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是讓我們集體通往完整的過程。
如果說過去一個世紀，這些「致命」傳染疾病，給我們的訊息和啟示，我的理解是這樣：一戰期間西班牙流感：和解。愛滋：無差別的愛。Covid-19 帶來的訊息： 相信內在的力量。「內在」不單指我們個人內心，他也包含了我們生活在這個環境的「內在」。
關於訊息
2020年的一開始，世界因著中國武漢的不明病毒散播，產生莫大的變化，人類的生活與交流模式，被迫轉變成遠端、隔離的狀態。跨國的旅遊停滯，日常的工作、教學、聚會，在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之下，封鎖又解封。時至今日，雖然已有疫苗接種，但因為病毒變化的速度，我們對未來生活回歸以往的正常，有種未知的無奈與憂慮。
這段時間，我們關心的在意的都是每日感染者、死亡者的數量，疫苗的是否足夠、及有什麼辦法可以遏止這瘟疫的擴散等焦慮之中，所有的情緒混雜一團，無法好好看清在這些情緒下，與我們意識更深連結的是什麼。
我自己相信所有大型事件的發生，與那個年代區間的集體潛意識有極大的關係。在這次的疫情之下，我觀察自己對於這個傳染病的情緒，乃至整個台灣到全世界，在疫情的不同階段，所做出的反應和折射出的氛圍，互作對照。「恐懼」是最外層的，但往裡面探究，會有更多細膩的層次，我稱之為「訊息」。這種訊息的看見可以透過靜心、冥想，或者心理諮商、催眠等方式看見。
疾病是通往完整的道路，我們不能逃避、忽視、厭棄它。
—Thorwald Dethlefsen、Rudiger Dahlke《疾病的希望─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2017
伴隨醫療進步，有越來越多種身體症狀被定名「疾病」。雖然平均壽命增加，我們對健康的追求也越強烈。我們可以從最不想要看到的地方去看到那個答案，疾病對於健康的意義即是如此。在此作者講的是個體的疾病，而傳染性的疾病，則是帶領群體通向完整的過程。所謂完整，就是以集體內在探索、整理、和解的方式，發現並實踐疾病帶來的訊息。
感冒與細菌沒有關係，是由人與人之間的共振引發。
—史坦納（Rudolf Steiner）《人為什麼會生病：人智醫學中的健康與疾病 》，2020
史坦納先生是華德福（Waldorf education）的創辦人，其人智學理論中，對身心有一套系統。史坦納並非否定現代醫學病毒感染的過程，而是以另一個方向，討論是人體內的能量運作、共振的意識，這共振的意識會產生出某一種符合病毒和細菌存在的環境。簡而言之，就是當我們愈對疾病恐懼的時候，愈容易塑造集體感染的情況，而免疫系統與焦慮恐懼的情緒是互有關聯的。
我們在Google的搜尋引擎上面去打「健康、醫學」等關鍵字，會出現一些類似的影像：一位穿著白袍的醫生，以戰士的姿態對抗病毒。醫師被賦予健康的權威與專業的形象，這形象背後的意義是保護與對抗，這也是當代醫療系統的精神。某個程度上我們是拒絕他者生物演化的，因為其他生命的演化，可能會對我們的生存帶來威脅。就如同這次疫情中，醫界不斷想辦法阻止病毒的演化速度，那是抵抗未知的「恐懼」，這是一個集體和個人在面對疫情時最外層的情緒，但在這外層的情緒下面，還有其他的情感與情緒交雜。
集體性的恐懼─恐慌、無助、焦慮、憤怒
集體性的恐懼通常參雜一種被攻擊的情形。各位可回想今年5月底到6月初，疫情到達巔峰時，台灣沒有疫苗的時候，一個近乎歇斯底里的情景，伴隨著無助和憤怒的恐懼感。
《死神的勝利》（The Triumph of Death）繪於16世紀，這張描述的的背景是黑死病。在西方的繪畫，傳染疾病通常被描述成戰爭、侵略者、從天而降的厄運，布勒哲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結合舊約聖經中索多瑪城被摧毀的意象，在這件作品中，混亂及暗紅的用色，有強烈的憤怒感。畫面左方的骷髏群─死亡、病毒的使者，攻擊了教堂、取代了神父，意指信仰也無法拯救疾病的蔓延。畫面中心的混亂，以及遠方蔓延的硝煙，昭示著傳染病的勝利，不論你是什麼階級。畫面的右方的絞刑台和一個死神準備把人斬首，傳達疾病代表的懲罰、罪惡。遠方的船隻及港口的地景，呼應傳染病是一個外來的侵略者，這回應當代醫學對疾病的概念─對抗。
《亞實突的瘟疫》（The plague of Ashdod） 格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的繪畫，他以聖經中的城市亞實突（Ashdod）去對應17世紀意大利村莊的瘟疫。整張繪畫有恐慌與無助的情緒。在畫面中除了看見已經死亡的屍體、病患、抬屍體的家屬，左邊出現了一位像耶穌形象的角色。就算在疾病帶來的死亡恐懼中，信仰的力量可以帶來救贖。因此畫面的前景的男子，他朝向左邊的臉，發著光，與畫面右邊的男子成為強烈對比，因為他的背後有著真理保護著。
朱爾斯・埃里・德勞內（Jules Elie Delaunay）的《被瘟疫侵襲的羅馬城》（Plague in Rome），在此瘟疫講的是最古老的傳染病：天花。當時死亡人數達五百萬。死亡的天使把這個門撬開。感染就像是一個戰爭的比喻，當我們感染COVID-19的時候會發燒，發燒基本上就是一種作戰、憤怒的表現，然後它慢性化，最後發炎到死亡，是慢慢妥協、投降的過程。
在19世紀的繪畫《瘟疫》（Plague） 中，除了下方像血的紅衣女子與屍體，我們看到騎在一個飛行的怪獸上的死神，穿越街道。可以觀察到這個死神與上一幅的天使他們都有翅膀：飛翔是變動的，不知道從哪邊而來，無時無刻的威脅。
中國繪畫裡面在對疾病的描寫數量不多，最經典是宋朝時期李堂的《炙艾圖》，描寫農村治病的情形。我們從這張繪畫裡面感覺到的是一個很安靜、沒有死亡的恐懼、害怕或憤怒的氣氛：在一個樹蔭下面，這個醫生在替病人治病。回到中醫對健康的看法，人跟隨著天地節氣，飲食起居跟隨自然韻律，身體自己強壯，自然邪氣無法進入，因此在自然中治病就是一個合理的事情。
個體被隔離的恐懼─憤恨、愧疚、被遺棄、孤立無援、驚恐、絕望
在面對這兩年的疫情時，個體被隔離時的一種恐懼，有些人害怕的並不是疾病帶來死亡恐懼，而是被傳染後，其他人知道我生病，我會不會被拋棄？我要隔離多久？我會不會傳染給別人？我不想面對那樣的愧疚感。在隔離旅館、醫院、封城的狀態，都會產生出這樣的感受。這個恐懼的程度會與疾病的污名化有關。
西班牙流感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造成了約五千萬人死亡。孟克（Edvard Munch）在感染西班牙流感後畫了兩張自畫像。自畫像可以看到藝術家面對自己的狀態，《自畫像和西班牙流感》（Self-Portrait With The Spanish Flu）這張畫裡面的筆觸與顏色非常特別，他用了綠色與橘色兩個對比色，我們看到綠色地板，綠色床布，綠色陰影。這個綠色其實是個不是一個舒服的顏色，像是不明的結痂或痰，好像疾病到了一個程度後留下來的痕跡。我們可以注意看孟克沒有眼睛的臉孔，張開的嘴巴。這一方面表現了呼吸困難的後遺症，也表達出驚嚇後絕望的感受。
另外一張自畫像《西班牙流感後的自畫像》（After The Spanish Flu）中，他的筆觸更為快速，而他的臉上表情多了無奈絕望的木然，還帶了一些憤怒。此時他的作品正在國際間受到肯定，但因為西班牙流感和戰爭的關係，這些國外展覽的機會都全部都沒了，經濟來源成為問題。孟克畫了很多與疾病有關的作品，因為他自己的家人就死於肺結核，或許這場流感後的自畫像系列，表達出他對人生的抗議。
《無題：墜落的水牛》（Untitled (Falling Buffalos）是一幅拼貼攝影，作者大衛．邁克爾（David Wojnarowicz），一位死於HIV的美國藝術家，他的一系列作品批評當時候的教會和政府並沒有對HIV做出主動積極的防治與治療。HIV是至今汙名化和影射最強的疾病。1970年代的性別平權運動，將開放與保守勢力的衝突拉至最高。1980年代HIV病毒的出現，因為零號感染者的同志身份，讓此疾病迅速在男同志社群間蔓延，也讓教會和保守派稱此病毒為：上帝對性權運動和同性戀的懲罰。
我們可以想像大衛感染HIV後會多麼憤恨，憤恨是一種被不平等對待、被遺棄的感覺。所以在畫面中水牛，自己衝下來懸崖掉落而死，充滿憤恨絕望，與對世界怒吼的犧牲。19世紀美國有進行一批屠殺野生水牛事件，邁克爾引此作政府對感染者的消極，也是種屠殺。
個體被隔離的恐懼，也可以從精神疾病相關的藝術作品討論。精神疾病的隔離帶來的恐懼可能更甚於傳染病，它攸關自我認同。哺乳類動物被迫離開群體的時候，就是意味著他與死亡接近。隔離某個程度上與監禁相同，把正常和不正常區分出來。
善於描述內心陰影的哥雅（Goya），《院子裡的瘋人》（Courtyard with Lunatics）這張作品描繪她曾經去看過的一間精神療養院的情景。因為哥雅本身也有些精神官能症的傾向，本身對內在的的自我衝突非常恐懼。在畫面裡，一個很厚的高牆後面，中間有兩個人在扭打，猙獰表情的人望向觀眾，其中一位還拿著鞭子鞭打這互打的兩人。高牆後的天光，打在其中一個人身上，代表哥雅內在清醒的自我，正在跟另一個憤怒憂鬱的自我互相纏鬥。這是一個充滿憤恨與被遺棄、孤立感覺的作品。
藝術家李歐諾拉．卡靈頓（Leonora Carrington）《破碎的圓柱》（The Broken Clone）我非常喜歡。卡靈頓因為戰爭和失去摯愛，精神崩潰後，被家人送進了精神病院。她後來逃離了精神病院，遠離她的國家。畫面中的灰色的堡壘，是監禁她肉體的地方─嚴肅、沉重、沒有光和愛，黑色的窗戶代表斷絕外界連結，周圍有一些白色天使的靈魂在觸摸這個房子。畫面前方，她的靈魂重獲自由─即使往日的夢魘依然糾纏著她。這是一幅被遺棄、孤立無援的恐懼中，重拾安慰的作品。
個體面對失去的恐懼─驚嚇、悲傷、悲痛、遺憾
失去的恐懼應是最容易被同理和感受的。因為疾病，失去原有生活、擁有的事物、關係、生命。「失去」帶來的悲傷與悲痛，是兩種不一樣的感受：悲傷較為緩慢而延續，悲痛是即刻的、當下伴隨驚嚇的。《被劈裂的橡樹》（Oak Fractured Lightning）中的閃電猶如噩耗，是上述驚嚇與悲痛的感覺。
在醫療未普及的時代，家中的床鋪常成為病人度日，與世界道別的現場。這些房間，對生者而言，是需要長時間結痂的傷口。
《生病的小提琴手》（The Sick Violinist）是一個男孩感染結核病的場景。在午後溫和的陽光下，家人們注視著在病榻上的男孩，旁邊的牧師／醫師的男人，似乎剛完成了什麼儀式。牆上歪斜的十字架，與男孩臉上的陰影同一個角度：上帝不在此，因為男孩的靈魂也不在此了。
前面提到孟克早年經歷多次生離死別，《生病的孩子》（The Sick Child）這幅畫中女孩，就是他小時候死於肺結核的姊姊。在躺在床上這個病人和她右邊這個親人在情感上有很大的對比，孟克並沒有把她描繪如一個病入膏肓之人，在那巨大猶如光冕（Halo）的白色枕頭，猶如天使，安慰我們不要對死亡這麼恐懼。孟克在多年後畫這一幅作品，藉此去療癒他自己當時失去的悲痛。
《臨終的卡蜜兒》（Camille on Her Deathbed）是莫內描繪他的摯愛卡蜜兒病終的情景。畫面當中她的臉，彷彿披了一層紗，一點點黃、膚色，到一些藍、一些灰，參差交疊，這是時間堆積的痕跡。莫內默默坐在病床前，看著妻子的臉，一筆一筆畫下死亡在她肉體上留下的顏色光影變化。從上述的這幾張畫，我們都可以看到，藝術家在面對死亡失去親人時，壓抑的悲傷與悲痛，不是那種聲嘶力竭地喊叫，而是低聲啜泣。
波納爾（Pierre Bonnard）的《浴缸中的裸女》（Nude in the Bath）是多幅系列作品，描繪他的妻子因肺結核進行熱浴治療。其中這幅的構圖有一種不安的感覺‵．畫面中的顏色繽紛亮眼，在這張畫中看不到任何的臉，右下角與畫面平行的身體，像是一具屍體，畫面家本人則站在一旁。 波納爾妻子後來並沒有過世，此畫顯現了他在面臨這種流行疾病下的恐懼，他則用色彩試圖沖淡這個情緒。
另一個同樣是在浴室的場景《浴簾》（Bath Curtain）。藝術家Hugh Steers同樣因HIV過世，這是他染病去世5年前的作品。畫面中的兩個人，不論是怎樣的關係（伴侶／同一人），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面對疾病的悲傷恐懼下的一些淡淡希望─陽光打在兩手交疊之處，而畫面上方浴簾如屍布，蓋住了亡者。這張畫也讓我想起了《聖殤》（Piata）。
疾病的焦慮─失明、對立、完整
下面幾件作品，是關於我自己在面對疾病的時候心理狀態的轉化。因我母親是護士的緣故，從小我對衛生疾病知識就非常熟悉。幾乎只要一感冒，母親就會立刻拿出解方，或帶我去診所醫院。而我小時個性對自己身體的完整性非常在意，這些原因讓我對疾病的感受性與焦慮感比一般人強烈。
2008年的《邊境》（Outland）是我於接受視網膜裂孔雷射手術後的系列攝影。研究所時期，有一段時間眼睛不適，讓我自己很焦慮自己眼睛的狀況。某一次檢查中，在沒有準備好的狀態下，我被告知眼睛視網膜破裂，需立即做手術。雖然手術只是一個雷射手術，但我已經受到了驚嚇。手術後，我出現了畏光、視力模糊等情形，而這情形與醫師確認，與手術無直接關聯。接下來的半年，隨著症狀的反覆，我開始逃避「清晰」這件事情─越想要看清楚，「模糊」的邊界就愈分明。生理上的症狀，反饋為心理上逃逸的姿態。
因此那段時間， 我習慣於夜晚外出。我於夜晚去拍攝城市中的邊緣地帶，如河濱公園的足球場、操場、廢棄的工地等。這些畫面不是當時我所看到風景，它是我內在恐懼的轉化：被隔離的恐懼，以及面對未知的無望感：在模糊與不確定的風景中，才能找到安全感。就如同飄浮在絕對的黑暗中，前方一圈微光，打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
延續著失明的恐懼，我在2015年做了這件作品《裂隙》（ The Crack），在10分鐘的錄像中，一個躺在床上全裸的男子，沿著窗外灑進的光線，把玩他手上裂掉的鏡子，鏡子的反光，在這空間遊走。某些時刻，這個反光與我們對視，出現白色的閃光。
這個白色閃光其實是視網膜的裂孔的病徵，閃光就代表是網膜被拉扯，有破裂的可能。當我看到我的眼前出現閃光時，會感到非常恐懼，就如同前面那些描述面對失去恐懼的畫作一樣。因為經歷了驚恐，這個作品正在轉述創傷後的階段。那個閃光也像是訊號，是對外連結的渴望。後天失明重建裡最困難的，包含如何連結他人。因此失明裡的恐懼不只失能，也有被隔離的孤立無援感。
這種隔離的闡述，也在我於巴黎駐村時的創作《我相信你》（Je Te Fais Confiance）呈現。身為男同志，在社會文化長久標籤化下，對HIV的憂慮與恐慌比異性戀多，這也讓自己對性行為本身總帶著羞愧與焦慮感。這件作品呈現的現場，是在我巴黎駐村所住的房間，窗外我安置了白色日光燈，透半透明的窗簾灑進房間。整個房間我留下了純白的物件，包含摺疊好的棉被，以及牆上兩件白襯衫。當你走進床邊，會聽到一個喃喃低語，是我不斷重複著「Je Te Fais Confiance, Je Te Fais Confiance」這句法文。 我相信你是純潔的，我相信你不會陷我於疾病，我相信你會拯救我。在那些性的激情之後，這是我自己對另一半、對自己、對神的告白。
疾病在當代社會中已轉化為一種身份，而信仰則為一種對自然本質的依循或個體動物性的超脫的行為。這幾年我從「人／神」關係，去切入不同面向的議題。在巴黎駐村時，我對中世紀的耶穌形象有了新的認識，那些被誇張化的釘痕傷口對信徒來說是一種同理與陪伴：他們所信仰的神了解自己正在受的苦痛。我將這樣信仰的傷口與的中醫經絡系統結合，分析它們在中醫系統下與人體運行的關係，表達疾病、救贖與療癒之間關係。
《邊界》（The Borderline）是我關注於宗教信仰與疾病之間的階段作品。信仰基督教的人群或地區，與信仰佛教和伊斯蘭教的人群或地區流行疾病有所不同。信仰與文化、生活型態相關，也與肉身有密切的連結。我將這10年間信仰基督教人口的整理出「前十大致死的疾病」：心臟病、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等症狀，寫在紙上，覆蓋在耶穌像上，於陽光下拍攝。若隱若現的文字對比著耶穌的身體，彰顯出信仰與疾病像是一種對立，關於肉身與意識，永恆與消失。疾病也如神的邊界，而因著疾病受難觸及身心的邊界，神性在那顯現。
療癒─看見衝突、和解、無差別的愛、自癒
我相信雙面是並存的，疾病在破壞之後，必有啟示。過去一個世紀這幾個傳染疾病，西班牙流感對我來講，要提醒我們的是「和解」，那個和解可能因為它是發生在戰爭，也許也是現代醫學的開始，我們正要學習與自己身心和解。1980年代出現的HIV，帶來訊息是「無差別的愛」，不國族信仰性傾向，對自己和對他人都要學習無差別的愛。COVID-19對我來說，它帶來的訊息就是要「相信自癒的能力」，相信內在的力量，內在不只個體也是群體，不只是身體內部也是外部環境，因此自然療法、傳統醫學中的自癒觀念，在這次疫情中會被看見，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想以《邊界 II》（The Borderline II）這個作品來說這個雙面性與衝突的啟示，這一張作品對我來講是一個很有趣的結果。我在拍這系列，是想要拍出的神性的感覺，但是當我拍完之後，看著這個畫面，發現的這張照片有個地方讓我感覺到很不安，在耶穌像後方的陰影，有個長著角的形體，我聯想到魔鬼。
有一段時間我把這張攝影收著，不是很想看它，它如實了反映了我內在存在、但還沒理解的部分。後來我真正體認到光明與黑暗並須同時存在，神與魔、生與死、病痛與治癒、恐懼與勇氣，他們本身是中性的，那些衝突與對立的情感，是我們通往完整的必經過程。
因此，這個兩年疫情，也是一個機會，讓我們必須去正視自己內在的衝突。外在的衝突：疫苗，或許可以讓我們有一層保護，但如果因此依賴此法，放棄了在疫情下，我們內在成長的機會，那我們依舊會以舊的價值認定，所有的變異都是危險的。內在衝突的看見，將是在面對疾病的恐懼之外，可以治癒自我、群體、乃至整個環境生態系，期待我們都可以將這恐懼化為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