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plague）一字是羅馬帝國名醫葛倫（Galen）所創，原指快速傳播的致死疾病，但後世普遍以瘟疫泛稱鼠疫（或腺鼠疫，bubonic plague）。鼠疫是世上最令人聞之色變的傳染病之一，幾次大規模的爆發，都對疫區帶來前所未有的創傷，包括倫敦科學博物館等機構更主張14世紀時造成歐洲1/3以上人口凋零的鼠疫（又稱黑死病）應是西方史上第一次有詳實紀錄的全球大流行疾病（pandemic）。
一般相信黑死病的零號病人（patient zero）來自亞洲，疾病再因蒙古軍圍攻克里米亞而傳入歐洲。1346年，當時已圍城三年的蒙古軍隊，突然集體染上怪病暴斃，「就好比天上射下無數的箭擊垮韃靼人的驕傲⋯⋯藥石無效⋯⋯患者腋下和胯下紅腫流膿、發燒、身有惡臭。」不知所措的蒙古軍以石弩將堆積如山的患者屍體拋投入城內，希望屍臭可以癱瘓敵軍，從圍城中驚惶逃出的歐洲商人，本只求安全返鄉，卻不知在無意中也一併將鼠疫帶回地中海沿岸。短短四年間，歐洲死亡人口高達數千萬，置身黑死病風暴圈的文藝復興先驅佩脫拉克（Petrarch）和薄伽丘（Boccaccio）在多處書信中都記錄了時人朝生夕死的不確定感。此後400年，鼠疫不時在歐洲、非洲捲土重來，倚賴海洋貿易的國家只得鐵腕建立檢疫制度，規定外來船隻必須停在港外觀察一段時日，確定沒有發病患者才可靠岸。15世紀時，威尼斯將觀察期定為40天，檢疫（quarantine）一詞其實就是從義大利文的40天（quaranta giorni）變化而來。
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談》以黑死病流行時一群年輕人避難於佛羅倫斯郊區為背景，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取其中第五日的故事為題材創作了一系列的大畫。圖為波提切利《森林中的盛宴》（The Story of Nastagio Degli Onesti: The Banquet in the Pine Forest），蛋彩繪製於木板，84x142cm，1482-83，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藏。（Public domain）
鼠疫主要藉由跳蚤傳染，跳蚤吸食齧齒類動物身上帶有鼠疫桿菌的血液後，因為消化系統受堵，會在下次吸血的同時吐出帶有桿菌的血液，所以病媒蚤一旦跳到人類宿主身上叮咬，就會傳遞細菌，疫鼠或鼠疫患者屍體的膿液也具高度傳染性。舊時社會對鼠疫的成因不明，因此格外恐懼，也無力防堵。17世紀時英國曾有數次鼠疫疫情，1665年的倫敦大瘟疫，雖然不是災情最慘重的一次，也一舉使首都10萬人為之喪命。當時距倫敦150英里的伊姆村（Eyam Village）有裁縫向倫敦的供應商訂了備料，寄來的一卷布中藏有染上鼠疫的跳蚤，伊姆村隨即被疾病吞噬。
17世紀歐洲醫生專用的瘟疫保護頭罩。（By 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
伊姆村是大瘟疫中孤立於英國東北部的災區，但周圍有雪菲爾及曼徹斯特等尚未失守的大城市，村民在經過十個月疫情反覆不見起色後，為了避免黑死病向外蔓延，終於在教區牧師的勸導下決定自行封村，並在村莊外圍樹立石墩，劃出界線，斷絕與外界所有往來。隔離期間的食物主要由德文郡子爵（Earl of Devonshire）提供，鄰村居民也會將日常用品及藥物放置在石墩上，再從墩內孔隙取走村民以醋浸過、相信已經消毒完成的硬幣。長達四個月的隔離期間，黑死病發病進入高峰，全村淒風苦雨，了無生氣。不過封村的強硬手段總算順利遏制擴散，總計自首位患者過世至隔離結束為止，伊姆村約700位的成員共有257人染病身亡。
伊姆村人的自我犧牲被譽為是英國歷史上勇敢的一章，但也有研究持平指出，封村前一定已經有人離開，後世有關伊姆村的敘述多少帶有英雄情操的浪漫成份；德文郡子爵的宅邸離伊姆村不遠，屬高風險區，子爵在封村一事上難免也扮演了恩威並施的角色。但無論如何，因為伊姆村留守牧師鉅細靡遺的教區出生死亡名冊，當代學者才得以排除所有變異因素，合併運用伊姆博物館（Eyam Museum）所匯集的壁爐稅等資料模擬村內疫情的傳播方式，大膽提出鼠疫除了藉由跳蚤從鼠傳人之外，也有可能藉由蝨子從人傳人的說法，以此解釋須要他人照護、無法維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的幼童，及不須繳納壁爐稅、清潔習慣較差的窮人染病率較高的情形。病媒體蝨人傳人的文獻目前仍很匱乏，伊姆村的例子如能引發後續相關檢視，應可對鼠疫的防治討論開啟更多可能。
威尼斯黑死病隔離醫院用以消毒衣物的裝置。（By 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
19世紀中期鼠疫又起於中國雲南，輾轉傳至香港，因華人對西醫的隔離政策陌生，不願配合，災情急速失控，香港政府不得不向各國求援。法國政府遣送至港的專家亞歷山大．耶爾辛（Alexandre Yersin）與日本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Kitasato Shibasaburo）分別於此時成功在病人身上分離出鼠疫的病源體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為日後的抗疫工作奠下重要基礎。不過此波鼠疫來勢洶洶，「肆虐香港近30年，為香港史上最嚴重的災禍之一」，緊鄰疫區的臺灣也不幸淪陷。
香港卜公花園內的鼠疫紀念牌。（香港上環普仁坊卜公花園，by BlakeGD312，CC BY 2.5）
臺灣第一次正式的鼠疫疫情報告出現在日人治臺第二年（1896年），有來自廈門的船進安平港時帶來鼠疫，疫情且北上傳入臺北，總督府因此緊急制定「船舶檢疫臨時手續」，於港口施行檢查，並公布霍亂、鼠疫、天花等八種傳染病預防規則，成立「臺灣地方病及傳染病調查委員會」持續監督。此外，民政長官後藤新平（Goto Shinpei）特地從日本延請曾任職於北里柴三郎傳染病研究所的高木友枝（Takagi Tomoe）來臺，擔任臺北醫院院長、醫學校校長及防疫課長，致力改善臺灣整體公衛環境。不過鼠疫壓制不易，此後連續十餘年，幾乎每年都有上千名死亡案例，遠遠超過其他法定傳染病死亡案例，直至1918年鼠疫才在臺灣完全絕跡。可惜國民政府來臺後第二年因檢疫疏失，福州來的軍艦與民船接連從境外移入鼠疫，又得重新構築防線。
抗生素量產後，鼠疫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可防可治。當年香港在太平山街為鼠疫研究所建的細菌研究學院（Bacteriological Institute）現已改建為香港醫學博物館。至於日軍在1895年進入臺北城數日內迅速建立、也是臺灣第一家官辦現代醫院的大日本臺灣病院，後遷址易名為臺北醫院，最後併入臺北帝大醫學部，即今日捷運臺大醫院站2號出口的臺大醫院舊館，屬市定古蹟。同屬市定古蹟的臺北帝大醫學部校舍，則是現在臺大人文醫學博物館的所在，館內藏有臺灣衛生學之父高木友枝校長半身像，是展示臺灣醫療發展、保存過往臺灣醫護防疫人員培育第一現場的現址博物館。
※審定：李建智，臺灣大學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博士
黃心蓉（Patricia H. Huang）( 49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