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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現實主義百年記持:日本超現實繪畫與映照至臺灣的微光倒影

超現實主義百年記持:日本超現實繪畫與映照至臺灣的微光倒影

A Century of Surrealism: Japanese Surrealist Painting and Its Shimmering Reflections in Taiwan

1940年代,日本超現實藝術發展因為戰爭,蒙上一層陰影的同時,這美學意念的種子,反倒在一名前往日本留學的臺灣少年莊世和心中慢慢發芽。若談起臺灣超現實主義的發展,在文學上則必須提起風車詩社,以及導演黃亞歷在2015年發表,以其為主題內容的實驗電影《日曜日式散步者》,之後該計劃還在2019年延伸出「共時的星叢」展覽,搜羅臺日兩地的超現實相關文學、美術作品與文獻,積極地探索了過去臺灣這段幾乎等同未知的歷史。

距今100年前的1924年,法國作家與詩人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發表了超現實主義宣言(Surrealist Manifesto),象徵著20世紀時,文化影響幅度極高的超現實主義開始蓬勃發展。其源自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未曾直面過這類現代性戰爭,開始萌生反理性、反科學甚至反藝術的達達主義法國詩人們。他們試著直面尚未開拓的,人類的無意識精神領域,藉此實驗出新的藝術形式。有趣的是,超現實主義運動更於1930年代出現了許多跨國界的響應者。

1924年出版,由羅伯特·德勞內(Robert Delaunay)設計的《超現實主義》,第一卷之封面。(Public Domain)

日本自2023年12月開始了「超現實主義宣言100年:超現實主義與日本」的展覽,回顧了這藝術運動在日本的歷史脈絡,從京都府京都文化博物館出發,跨越至2024年,巡迴至東京板橋區立美術館以及三重縣立美術館。展覽中完整搜羅了超現實主義在日本,從發展到二戰後慢慢走向尾聲的重要作品,這樣的歷史脈絡又如何照映至臺灣,則是本文的關注焦點。

東京板橋區立美術館展出的「超現實主義宣言100年:超現實主義與日本」,「先驅者們」展區一隅。(Courtsey of板橋区立美術館)

超現實繪畫的美學想像與日本

重新回顧超現實主義的創作主旨,其中心思想為,擺脫一切理性的束縛,美學上與道德上的各種懸念皆刻意脫離的自動書寫。在純藝術範疇的諸多實踐中,則有胡安.米羅(Joan Miró)和安德烈.馬松(André Masson)的自動繪畫,或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的拼貼手法,強調意念間相互既接合又常瞬間分離的狀態,尋求一種偶然的聚合現象和視覺效果,以刻意的違和感創造出令人驚豔的美學,後續達利將潛意識形式視覺化後,如同白日夢般的光景,為超現實繪畫開拓出了獨特的表現形式。

1929年,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安德烈.布勒東、保羅.艾呂雅、馬克斯.恩斯特、薩爾瓦多.達利與曼.雷等人合照。(Public Domain)

1920年代後半,超現實主義在日本開始慢慢受到注目,這時馬上有受到刺激的年輕詩人開始翻譯且實踐這類形式的創作。在繪畫的領域中,許多年輕畫家們,便開始在日本畫壇發表相關作品受到高度注目。這脈絡就必須回到1929年9月第16回的二科展。在這個緣起於反對帝展與學院派(以東京美術學校為中心)的展覽中,東鄉青兒(Seiji Yogo)、阿部金剛(Abe Kongo)以及古賀春江(Harue Koga),分別發表了《超現實派的散步》、《Girleen》以及《鳥籠》等等具超現實語彙的繪畫作品,引起話題和迴響。本次的日本超現實展,也在展區的開場白,展示了這些作品,標誌為日本超現實繪畫的重要起始。

東鄉跟阿部這兩位藝術家,在旅居法國期間,便已開始深交,在1929年1月紀伊國屋的展覽機會,認識了古賀。後來在二科展發表的作品,也是三人互相激盪的重要成果,不過有趣的是,東鄉在當時對於被稱為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這件事情,則是語帶保留,他也曾經說過:「當我們目前做的作品被稱為超現實主義時,我其實是相對閉口不談的。」確實,若我們仔細觀看《鳥籠》以及另一件發表作《海》,畫面具有拼貼的特質,但大量描繪當時「新科技」的社會情景,相對是在一個創作形式百家爭鳴的時代大方向下,沾染了部分超現實思考與未來主義的美學想像展呈。

在後續的1931年1月,當時成立不久的獨立美術會,第一屆展覽會中,福澤一郎(Ichiro Fukuazwa)在法國創作的作品,給了當時的日本畫壇十分巨大的衝擊。畫作聚合、拼貼了多項西洋式的人物與道具,令人費解的圖像設定讓當時的觀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福澤於1924年開始旅居法國,隔年的1925年,在巴黎的皮爾(Pierre,ピエール)畫廊,參觀了當時最初的超現實主義繪畫展覽。不過這次的接觸還尚未讓他開始創作相關主題作品,真正讓他開始進入超現實主義世界的,是馬克思.恩斯特的拼貼小說《百頭女》(La Femme 100 têtes)。

福澤使用了類似恩斯特的手法,將各種科學主題雜誌或書籍中的圖像與意念,重新拼組成非現實的繪畫作品。舉例來說,第一屆獨立展展出的《他人之戀》(他人の恋)畫面下方撐傘的紳士,則是取材自路易.菲基耶(Louis Figuier)的《科學的驚異》(Les Mystères de la science)一書的插畫。在當時的日本畫壇,大多以人物、風景與靜物等等自然主義式的主題為優勢,福澤純熟的拼貼繪畫技巧,事實上為其注入了異質的要素。在當時他甫歸國時發表的文章中,他援用的拼貼手法,非常多靈感來自於詹姆斯.喬伊斯 (James Joyce)的小說,以及蘇俄導演謝爾蓋.艾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電影理論。(註1)

有趣的是,儘管福澤初期廣為人知的創作多為超現實風格,他本人也寫了不少介紹超現實主義的文章,但他基本上不刻意強調自己是超現實主義者,在拼貼風格之後,後續的作品也多方嘗試不同技法,以求不讓自己陷於窠臼。最重要的是,他也積極拔擢年輕畫家們,也讓他被認為是日本前衛藝術的重要領航者,後續將提到,後來實踐超現實主義的臺灣藝術家莊世和,也與他有著深厚的緣分和連結。

在後續的1932年與1933年,巴黎新興美術展與1937年的海外超現實主義作品展也來到日本,讓該美學思維慢慢在此地的傳遞更加穩定,詩人與評論家瀧口修造(Shuzo  Takiguchi)以及藝評外山卯三郎(Uzaburo Toyama),也為其立論。其中外山的更被譯介至中國,成為當地超現實藝術發展的重要立基之一。日本國內,不論是學院中的年輕學生都慢慢有相關團體的結成,畫廊等機構也頗積極推廣與經營,後來廣至京都、名古屋與福岡等地,都有超現實主義的團體活動。

戰時到戰後的日本超現實與莊世和的創作實踐

雖然超現實主義提倡對人類精神與潛意識的全面解放,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卻必須直面破壞性極強的文化浩劫。當時在法國活動的詩人與畫家,許多都因為納粹德國席捲歐洲,必須亡命美國的經驗。在日本,因為軍國主義的主宰,前衛藝術成為被檢視與壓制的對象。其中超現實主義甚至被指與共產主義有所關聯,成為特別被針對的對象,1942年時,瀧口修造以及福澤一郎甚至遭到檢舉與拘留,在藝術家間造成了寒蟬效應。日中戰爭時,甚至許多年輕畫家都必須上戰場,喪失寶貴生命。

東京板橋區立美術館展出的「超現實主義宣言100年:超現實主義與日本」,「戰後的超現實」展區一隅。(Courtsey of 板橋区立美術館)

不過1940年代,日本超現實藝術發展因為戰爭,蒙上一層陰影的同時,這美學意念的種子,反倒在一名前往日本留學的臺灣少年莊世和心中慢慢發芽。若談起臺灣超現實主義的發展,在文學上則必須提起風車詩社,以及導演黃亞歷在2015年發表,以其為主題內容的實驗電影《日曜日式散步者》,之後該計劃還在2019年延伸出「共時的星叢」展覽,搜羅臺日兩地的超現實相關文學、美術作品與文獻,積極地探索了過去臺灣這段幾乎等同未知的歷史。

在日治臺灣畫壇,事實上超現實主義在臺灣並未成為顯著潮流,特別少見於當時的本島人畫家,倒是在臺日本畫家們有相關創作,根據學者蔡家丘的研究,前述1931年第一回獨立美術協會展時,福澤一郎作品引起轟動。該年第一回與1933年第三回的獨立展更曾巡迴來臺,多位畫家前來舉辦座談會, 也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留下紀錄與評論 。

在這脈絡影響下,在臺日人畫家山下武夫(Takeo Yamashita)、桑田喜好(Kikou Kuwata)等人於1933年成立新興洋畫會,創作超現實繪畫並且舉辦展覽。他們將作品發表於臺灣美術展覽會或日本獨立展中。1938年新興洋畫會部分成員重組為「洋畫十人展」,隔年起創作方針轉向為以反映戰爭時局為主。至1940年代,戰況更加緊張, 可能也如同前述日本內地內的言論緊縮與拘捕事件影響,他們也逐漸減少創作具超現實畫風的作品。

將焦點轉回莊世和,他於1923年出生於臺南,於1938年春天來到日本,並且進入東京美術工藝學院就讀。就是在這後續到1940年代的求學階段,他遇到了影響極深的師長,即先前提到的外山卯三郎,他這時恰巧在此擔任院長,因此兩人結緣。此外,該學院雖然以工藝美術為主要範疇,卻請來了許多當時東京十分知名的前衛藝術家前來授課,更包括了日本超現實重要領航者的福澤一郎,其美學思路也影響了莊世和。

莊世和,《風景》, 油彩、木板,45.5×53cm,1957,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透過當時莊世和的學習筆記,我們可以得知,他當時的研究內容是立體派、超現實、達達、包浩斯與抽象藝術等等。尤其關鍵的是,他並非只透過印刷品或觀展,得到表面上的形式模仿,是直接與日本前衛創作者與藝術評論人學習藝術概念,在這段時期,最重要的實際操練作品,想必是具有立體主義風格的《風景》(1940)、《武藏野之春》(1941);超現實意涵的《東京灣故事》(1941)與拼貼風格的《詩人的憂鬱》(1942)等等。他於1946年回臺後亦創作不輟,更被認為是臺灣藝術史中重要的前衛藝術實踐者與第一位抽象畫家。

在戰後的日本超現實主義發展中,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無情戰火,讓許多創作者體驗到悲苦離合,甚至在戰場上直面戰爭的殘酷。終戰後,仍須面對糧食與資源短缺的社會。在這樣的情緒之下,1940年自法國歸日,隨即進入中國戰場的岡本太郎,也在終戰後接續了超現實的美學脈絡。

回到日本時,他隨即面對過去作品在自宅全部燒毀的殘酷現實,因此他不止努力將失去的作品「畫回來」,更積極創作新作,例如1947年的《憂愁》一列白旗排開,彷彿面對戰敗的心情寫照。另一位同樣自中國戰場復歸的畫家山下菊二,則以自己身為加害者的精神意識開始了後續的創作活動,因此有了以超現實語彙暗諷日美相互防衛援助協定的《新日本物語》;在油畫的範疇之外,版畫家濱田知明更是以《初年兵哀歌—風景(一隅)》直接描繪了戰場的殘酷。

東京板橋區立美術館「超現實主義宣言100年:超現實主義與日本」展覽中,「戰後的超現實」展區,展出山下菊二《新日本物語》(新ニッポン物語,1954)一作。(Courtsey of日本画廊Gallery Nippon)

在這次的日本超現實展中,我們透過超現實主義從歐陸發出的信號,如何轉譯於日本,慢慢地在東亞各地如臺灣、中國等等引發迴響與討論。不論是1930年代初綻放的繁花盛景,1940年代慢慢因戰爭蒙上的陰影,還是戰後創作者們復歸後的迴光返照,都是值得關注的標的。以超現實為名的藝術運動,或許確實如同曇花一現般地出現在東亞藝術史當中,但就如同這次展覽所言—超現實主義從未結束,或許它其實只是轉化成某種文化的DNA,成為撐起新創作者們巨人肩膀的一部分,透過一次次的歷史回顧,也提醒當下我們的文化基石所在。


註1 速水豊、弘中智子、清水智世。『シュルレアリスム宣言』100年 シュルレアリスムと日本。青幻舎。日本:東京。2023年12月。
註2 蔡家丘,〈1930 年代東亞超現實繪畫的共相與生變—以臺灣、中國畫會為主的比較考察〉,《藝術學研究》,2019 年 12 月,第25期,p.93-187。
註3 蔣伯欣 ,《綠舍.創型.莊世和》,臺灣: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19年12月。
註4 同註1。

陳飛豪( 117篇 )

陳飛豪,生於1985 年。文字寫作上期冀將台灣史與本土想像融入藝術品的詮釋。藝術創作上則運用觀念式的攝影與動態影像詮釋歷史文化與社會變遷所衍生出的各種議題,也將影像與各種媒介如裝置、錄像與文學作品等等結合,目前以寫作與創作並行的形式在藝術的世界中打轉。曾參與2016年台北雙年展,2019年台灣當代藝術實驗場之「妖氣都市:鬼怪文學與當代藝術特展」、2021年國家攝影文化中心的「舉起鏡子迎上他的凝視—臺灣攝影首篇(1869-1949)」以及2020/2021東京雙年展。著有《史詩與絕歌:以藝術為途徑的日治台灣文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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