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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心蓉專欄】當瘟疫蔓延時,那些WHO教會我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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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心蓉專欄】當瘟疫蔓延時,那些WHO教會我們的字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3月11號宣布新冠肺炎已成全球大流行疾病,隨著疫情的升高,隔離、檢疫、零號病人、社交距離等字也成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慣用詞彙。這不是全球第一次共同面對大流行疾病,在各地博物館的典藏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與當今衝擊、抗疫遙相對應的歷史圖像、文物與紀錄。
瘟疫(plague)一字是羅馬帝國名醫葛倫(Galen)所創,原指快速傳播的致死疾病,但後世普遍以瘟疫泛稱鼠疫(或腺鼠疫,bubonic plague)。鼠疫是世上最令人聞之色變的傳染病之一,幾次大規模的爆發,都對疫區帶來前所未有的創傷,包括倫敦科學博物館等機構更主張14世紀時造成歐洲1/3以上人口凋零的鼠疫(又稱黑死病)應是西方史上第一次有詳實紀錄的全球大流行疾病(pandemic)。
一般相信黑死病的零號病人(patient zero)來自亞洲,疾病再因蒙古軍圍攻克里米亞而傳入歐洲。1346年,當時已圍城三年的蒙古軍隊,突然集體染上怪病暴斃,「就好比天上射下無數的箭擊垮韃靼人的驕傲⋯⋯藥石無效⋯⋯患者腋下和胯下紅腫流膿、發燒、身有惡臭。」不知所措的蒙古軍以石弩將堆積如山的患者屍體拋投入城內,希望屍臭可以癱瘓敵軍,從圍城中驚惶逃出的歐洲商人,本只求安全返鄉,卻不知在無意中也一併將鼠疫帶回地中海沿岸。短短四年間,歐洲死亡人口高達數千萬,置身黑死病風暴圈的文藝復興先驅佩脫拉克(Petrarch)和薄伽丘(Boccaccio)在多處書信中都記錄了時人朝生夕死的不確定感。此後400年,鼠疫不時在歐洲、非洲捲土重來,倚賴海洋貿易的國家只得鐵腕建立檢疫制度,規定外來船隻必須停在港外觀察一段時日,確定沒有發病患者才可靠岸。15世紀時,威尼斯將觀察期定為40天,檢疫(quarantine)一詞其實就是從義大利文的40天(quaranta giorni)變化而來。
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談》以黑死病流行時一群年輕人避難於佛羅倫斯郊區為背景,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取其中第五日的故事為題材創作了一系列的大畫。圖為波提切利《森林中的盛宴》(The Story of Nastagio Degli Onesti: The Banquet in the Pine Forest),蛋彩繪製於木板,84x142cm,1482-83,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藏。(Public domain)
鼠疫主要藉由跳蚤傳染,跳蚤吸食齧齒類動物身上帶有鼠疫桿菌的血液後,因為消化系統受堵,會在下次吸血的同時吐出帶有桿菌的血液,所以病媒蚤一旦跳到人類宿主身上叮咬,就會傳遞細菌,疫鼠或鼠疫患者屍體的膿液也具高度傳染性。舊時社會對鼠疫的成因不明,因此格外恐懼,也無力防堵。17世紀時英國曾有數次鼠疫疫情,1665年的倫敦大瘟疫,雖然不是災情最慘重的一次,也一舉使首都10萬人為之喪命。當時距倫敦150英里的伊姆村(Eyam Village)有裁縫向倫敦的供應商訂了備料,寄來的一卷布中藏有染上鼠疫的跳蚤,伊姆村隨即被疾病吞噬。
17世紀歐洲醫生專用的瘟疫保護頭罩。(By 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
伊姆村是大瘟疫中孤立於英國東北部的災區,但周圍有雪菲爾及曼徹斯特等尚未失守的大城市,村民在經過十個月疫情反覆不見起色後,為了避免黑死病向外蔓延,終於在教區牧師的勸導下決定自行封村,並在村莊外圍樹立石墩,劃出界線,斷絕與外界所有往來。隔離期間的食物主要由德文郡子爵(Earl of Devonshire)提供,鄰村居民也會將日常用品及藥物放置在石墩上,再從墩內孔隙取走村民以醋浸過、相信已經消毒完成的硬幣。長達四個月的隔離期間,黑死病發病進入高峰,全村淒風苦雨,了無生氣。不過封村的強硬手段總算順利遏制擴散,總計自首位患者過世至隔離結束為止,伊姆村約700位的成員共有257人染病身亡。
伊姆村人的自我犧牲被譽為是英國歷史上勇敢的一章,但也有研究持平指出,封村前一定已經有人離開,後世有關伊姆村的敘述多少帶有英雄情操的浪漫成份;德文郡子爵的宅邸離伊姆村不遠,屬高風險區,子爵在封村一事上難免也扮演了恩威並施的角色。但無論如何,因為伊姆村留守牧師鉅細靡遺的教區出生死亡名冊,當代學者才得以排除所有變異因素,合併運用伊姆博物館(Eyam Museum)所匯集的壁爐稅等資料模擬村內疫情的傳播方式,大膽提出鼠疫除了藉由跳蚤從鼠傳人之外,也有可能藉由蝨子從人傳人的說法,以此解釋須要他人照護、無法維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的幼童,及不須繳納壁爐稅、清潔習慣較差的窮人染病率較高的情形。病媒體蝨人傳人的文獻目前仍很匱乏,伊姆村的例子如能引發後續相關檢視,應可對鼠疫的防治討論開啟更多可能。 
威尼斯黑死病隔離醫院用以消毒衣物的裝置。(By 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
19世紀中期鼠疫又起於中國雲南,輾轉傳至香港,因華人對西醫的隔離政策陌生,不願配合,災情急速失控,香港政府不得不向各國求援。法國政府遣送至港的專家亞歷山大.耶爾辛(Alexandre Yersin)與日本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Kitasato Shibasaburo)分別於此時成功在病人身上分離出鼠疫的病源體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為日後的抗疫工作奠下重要基礎。不過此波鼠疫來勢洶洶,「肆虐香港近30年,為香港史上最嚴重的災禍之一」,緊鄰疫區的臺灣也不幸淪陷。
香港卜公花園內的鼠疫紀念牌。(香港上環普仁坊卜公花園,by BlakeGD312,CC BY 2.5)
臺灣第一次正式的鼠疫疫情報告出現在日人治臺第二年(1896年),有來自廈門的船進安平港時帶來鼠疫,疫情且北上傳入臺北,總督府因此緊急制定「船舶檢疫臨時手續」,於港口施行檢查,並公布霍亂、鼠疫、天花等八種傳染病預防規則,成立「臺灣地方病及傳染病調查委員會」持續監督。此外,民政長官後藤新平(Goto Shinpei)特地從日本延請曾任職於北里柴三郎傳染病研究所的高木友枝(Takagi Tomoe)來臺,擔任臺北醫院院長、醫學校校長及防疫課長,致力改善臺灣整體公衛環境。不過鼠疫壓制不易,此後連續十餘年,幾乎每年都有上千名死亡案例,遠遠超過其他法定傳染病死亡案例,直至1918年鼠疫才在臺灣完全絕跡。可惜國民政府來臺後第二年因檢疫疏失,福州來的軍艦與民船接連從境外移入鼠疫,又得重新構築防線。
抗生素量產後,鼠疫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可防可治。當年香港在太平山街為鼠疫研究所建的細菌研究學院(Bacteriological Institute)現已改建為香港醫學博物館。至於日軍在1895年進入臺北城數日內迅速建立、也是臺灣第一家官辦現代醫院的大日本臺灣病院,後遷址易名為臺北醫院,最後併入臺北帝大醫學部,即今日捷運臺大醫院站2號出口的臺大醫院舊館,屬市定古蹟。同屬市定古蹟的臺北帝大醫學部校舍,則是現在臺大人文醫學博物館的所在,館內藏有臺灣衛生學之父高木友枝校長半身像,是展示臺灣醫療發展、保存過往臺灣醫護防疫人員培育第一現場的現址博物館。

※審定:李建智,臺灣大學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博士
黃心蓉 ( 30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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