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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術史的二二八切面

台灣藝術史的二二八切面

A Cross Section on 228 in the Art History of Taiwan

近年談到二二八的受難者,我們總會一再提起當時不幸遇難的陳澄波。但除了陳澄波之外,其他台灣藝術家又是如何面對時代的衝擊,反而相對很少提起。趁此二二八紀念日的連假期間,略為整理台灣創作者面對二二八事件與之後的遭遇,試圖拼湊出一個更為完整的切面。

二二八事件可以說是台灣戰後史首個關鍵的重大事件,影響台灣歷史的發展至為深遠。即使是看似未處於政治核心當中的台灣藝術家,都不免捲入其中。近年談到二二八的受難者,我們總會一再提起當時不幸遇難的陳澄波。但除了陳澄波之外,其他台灣藝術家又是如何面對時代的衝擊,反而相對很少提起。趁此二二八紀念日的連假期間,略為整理台灣創作者面對二二八事件與之後的遭遇,試圖拼湊出一個更為完整的切面。

陳澄波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成為台灣藝術史,乃至於近代史上最沉重的一頁。當年身為議員的陳澄波等人,代表民眾前往國民黨軍隊退守的水上機場進行談判,詎料卻遭到拘禁,最終於3月25日被押運嘉義火車站前遭到處決。

延伸閱讀│V-Touch藝術史|陳澄波

但不只陳澄波,許多藝術家也直接遭遇到千鈞一髮的時刻。如身為陳澄波女婿的蒲添生,生前曾接受訪問,回憶起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的情況:

那天恰好是台陽畫會開展前的開會日子,一大早外面就鑼鼓喧囂,我騎著腳踏車前往台北圓環太平通、石橋頭一帶,也就是現在延平北路與忠孝西路的交叉口,忽然被一個持槍械的士兵喝住,原本可能打算開槍射殺,後來我將腳踏車送給他,才倖免一死,否則現在也是二二八亡魂了。

為了營救岳父陳澄波,蒲添生原本請託陳儀乾兒子蔡繼生出面說情,然而營救不及,最終只收到陳澄波遭到槍斃的噩耗。當時士兵持槍在街上掃射,入夜後尤其嚴重,住在大正街三條通的蒲添生,唯恐遭到流彈殃及,睡覺時用榻榻米將房間四周圍起來,膽戰心驚度過那段日子。(註1)

蒲添生故居,現為蒲添生雕塑紀念館。(攝影/陳晞)

因陳澄波遭受到牽連的,還有他的學生詹浮雲。詹浮雲原名詹德發,戰後初期曾受教於陳澄波與林玉山門下,時常前往林玉山所主持的「書畫自勵會」及「春萌畫會」學習水墨與膠彩技法。陳澄波遭到槍殺後,他前往靈堂祭拜,卻因此遭到軍隊以「疑是叛亂份子」逮捕,被羈押在嘉義戍衛司令部。親人到處奔走請託,才得以放出。但放出不久,他便驚聞當時與他同囚室的人都遭處決,軍方甚且到他家搜捕。他因此避走高雄,並改名「浮雲」,意喻自己宛如浮雲飄落高雄,亦有「跑路」之意。

詹浮雲雖然躲至高雄,但後來仍以創作為生,1949年開設「浮雲畫室」為人畫像,兼營攝影器材生意。1951年起開始參與台陽美展、南部美術展覽會、全省美展等,陸續累積成績,後更成立「浮雲美術補習班」開班授課。唯詹浮雲害怕暴露曾遭到抓捕的經歷,沒有向政府立案,僅為私下教授。直到2003年,政府才頒給「恢復名譽證書」予詹浮雲,稍微彌補當年遭到抓捕、險些喪命的創傷。(註2)

另一位同是嘉義出生的歐陽文,也親身經歷了二二八事件,甚而成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歐陽文出身書香門第,從小便喜歡畫圖與攝影,曾隨陳丁奇學習書法,參加過日本泰東書道院第八回展覽會。後來歐陽文赴日就讀早稻田第二高等學院,成為西川滿的學弟,回台後在嘉義玉川青年學校(今嘉義市崇文國小)任教。

歐陽文,《杉池》,1946。(圖片來源:《人權與藝術鬥士─歐陽文生命故事》)

歐陽文的姑丈因與陳澄波為同學,據稱曾因此關係受教於陳澄波,早年作品也可看出帶有陳澄波風格的影子。戰後初期,歐陽文與多數台灣人一樣,其實是非常期待國民政府的到來。他回憶道:

日本投降之後,嘉義開始組織起歡迎國民政府的籌備會,因為陳澄波老師是裡面的委員,所以就叫我去參加。大家聚集在嘉義公會堂準備要歡迎國軍,…老師也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叫我也要參加。…大家都很高興。日本戰敗了,祖國要來了。…當學生的我剛從日本回來,哪知道中國是什麼樣子?老師說好,那我就跟著認為是很好。蔣介石是民族救星,我也深信不疑。(註3)

然而,軍隊敗壞的軍紀與接收官員的惡行惡狀,很快讓歐陽文最初的印象破滅。他提到當時崇文國小常常有課桌椅消失的情況,才發現暫居校舍內的士兵擅自將桌椅拿走當柴燒。由國民黨派來的教育局科長,也三番兩次到學校要求校長以酒菜款待。歐陽文為此與他們大打出手,或許因而種下禍根。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參加了教員組織於公會堂維持治安,後聽聞陳澄波處決,逃離嘉義避風頭。歐陽文於1948年至台南市永福小學任教,並因此認識顏水龍、郭柏川、沈哲哉、張炳堂等人。然而他在1950年遭到軍方逮捕,成為白色恐怖時期第一批被關押在綠島的政治犯,一關便是12年的時間。由於他是島上唯一懂得攝影的人,所以成為蔣經國來綠島視察時的「隨團攝影師」,亦趁此之便,偷偷拍攝許多綠島的自然與人文景色。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經歷,使他懼於提起畫筆,直到1990年代以後,才重新創作,畫出他對那段時間的苦痛感受。

歐陽文在綠島留影。(圖片來源:《人權與藝術鬥士─歐陽文生命故事》)

與陳澄波往來甚密的楊三郎,在戰爭末期疏散至淡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也差點被軍警逮捕而喪命。根據楊三郎之子楊星朗回憶,軍人跑到他們淡水的家中抓走楊三郎,楊三郎妻子許玉燕堅持要跟著丈夫前去。軍車走到北投警察局一帶爆胎,在軍人去找修胎工人的空隙,適巧被當時的警局局長看到,要楊三郎趁機逃走。後來軍方又大規模在淡水搜捕,楊三郎接到當時淡水鎮長杜麗芳的消息,連夜離開。軍方搜捕楊三郎家時,許玉燕為轉移注意力,只好把當時相當珍貴的水蜜桃罐頭請搜捕的軍人吃,不讓他們繼續騷擾,這些過往讓楊三郎一家飽受驚嚇。楊星朗提到,楊三郎曾在全省美展發表過一張名為「失望」的作品,但隨著政治局勢愈來愈緊張,楊三郎遂把那張畫作割裂,重新繪製成其他作品。作品雖已不存,但仍可以知道當時楊三郎的憤懣之情,以及在國民黨統治下為了避禍的無奈。

日前才甫結束的「手完成的話─時局下的李石樵人物畫」,則是以李石樵的經歷與創作,開展出台灣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到白色恐怖期間,透過畫作所展現出的心路歷程。李石樵於1944年在台陽展出品的《合唱》(歌ふ子供達),描繪一群小孩聚在防空洞前,中間一位小孩背著嬰兒,身著軍伕服裝,手中拿著紙張,似乎正在引領著其他小孩一起唱歌。此畫畫於日本戰事轉趨劣勢,台灣也開始深受影響的時間,這件作品顯然受到日本戰爭末期「聖戰美術」的要求,需要繪製與戰爭相關、能激勵人心的內容。李石樵曾在一場座談畫上提到:

…此時局下的台灣,已經有各式各樣的展覽會上出現直接描寫軍隊,或是根據照片而創作作品,但我總覺得那樣的事,無法接受。最後,我所看到現實風景的一面,社會的一面,如何與小孩們結合來描寫呢?到最後,由於時局是那樣逼迫緊張,我們一定要保持喜悅與希望,一直到最後關頭,也必須要保持這樣的心情,因此最後發展成防空洞前唱歌的小孩。(註4)

李石樵,《合唱》,1944,李石樵美術館藏。(攝影/李孟學)

戰後台灣百廢待興,然而在藝術家的積極爭取下,台灣因戰爭影響而停辦的美展,以「全省美展」之名重新舉辦。此時的李石樵試圖呼應的新的政治局勢,希望在創作中帶入更多對現實的觀察與關懷。就像他在《新新》雜誌所舉辦的講座中所提到:

只有畫家本人可以了解,但他人無法了解的美術,乃是脫離民眾。這種美術不配稱為民主主義文化。若今後的政治屬於民眾時,美術和文化亦應屬於民眾。所以,此後的繪畫取材須循著這麼方向來考慮。(註5)

李石樵參與第一屆全省美展所出品的《市場口》,可說是他關懷現實,試圖反映社會現狀的重要作品。畫面中描寫著台灣菜市場的繁忙景色,但在眾多人像當中,正中央身穿白色小花旗袍、眼戴墨鏡的年輕女性特別顯眼,隨著視線游移,很快就可以看到女子旁邊兜售香菸的小孩,以及畫面右前方蹲踞一側的男子。李石樵刻意畫出他們衣衫襤褸、泛黃破洞的細節,與中央衣著入時的女子恰成對比。

李石樵,《市場口》,1945,李石樵美術館藏。(北師美術館提供)

後來,李石樵又陸續創作了《田園樂》與《建設》。就畫題與內容上,這些作品似乎與二二八事件沒有直接關聯,但從作品中一些細節當中,似乎可以感受到畫家對於當時政權與社會現狀的控訴。比如《田園樂》中,李石樵以家人為模特兒,畫出農村的情景。黃色一片的背景,暗示著秋收的季節,但前景人物毫無笑容,與畫題格格不入。《建設》也有著類似的狀態,雖然畫面的背景是一座明顯的工地,前景的工人正搬運建材、敲打著石塊,中央穿著白色襯衫的人像是運籌帷幄,掌握著畫面中的局面。但鄰近中央白色襯衫的人的左手邊,卻是一位衣衫襤褸,賣菸的小販,後面甚至還畫了一位賣菸的婦女,坐在已然成為廢墟的門口旁。讓人容易聯想到因查緝私菸而引發二二八事件的過往。

李石樵,《田園樂》,1946,臺北市立美術館藏。(© 臺北市立美術館)
李石樵,《建設》,1947-1949,李石樵美術館藏。(圖片來源:《台灣美術全集8 李石樵》)

除了上述的例子,戰後來台的黃榮燦,以木刻版畫方式創作的《恐怖的檢查》,成為二二八事件圖像最著名的作品。畫面中前景是軍人射殺民眾,四周散落一地的香菸回應最初引發抗爭的私菸查緝事件。背景則是一輛軍用卡車,載運著全副武裝的軍人,影射國民黨派遣軍隊鎮壓的情況。黃榮燦曾短暫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但1952年涉入吳乃光事件處以死刑,遂使黃榮燦也成為長年無法言說的禁忌,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為人所認識。

黃榮燦投稿上海《文匯報》的木刻版畫作品《恐怖的檢查》,原件藏於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雖然直接描寫二二八事件的作品目前僅知《恐怖的檢查》,然而二二八事件對台灣藝壇所帶來的影響,卻是十分深遠。如謝里法認為:「今天如果有人想尋找那些美術作品反映『二二八』,我就告訴他,1947年之後40多年間掛在全省美展和台陽展牆上的靜物畫、風景畫和裸女畫等,與『二二八』絕對是脫不了關聯,正因為台灣有了『二二八』,所以台灣美術才只剩下這些題材的作品。沒有『二二八』,台灣美術絕不會是今天這樣的。」(註6)二二八事件以至於後面長達38年的戒嚴,使藝術家害怕透過畫筆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甚至唯恐因「畫」獲罪,才有林玉山的《獻馬圖》與蔡雲巖的《我的日子》等作品,把當中的日本國旗改為中華民國國旗與黨徽。在「手完成的話─時局下的李石樵人物畫」展覽中,特意把李石樵應吳火獅請託繪製的蔣介石像與另一幅《大將軍》擺在一起,可以感受到畫家在當時憤懣卻又無法公諸於世的無奈。

蔡雲巖,《我的日子》局部。畫家將原本的日本國旗改繪為黨徽。(攝影/李孟學)
「手完成的話─時局下的李石樵人物畫」展覽中,特意將李石樵繪製的《大將軍》與蔣介石肖像擺在一起展出。(攝影/李孟學)

雖然二二八事件看似已經遠離,和平紀念日成為台灣諸多國定假期中的一天,但我們仍不能夠忽視這一巨變為台灣社會帶來的深刻轉變。或如謝里法所言:「歷史的悲慘事件不可能以不談來癒合它的傷口,而是要以它作為一面鏡子,去洞察台灣這個島上的生命共同體的發展,該走的是什麼樣的道路。……我們才能為『二二八』找出正面的意義,這才是我們做為台灣這個國家的主人所應該做的。」(註7)


註1 王月華,〈走過二二八那段驚嚇的歲月─蒲添生是台灣政治人物塑像的先驅〉,《典藏藝術雜誌》第31期,1995年4月。

註2 蔡潔尹,〈現實境外的造夢者:觀詹浮雲畫作〉,《人生若夢:詹浮雲藝術研究展》,高雄市立美術館,2012。

註3 蘇振明、蔣茉春、林昌華,《人權與藝術鬥士─歐陽文生命故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頁33。

註4 楊佐三郎等,〈臺陽展為中心談戰爭與美術(座談)〉,收錄於顏娟英等譯著,《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雄獅美術,2001。

註5 〈談台灣文化前途〉,《新新》第7期,1946年10月17日,譯文轉錄自王德育,〈高彩度的追逐者─李石樵〉,《台灣美術全集8 李石樵》,1993,頁25。

註6 謝里法,〈論二二八在台灣美術史上的地位〉,《探索台灣美術的歷史視野》,台北市立美術館,1997,頁115-116。

註7 謝里法,同上註,頁123-124。

李孟學(Li Meng-Hsueh)( 91篇 )

目前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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