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不是情人節？牛郎織女故事在中國、日本、韓國、臺灣的流傳

七夕夜晚，抬頭仰望夏夜星河，誰不會想起牛郎織女的故事呢？

一年只有這一晚，隔著天河的牛郎織女終於能在鵲橋上相會，成為東亞最浪漫的星空傳說。但如果回溯歷史，我們會發現這段傳說並不是七夕的起點，而是後來才加上的浪漫註腳。

牛郎織女之前的七夕

最早的七夕，跟愛情一點關係都沒有。中國古人抬頭觀測星象，把牽牛、織女兩顆星宿當作農耕與織造的象徵。曆書《夏小正》（約公元前2000年）就記錄「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詩經．小雅．大東》也提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說的都是天象與時令，完全沒有愛情色彩。

戰國到秦漢之際，才慢慢出現一些附會。比如秦簡《日書．甲種》記錄占卜禁忌，其中提到「牽牛娶織女」為凶兆，屬於「忌日」而非浪漫故事。漢代《淮南子》雖已出現「烏雀填河成橋」的說法，但仍沒有指明是七月七日，更沒有提到戀人團聚。

七夕是女子的乞巧節

七夕的核心原本並不是愛情，而是「乞巧」。早在東漢時期，女子們便會在七月七日夜裡舉行「乞巧」活動，穿針引線、擺放瓜果，祈求織女賜予靈巧與智慧。到了宋代節日前夕，每個女孩會準備一只精緻的小盒子，抓來一隻小蜘蛛放進去。等到乞巧當日再打開，若盒中結出了一張精美的蛛網，就意味著她獲得了「巧」，象徵心靈手巧與好運的降臨。

這不僅是對技藝的追求，也蘊含了傳統社會對女性勤勞美德的期待。這也是為什麼七夕又叫「七巧節」、「乞巧節」，甚至被稱為「女兒節」。直到後世牛郎織女的愛情故事逐漸流行，七夕才被浪漫化，演變成現今的「中式情人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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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版本：愛情故事的加入

牛郎織女故事真正開始帶上「情感」色彩，是在東漢《古詩十九首》。其中寫道：「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織女織布不成、淚如雨下，營造出相思與哀愁的氛圍，成為這段傳說最早的浪漫注腳。

到了魏晉，文人進一步將這份情感具體化。晉人傅玄在《擬天問》中明確寫下「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直接把相會的時刻定在七夕；南梁的《荊楚歲時記》也記錄七月七日為牛郎織女相會之夜。換言之，愛情的敘事是在七夕節既已存在之後，才逐漸與之「合流」。

同時期，殷芸的《小說》則出現第一個完整的故事版本：織女是天帝之女，被許配給河西的牽牛郎，因婚後荒廢織布而受罰，只能一年一會。故事裡「因荒廢職責而被拆散」的設定，不僅突顯愛情的無奈，也折射出傳統社會對家庭責任的重視——浪漫終究要回歸到勤勞與守護家庭的價值。

在民間更廣為流傳的版本裡，故事情節更為生動：牛郎與織女因私自相戀觸犯天規，牛郎被貶入凡間，織女則織造雲錦不輟。二人相遇後結為夫妻，男耕女織、育有子女，卻終為天帝所阻。王母以玉簪劃出天河，隔斷夫妻，只允七夕相會；後來的說法又增添「互投信物、淚化為雨」的細節，使七夕之夜總伴隨淒美的氛圍。

這樣的敘事凸顯了民間版本的核心──愛情的覺醒與反叛。牛郎與織女不服從天界秩序，而是以愛為名挑戰權威，七夕因此被塑造成愛情的象徵佳節，帶有「相愛卻受阻隔」的浪漫哀愁。凡人與仙女相戀，也是對古代婚姻中「門當戶對、父母之命」規訓的反叛。縱然有鵲橋相會的美好，但一年僅此一次，仍透露出愛情與天理、人倫秩序的矛盾張力——愛情雖強大，卻無法徹底戰勝神權。

二、日本版本：從棚機津女到七夕祭

當牛郎織女的故事傳入日本後，正好與本土的「棚機津女」信仰相遇。所謂「棚機津女」，是指女子在河邊搭起臨時的棚子，在其中操作機杼織布，並將織成的布帛獻給神明，以祈求庇佑與福祉。這個形象與中國的織女十分相似，都與河流、織布相關。奈良時代的詩人們正是因為看見與「中國文化上的巧合」，於是將織女和棚機津女重疊，並以此創作大量七夕題材的和歌。

在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選集《萬葉集》（約成於 759 年）和《古今和歌集》（約成於905年）裡，七夕幾乎是固定的詩歌題材：織女隔河而坐、牛郎遙相思慕，短暫的一夜成為永恆的主題。這些詩歌並不特別去描寫「因為荒廢工作而被懲罰」的細節，而是把焦點放在「一年一度的相會」和「隔河難渡的愁緒」。

「山盟契海誓，晤日稀少辛哀慟。七夕棚織女，一年唯可逢一度，相晤日亦計之乎。」

——《古今和歌集》秋歌（註1）

不過，江戶以降的民間通俗版本裡，故事被加上了「倫理化」的解釋：織姬與彥星婚後沉迷愛情，而荒廢織布與放牧，天帝震怒才將他們拆散。日版特別之處在於，強調「雙方都不務正業」，即便被拆散，兩人仍沉浸在悲傷中，不願工作。所以天帝只好規定他們七夕相會一次，以此鼓勵他們重拾勤勞。這點在中國文獻裡幾乎沒有，屬於日本故事的延伸，突出了「勤勉」的教化意味。

日本的七夕傳說雖與中國同源，但在平安時代逐漸形成獨特風貌。日本貴族吸收了中國的星宿信仰與文學趣味，並結合自身宮廷文化，把七夕變成吟詠和歌、祈願的日子。《源氏物語繪卷》裡，可以看到貴族在七夕夜仰望星河、吟詩的場景，當時貴族會把願望寫葉子上向星宿祈願；江戶時代的浮世繪則描繪庶民在街頭掛短冊、祈願星宿的熱鬧氛圍。

直到今天，仙台七夕祭上高掛的竹竿和彩紙裝飾，依舊延續著這段古老神話。日本各地對七夕都十分重視，多數在國曆7月7日舉行七夕祭典，少數如仙台七夕祭仍依舊曆節氣固定於8月上旬，更貼近傳統的時序感。當日人們將願望寫在五彩短冊上，隨風飄揚祈福，七夕也早已從古代帶有戒懲意味的故事，轉化為現代人觀賞煙火、祈願的節日。

三、韓國版本：愛情與農耕的結合

在韓國，七夕被稱為「칠석」，同樣源自牛郎織女傳說。早在高句麗古墓壁畫中，就能見到相關圖像。不過與中國重視浪漫愛情不同，韓國版本更突出「勤勞與懲戒」：牛郎與織女皆為天人，由天帝賜婚，織女婚後沉迷歌舞荒廢織布，因而遭懲罰，終身不得相見。

兩人被隔開後僅是相對哭泣，缺乏中國故事裡拋信物、舀水抗爭的浪漫情節。韓人相信七夕的雨水即是他們的淚水——白日下雨為相逢喜淚，夜晚下雨則為分離悲淚；而在最後，則由喜鵲與烏鴉（註2）為他們搭橋，使二人得以一年一度重逢。

這樣的故事帶有警示意味，提醒人們情感不可凌駕責任，必須勤勉工作。歷史上，韓國七夕仍保有乞巧習俗，如《東國歲時記》記載，這天學子會以牛郎織女為題作詩，少女則祈求織女賜予巧手。不同於中國將七夕視為情人節，韓國更強調其作為「歲時節氣」的意義。人們祭祖、沐浴祈雨、祈求豐收，並食用小麥麵條、白米糕、黃瓜等時令食物。若逢降雨，更被視為能治百病的「七夕水」。

相比中國與日本，韓國的七夕更貼近農耕社會的節令傳統，少了浪漫愛情的想像，卻更凸顯自然循環與勤勉倫理的文化價值。

四、臺灣版本：七娘媽與「做十六歲」成年禮

在臺灣，七夕不只是一個浪漫節日，更深植於兒童保護與成年禮傳統中。織女在民間被尊為玉皇大帝的第七女兒——「七娘媽」又稱「七星娘娘」，成為孩童的守護神，尤其看顧未滿十六歲的孩子。每年七月初七的「七娘媽生」，家家戶戶會在家或廟裡拜祭七娘媽，準備麻油雞、油飯、糖粿與梳妝用品等供品，希望孩子平安長大、女兒巧手靈慧。

臺灣民間七夕有「綰絭」習俗，當孩童周歲時，家長常用紅線串銅錢或銀鎖，製成「絭」（註3）掛在孩童脖上，象徵與神明的契子關係。當孩童年滿十六歲，即在七娘媽的生日當天舉行「做十六歲」成年禮：在七娘媽亭下鑽過、繞行並脫下絭，吃油飯、粽子、麵線等，以感恩神明多年照護並象徵邁入成人行列。

臺南開隆宮的「做十六歲」典禮尤其盛大，由政府與地方共同推廣，成為南臺灣年度文化盛會之一，也吸引許多青年返鄉參加，增添社區凝聚力與傳統活力。

結語：東亞七夕文化的流轉

七夕的起點其實與愛情無關，最初只是觀星與乞巧的節日；直到牛郎織女的浪漫傳說加入，才讓它流傳千年。

今天的七夕常被稱為「東方情人節」，其實是一種現代化的詮釋。在中國，牛郎織女承載著天界秩序與人間情感的矛盾；在日本，七夕化為宮廷文學裡的「一年一會」，更被延伸為勤勉的寓意；在韓國，它則與農耕祈雨緊緊相連，成為歲時節令的象徵；臺灣的七娘媽生成年禮，凸顯守護家庭的文化內涵。

相較於西方情人節著重於個人愛情，七夕自古承載的其實是巧藝、織造與家庭責任。要讓它在當代延續，關鍵不在模仿，而在於賦予它屬於東方的文化價值。

銀河兩岸的故事，千年來一次次被重新演繹，也提醒我們──節日的生命力，不在於起源，而在於能持續被注入新的想像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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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古今和歌集》卷四 秋歌（上），藤原興風〈同じ御時、后宮歌合の歌〉原文：「契りけむ 心ぞ辛き 七夕の 年に一度 逢ふは逢ふかは。」漢譯參考自：https://miko.org/~uraki/kuon/furu/text/waka/kokin/kk04.htm（2025.08.18檢索）
註２　烏鴉作為一種能連接陰陽兩界的動物，被韓國人認為是一種神聖的鳥，古代高句麗人就認為自己是烏鴉的子孫。潘雪玲，〈中韓牛郎織女故事比較研究〉，《黑河學刊》第215卷，2015，頁37。
註３　絭，屬於人身厭勝物之一，與神明符令、香火袋、香包等相同，都是護身符 的一種，被認為可用來驅邪、祈求平安。絭上附有一小孔用來穿紅絲線，將從廟宇求來的絭錢、絭牌掛在孩童身上，即稱為掛絭或掛貫。出自：國家文化記憶庫分類-民俗與宗教，〈換絭〉，吳敏惠撰。

參考書目

• 浙江省博物館編，《中興紀勝：南宋風物觀止》，北京：中國書店，2015。
• 劉忠良，〈七夕節非情人節的歷史考證〉，《攀枝花學院學報》卷39第6期，2022.11，頁92-99。
• 樊璐，〈中韓兩國牛郎織女傳說在教育應用中的比較研究〉，煙臺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14。
• 畢雪飛，〈七夕文化在日本的傳承與發展〉，《日本學刊》第6期，2007，頁108-116。
• 趙逵夫〈立體地展演《牛郎織女》傳說與“七夕”風俗的發展演變〉，《中國俗文化研究》第七輯，頁67-92。
• 朴明，〈中國牛郎織女故事中對愛情的覺醒與反叛精神——與韓國牛郎織女故事對比〉，《戲劇之家》，第340期，2020，頁207-208。
• 潘雪玲，〈中韓牛郎織女故事比較研究〉，《黑河學刊》第215卷，2015，頁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