」展覽主視覺。照相館的櫥窗與藝廊鄰街的玻璃門,形成很有意思的呼應,導引街頭的陽光折射進入展場。

開幕當日,「多孔的檔案.探照」展覽海報放在思文閣門口,形成「櫥窗照後方是可進入的玻璃門」這樣的穿透性。(攝影/葉杏柔)

入口處首先看到的三件作品,是結構展覽命題的三道索引。第一件是藤田嗣治(1886–1968)的戰爭畫《新加坡空襲圖》(1942),其二是右側臨牆矮櫃上,彭瑞麟兩本闔上、不提供翻閱的相簿《廣東相簿》(1938)與《寫專相簿》(1919–1945)。左側主展區展示藤井光的「彭瑞麟廣東相簿構成」與「彭瑞麟寫專相簿構成」系列七件作品,以及三件彭瑞麟攝影原作(含框)。再將視線環伺轉回入口,會發現左側牆上有一個不太顯眼的小木盒,大小與彭氏攝影原作差不多。

(左)彭瑞麟《寫專相簿》(1919–1945);(右)《廣東相簿》(1938)。(攝影/Tadayuki Minamoto,思文閣提供)

展覽動線最後,觀者才看見這是藤井光《日本的戰爭美術1946》(2022)的局部,並明白入口處的木盒是此作品的上蓋。此即本展覽的第三道索引。《日本的戰爭美術1946》在此展中串聯頭、尾,亦是整體展示在「多孔檔案」概念上在型式與作品互文處。

藤田嗣治《新加坡空襲圖》繪製的主題是1942年日軍轟炸新加坡登加機場。暗夜照亮廣大海域的戰火,像是光學攝影時代最龐大、亮度最強的曝光瞬間,供予畫家戰事時代才得以描繪的「夜景寫生」。畫作中,夜空被戰火爆亮開來,卻顯得黑夜之廣袤、無限的未明。此畫作具現了「視線」總是如光束一般管窺現實,而如今望向歷史資料的「真實」情況,往往是散逸不全、難以完整讀取的樣貌。

藤井光《日本的戰爭美術1946》(2022)。 (攝影/Tadayuki Minamoto,思文閣提供)

相框、木箱 vs. 攝影、數位印刷

從攝影原件的數量佔比來看,顯然,「多孔的檔案.探照」展覽用意不是歷史文物展,也不全然是攝影展,而是檔案展。主要展示內容是「彭瑞麟廣東相簿構成」與「彭瑞麟寫專相簿構成」兩系列,作品以「相簿掃描」與「數位輸出」呈現兩本相簿部份內頁,包含多處被移除的空白、彭瑞麟的筆記等。

由於清楚可見展示內容是相簿,觀看重點亦一目瞭然地被調校至「資訊式的觀看」,輔以「攝影美學欣賞」:相簿中保留的相片、不被保留的未知資料與其「留白」的位置、大小,以及攝影者彭瑞麟的文字等等,才是本展「檔案」的單位。透過閱讀相簿照片的配置,我才看見攝影者彭瑞麟對被拍攝場景、人物的情感與記憶。「多孔的檔案.探照」提醒的正是此鮮少在攝影展示上體現的持鏡者內在性。

「多孔的檔案.探照」展覽用意不全然是攝影展,而是檔案展。(攝影/Tadayuki Minamoto,思文閣提供)

繪畫與攝影的對位:美國與臺灣現身

在這批1930至1940年代的作品之間,藤井光的兩件作品分別對位繪畫與攝影,並將敘事線推衍至二次大戰後的美國與臺灣。《日本的戰爭美術1946》處理的是日本戰爭畫在二戰後美、日兩國對此議題產生的對立關係(註6),呼應藤田嗣治戰爭畫家身分與本次展出畫作。有意思的是,本次版本僅展示打開的木箱與箱中兩張SD卡,是無法肉眼讀取內容的「載體」。這似乎暗示1970年從美國返還日本的153幅戰爭畫,迄今未能完整公開展示,同時,戰爭畫在戰後日本更是尚未被完整論辯的禁忌課題。

另一件作品《澀谷事件1946》(2016)紀錄的是1946年發生於澀谷的臺日武裝衝突,展出扮演事件的青年肖像照,對應展出的彭瑞麟肖像攝影,以及櫥窗中騰空於軍艦之上、錯落的肖像。澀谷事件肇因於戰後日本社會與「第三國人」(指戰後非日本籍、亦非盟軍國民之在日居民)之間的衝突,本作品由居住於東京的年輕移民與在日臺灣人重演,拍攝為錄像,肖像照則是模擬「入獄照」角度,採正面、側面各一張呈現。(註7)

思文閣「多孔的檔案.探照」展場一隅。 (攝影/ Tadayuki Minamoto,思文閣提供)

當代戰事

「多孔的檔案.探照」展示的歷史資料涉及戰爭期間及其後,個人生命如何嚴重受到戰事影響,陷入跨越國度的、取決於當下國際政治關係的結盟/對立處境。彭瑞麟大東亞戰爭時代跟隨日軍至廣東;越南王子彊㭽1930年代流亡海外期間,受日本資助,1930年代末赴臺居住兩年期間結識彭瑞麟;藤田嗣治於二次大戰期間成為隨軍的「聖戰畫家」,卻於戰後受左翼「日本美術會」指控為「戰犯畫家」。戰事期間,國族身分的複數性,跨越國界的生活與文化同化經驗深刻地影響著每一個人。正如策展人郭昭蘭所主張,當今梳理藝術歷史的地域主義之際,應當將今日複雜的地緣政治與戰後效應列入考慮。

煙硝砲火與全球經貿戰爭在21世紀顯然早已白熱化與毛細孔化。戰爭的債「攤提」到日常生活中的資訊控制、飆升物價、階級與國際政治剝削關係,尤有嚴重且嚴肅的:2022年延燒迄今未停歇的俄烏戰爭、2023年以來以色列的加薩戰爭。戰爭在當代是一個未竟的議題,將「複數國家」與「後戰爭」文化霸權納入核心思考,藝術史應當與當代社會情勢產生豐富的映照。「多孔的檔案.探照」勾勒彭瑞麟與藤田嗣治交織於上一世紀爭戰的生命經驗、軍役視線,著實地以多層次視角叩問當代已然日常化的戰事經驗。


思文閣「多孔的檔案.探照」展場一隅。 (攝影/Tadayuki Minamoto,思文閣提供)

*本文由2024年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贊助。


註釋

註1 資料來源:「彭瑞麟與我們的時代」Facebook於20219年3月25日分享的資料。「彭瑞麟與我們的時代」Facebook由彭瑞麟後代彭雅倫女士經營,該網站內容包含「彭瑞麟資料庫」國藝會調查研究案(2023-2024)的研究成果。

註2 彭瑞麟1938年被日軍徵召至廣東擔任翻譯員,同時拍攝不少紀實街景,被喻為「外交攝影師」。

註3 彭瑞麟描述:「櫥窗對收入有極大影響,每次更換後,必定收入增加。對佈置內容考量左列條件:(1)季節;(2)為調查民眾的眼力及趣向,辦過人氣測驗,其方法是用一個女人照出姿勢、採光、布景個別同大的相片六張,陳成一列編號,顧客任意投票,頭獎給予打五折之優待卷;(3)看比較有名氣的同業所使用的招牌女人特請她來照一張陳列出去,讓民眾比較。」資料來源:(一)彭雅倫(2024)。〈彭瑞麟資料庫內容摘錄:重要史料編碼建檔清冊〉。收錄於國藝會補助成果檔案庫「彭瑞麟資料庫」(文化資產類,調查與研究項目);「彭瑞麟與我們的時代」Facebook。

註4 1930年代,亞圃廬寫真館不僅提供技術領先全島的專業攝影服務,更首開先例,將攝影教學從原本的私傳師徒制,改以攝影專班的方式公開教授。學生除了來自臺灣,更遍及澎湖甚至廈門、印尼各地。資料來源:聚珍臺灣(2019年2月1日),〈1984年2月3日,臺灣第一位攝影學士-彭瑞麟紀念日〉

註5 本次展覽為思文閣銀座自2022年啟動的客座策展人邀請企畫「Ginza Curator’s Room」的第12回(可參考網站),這次受邀的兩位策展人,分別為臺灣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藝術史與視覺文化組副教授郭昭蘭,及京都藝術大學助理教授大坂紘一郎。

註6 二戰後,美國以去軍事化名義一度擬將日本戰爭紀錄畫銷毀,直到1947年「美國情報機構正式承認日本戰爭畫作具有藝術價值」,畫作才留下,並於1970年以「無限期借貸」的形式將153件畫作交給日本。《日本的戰爭美術1946》作品介紹

註7 藤井光《演習1:扮演非日本人》作品介紹。《澀谷事件1946》為「多孔的檔案.探照」展覽對此作品的命名,亦即《演習1:扮演非日本人》錄像裝置作品局部呈現肖像攝影。

葉杏柔( 1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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