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義大利藝術家尼可拉・薩莫里（Nicola Samorì）的作品，觀者總在折服於他對古典技法的精巧運用之同時，在心中油然而生一種緊繃的情緒張力。藝術家的最新個展「MONO」在德國艾根畫廊（Galerie EIGEN + ART Leipzig/Berlin）的萊比錫空間揭幕，並在此次展覽更大幅度地延展其創作脈絡的維度，他自言呈現了將近十年所沒有練習的技術。
繪畫與雕塑是薩莫里在創作過程中並行轉換運用的兩種主要媒介，「在顏料的味道使我難以呼吸時，雕塑總是回到我的生命中；而繪畫則是將我從雕塑的粉塵中解救出來，這兩者總是成為另一方的解毒劑。雕塑是繪畫性的，繪畫也是雕塑性的，而在展覽裡展出的作品也是彼此延伸出來的。」儘管此次展覽以一組四件人面獅身造型的大理石雕塑以及一件巨幅混合媒材平面作品《Campo dei miracoli》為主，卻不是在創作之初就被藝術家納入一起構思，更分別在不同的工作室製作完成，直至畫廊的展覽空間才彼此相遇，「他們逐漸形成不可分割，對彼此相互癡迷的存在。」薩莫里如此描述這些作品的依存關係。然而，作品的相遇仍不直接，這四件雕塑雖然皆擺放於畫作前方，然而頭部皆向側邊傾斜以致視線並未直視畫作，彷彿各自沉溺在藝術家所賦予的敘事當中，顯得更為關注於自身的狀態，而拒絕凝望畫面當中那些瘋狂的內容，至於能夠在展場中走動的觀眾亦難以與他們的視線相對。
經典的當代解讀
薩莫里憶及，人面獅身像是自己兒時坐在地上所雕塑的第一個主題，而時隔40年之後，不經意在羅馬附近的維泰博城市博物館（Viterbo Museum）裡再次看到了一批中世紀的雕塑，當中有一件由帕斯誇萊．羅馬諾（Paschalis Romanus）在13世紀所作的人面獅身像，不同於更多人熟知的埃及人面獅身像的神聖象徵以及端正盤踞，那件作品的頭部轉向側邊，激發薩莫里重新以此作為創作靈感，並且在考古學與現代技術之間找到平衡。本次展出的四件雕塑雖然源於同一件原始模型的母體，但經過不同石材的再製、不同時間的轉世而擁有各異的姿態。他們更大幅度地扭轉身姿，呈現出一種更為中性、曖昧且戲劇化的形象，其不完整的軀體彷彿像是氣力逐漸消散的疲軟狀態，終將全然沒入底座之內。
而展場中尺幅達五米高、八米寬的懾人作品《Campo dei miracoli》，不單僅是體現藝術家想要創作無限之境的繪畫欲望。怵目的畫面由層疊滿佈的人體殘骸或傾垣遺跡、石塊等碎片所組成，彷彿歷經一場慘烈爭鬥的戰亂或不可抗力的天災，同樣充滿著薩莫里一貫風格的壓迫感，瀰漫著明顯的死亡意味，而充滿細節的畫面之繁複更有如仍在增生般，未曾靜止地持續往衰敗的狀態推進。如揮之不去的夢魘般，似乎正處於臨界點的邊緣，瀕臨潰散卻也呈現出隱晦而極致的陰鬱美感。
做一個圖像的叛徒
衰亡的意象，貫串著薩莫里的創作光譜。他援用古典油畫風格，聚焦自中世紀、文藝復興乃至巴洛克藝術的構圖與主題汲取靈感，作品瀰漫出悠遠的神性與莊嚴感，並以沉鬱濃重的明暗對比呈現出一種時間感的堆疊。然而在下一階段，他卻毫不留情地刮擦、剝除甚至劃破畫面來改變層次、顯露內部；又或者，抹除人物的面容或肢體，猶如將他們天使般的形象予以剝皮，使圖像變得難以辨認或流露出一種殘缺的存在狀態，使作品呈現幾近瓦解的情境，也因此將材料推向更為激烈的反應。關於這樣重新闡釋經典的過程，薩莫里否認自己在這當中投射反傳統的立場，「我基本上是一個圖像創造者，甚至可以說是個圖像的『叛徒』，但我從來沒有要消滅他們。」在圖像史當中有許多平靜的睡顏，但他們卻使薩莫里感到疲倦，「因此，我想把他們從睡夢中搖醒，而方法就是將衝突帶入。」這種可說是暴力、激烈的強烈破壞手段，意在尋找形式的反面，並非出於毀滅的極端目的，更傾向是對於「不朽」的質疑與揭露。儘管如此，薩莫里從未選擇背離，而是持續跳脫與遊走在不同的視覺語境；他自言每當投身創作時，作品都迫使他在過程裡保持著「某一種感覺」，直至創作結束後找到另一個世界，另一個和初始之處完全不同的世界。而那些變與不變，也成為解析薩莫里創作意象當中最引人入勝的環節。
薩莫里將創作視為庇護所，「創作是讓人能將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能寄託之處。」坦言自己對於時代精神漠不關心，這位藝術家毫不掩飾傾向消沉與絕望的心性，「我更喜歡追溯沒有解決辦法的問題，如：衰老的肉體、脆弱、慾望、恐懼以及信仰等等。」他透過創造然後毀滅的此一循環，演示著無從跳脫的時間進程之迴圈；藉由創作，呈現自己無從解答的事物，也是眾人在某種程度上所逃避回應的，褪去圖像表面的安好狀態，直指現實當中的種種不確定。而儘管身為藝術家，薩莫里不認為藝術有其應當肩負的責任，「如果有的話，我堅信藝術的不負責任，被理解為一種『或許』能說明政治與熱門話題的力量，但不一定站在『好人』的那一邊。」至於如何看待未來的發展，「未來似乎愈來愈不人性化，人類委託給機器強大的能力，這些機器或許能夠發展出像我們人類一樣有癡迷和慾望。但在此刻來臨之前，我們只能察覺到『主題裡的某一種形式。』」
如同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看不見的城市》第一章首，馬可波羅與大汗忽必烈在展開對話之初即揭示，「終究，我們會發覺，這個在我們看來是奇蹟之總和的帝國，其實是無盡的、不成形的廢墟，腐敗的壞蛆已經蔓延太廣，連我們的主權也無法治療，戰勝敵國只不過讓我們繼承了他們長久以來的百廢待舉，此後，絕望沮喪的時刻便降臨了。」（註）那些曾經輝煌的歷史榮光也像薩莫里的人面獅身群像走向沉重的覆滅。薩莫里秉信藝術並非永恆，也因此在創作中投映出末日感的基調。「所有事物都會消亡，即使是我們深信在肉身死後也能倖存的作品。」幸而，藝術家的使命不在於屈服於絕望，而是在明白一切終將歸於消散之際，在懷疑和擺盪之間提出一種紓解的可能途徑。
註：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遠流出版，1993，13-1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