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法國的自由職業之路，黃九蓁：離開舒適圈是讓人成長的方式

採訪之前，只知九蓁供職於致力在歐洲推廣亞洲現代繪畫的巴黎薩賓．瓦季尤畫廊（Galerie Sabine Vazieux），聯絡後才得知她已於去年開始了自由職業生涯，並保持與老東家的合作關係。近年來台灣的藝術行業人才出走中國大陸、香港等地的案例多有耳聞；歐洲雖以深厚文化底蘊和成熟的藝文發展、研究氛圍吸引了眾多華人學子，然而與亞洲新興地區相比依舊顯得保守的文化就業環境，尤其是法國的文化主體性高度，還是在有形、無形間為外國人設置了相當的門檻。因而九蓁的案例讓我們尤為感興趣之處，不僅有她如何沿著一條並不容易的路徑一路走來、直至得以在歐洲建立起足以支持自己在藝文行業以自由職業者身分工作的脈絡，也有她在相當具有自主性的職涯規劃中，如何看待法國乃至歐洲有別於台灣及亞洲各地區的藝術行政工作環境，進而可為有志在亞洲以外其他地區開啟更多職涯可能的人，提供寶貴的借鑒。

九蓁回憶自己高中時期就有當博物館館長的夢想，當問起她如何萌生留法的渴望時，她強調就讀國立台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南藝大」）藝術史學系的經歷對自己影響頗深。在校時，系所上就有多位海外歸國的老師帶來明顯有別於台灣刻板教育模式的授課方式，譬如以學生實際參與的專題研討為主要形式的課程設計，雖然這在初始階段讓剛結束填鴨式高中生活的九蓁頗不適應，但她逐漸受到這種學習模式的極大啟發。其中，從法國羅浮學院最高階文憑畢業歸國、專研當代藝術史、博物館學、古物類文化資產法制與管理的劉怡蘋老師對九蓁的影響甚巨，後者因此大量接觸了解到歐洲、尤其是法國的文化政策與博物館學，促使她在最初兩年的藝術通史學習後，決心選擇博物館學作為繼續深入的方向，並且歐洲業已發展成熟的博物館實務體系，也讓她憧憬前往法國繼續深造，希冀能學習到最先進的文化政策管理理論與技能。
儘管南藝大的4年，為九蓁在畢業後留法提供了必要的知識鋪墊、理論儲備與學業策略指引，法國高等學府的治學嚴謹還是在不久之後給了她以巨大的衝擊。「在台灣時很難想像的是，自己在藝術史的養成上，還是遠輸法國同齡人，思辨能力上也與同學相比有很大落差。」法國重人文素養的傳統深植教育體系，面對從中學時代就開始大量接觸文史哲系統學習、推崇獨立思考和研究的法國同齡人，處於語言劣勢的亞洲學生若無足夠熱忱或者信念，很容易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九蓁的狀況其實更加極端，她甚至是在家人起初不大支持的情況下、懷揣一腔熱忱就出了國，到了法國一邊開始在語言學校的學習、一邊研究想要申請就讀的學校，同時還不得不靠打工來養活自己。全憑獨立個性，她才在鐘點保母、到府清潔員、餐廳服務生等種種繁雜勞務間歇，依舊堅持對學業的憧憬。經濟壓力加上艱巨課業，她甚至曾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出現持續抑鬱的種種症候──法國的文化政策管理課程甚至還包含了經濟、財會方面的內容，朝向一種全面的文化人才培養，卻也給學子帶來巨大焦慮。現在問她會給初出國門的年輕人什麼建議？她笑答：「不要像我當時這麼衝動！」

九蓁後來申請就讀巴黎第一大學（先賢祠-索邦大學）觀光學系下的「文化遺址與自然遺產管理」研究所，做出這一專業選擇的原因，是她觀察到台灣薄弱的文化體制與政策結構，希望能夠深入理解法國如何得以依靠文化觀光來活化自己的文化遺產，在台灣現實中也可學以致用。因此她在自己已有的藝術史背景下，選定工業遺產活化作為研究主題，也憑藉以南藝大時期為始、在法國嚴謹治學之風下熏習而得的獨立研究方法，開始從法國的館舍著手分析研究。在九蓁看來，所有的研究、學習中都會產生高度相通的經驗，後來她得以在畫廊工作和自由接案生涯中獨立作業、如魚得水，皆受惠自學院中的這些方法訓練。
九蓁在巴黎一大就讀期間獲得實習機會，她在朋友介紹下結識醉心於戰後亞洲抽象藝術的薩賓．瓦季尤，後者正著手尋覓與趙無極、朱德群同時代、卻尚未為歐洲所熟識的華人藝術家。在她的邀請之下，九蓁加入畫廊，從研究工作開始，逐漸接觸到畫廊行政、公關、展覽、銷售等各方面工作。雖然小型畫廊難以為九蓁解決留法的工作簽證問題、讓她不得不透過延長學籍的方法來獲得繼續在當地藝文領域工作磨煉的機會，但回顧藝術行政職涯最初的那段時光，九蓁感念在小畫廊工作對於年輕人而言，其實提供了非常難得的自我養成環境。大畫廊好似體制健全的企業，明確而細化的分工讓員工得以專精於某一方面的工作；而小畫廊員工雖然屈指可數，但每個人通常都需要包攬一系列任務，反而得以從整體上更快地把握畫廊營運的方方面面。
在薩賓．瓦季尤畫廊從實習生開始、一直做到經理的九蓁，覺得自己幸運能擁有迅速磨練的3年。2017年她協助瓦季尤女士，成功組織了與比利時布魯塞爾的伊克塞爾博物館（Musée d'Ixelles）合作的大展「從中國到台灣：抽象藝術先鋒」（From China To Taiwan, Pioneers of Abstraction 1955-1985），從基礎的研究工作到統籌執行幾乎都由她負責完成，繁忙時每天在畫廊辦公室內工作至午夜，從與展場設計師互動、到印刷品監督、各類溝通協調都親力親為，甚至大小宣傳紀錄影片都出自她之手。展覽順利舉辦後，九蓁自覺在畫廊內部的學習經歷可以告一段落，便提交了辭呈。法國於2016年開始實施新移民法案，其中包含了鼓勵外國專業人士以自由職業者身分申請合法居留；九蓁憑藉過去幾年內積累的工作網絡，得以順應時代的發展，順利開啟自由接案生涯。

談及在法國及歐洲藝文產業工作的甘苦，九蓁一方面也如所有在歐洲生活過的人一樣，不免對歐洲不分公私部門幾乎一律低下的行政效率頗有怨言：「我曾經因為搬家需要更改地址，就先後跑了6次警察局，每次都要排上好幾小時的隊，甚至有一次被要求『按規定』在警局門外冒雨等候。」藝術行政日常中難免大量的電郵往來與溝通工作，遇上對方休假、以月計算的回信頻率，都是家常便飯。
然而另一方面，九蓁同樣清楚地看到歐洲人在看似懶散的工作效率之下，時常蘊藏有對於專業的高度尊重。近年來法國、乃至歐洲的博物館界普遍開始出現去歐洲中心主義的轉變，屢屢放眼國際，從展覽組織到收藏研究都力圖建構起世界性的語彙，然而博物館內部並不見得都有具亞洲研究背景的專業人才，與外部的合作便出現了更多可能。九蓁在畫廊工作時，就開始頻繁與許多博物館之間進行各種合作提案往來，往往需要經過上百封信、2到3年的討論協商，鉅細靡遺地探問細節之下，才能讓對方確認己方是可以合作的專業人士。現以自由職業身分工作的九蓁，非常感慨地提及許多次她隻身前往博物館與館方開會的經歷，對方不會因你年輕、又是外國人而輕視你，種種言行都讓人感受到尊重。
今年6月在義大利米蘭近郊舉辦了台灣幾何抽象繪畫先鋒霍剛的大型回顧展「形色之外」（Beyond colors and shapes: A Retrospective of Ho Kan），九蓁同樣也是展覽的重要幕後工作人員之一。因為主辦機構蒙札皇宮美術館（Villa Reale di Monza）所在建築是文化古跡，館方一直以非常慎重的態度介入展場規劃實務，光是檢驗消防系統是否可以過關這一點，就堅持修改設計圖21次，還要上報義大利消防局驗收；也因為古跡內部佈展有許多嚴苛要求，展覽最終只能廢棄初始的規劃設計圖，改以視覺效果差強人意的移動展牆形式展示畫作。經歷了整個籌備過程的九蓁對此印象深刻：「大家都有『南歐人懶散』的刻板印象，但他們對待專業問題同樣是一點不含糊。為了遵守嚴謹的規範，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犧牲展覽的整體效果。」這讓九蓁想起住在巴黎市中心古建築裡的友人，不僅不能對房屋進行任何整修動作，任何對建築有更動之處都需要先上報、靜候古跡專家上門勘查維修。私人住宅如此，整個藝文領域皆然。深入人心的人文素養與細緻作派，更與歐洲教育中的嚴謹治學一脈相承。

採訪到最後，難免探問起九蓁最初想要將留法所學帶回台灣以致用的初衷，以及她在整個職涯規劃中最看重的又是什麼。她給出的答案是：「最看重的點，是工作與生活如何平衡。」近年來九蓁也陸續收到來自中港台各地的工作邀約，一度也認真規劃回到亞洲，並且有整整一年的時間幫助中國的藝術教育平台「那特線上藝術教育」製作海外課程。在她看來，如今的亞洲有很多嘗試的空間，但權衡比較了香港、台灣、上海等地在文化環境、薪資優寡、生活成本等方面的優缺點之後，她還是作了留在法國的決定。
「其實在法國藝術產業的生存壓力也不低，法律規定自由職業者收入要達到最低薪資的1.5倍才可以繼續留下，而巴黎的經濟環境也不太樂觀，大多數畫廊、藝術機構用人都很謹慎。我留下的最大的原因，是在這裡依舊可以保有文化生活品質，卻無需花費很多金錢來換得。當年出國學這一行，本質上就是為了追求精神上的飽足。在藝術行業工作，尤其需要有反思的時間，需要有閱讀、學習的時間，如果一直被生活壓榨，是一種本末倒置。」然而她也同樣想要提醒每一個想要前往歐洲尋求發展的人，不應當光對那裡抱有玫瑰色的想像：「先做好要長期當二等公民的心理準備，多少也還是會有歧視或不公的現象。因為我們受教育的方式、溝通的方式不同，一開始可能會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但不要慌張，要努力堅持下去，堅毅地離開舒適圈。這些都是讓人成長的方式。」
工作之餘的閒暇時光呢？「那一定要出門野餐啊！」她笑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