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閱讀
【高森信男專欄】未至的國家畫廊:台灣美術史的展示困局

【高森信男專欄】未至的國家畫廊:台灣美術史的展示困局

【Column by Nobuo Takamori】The Yet to be Realized National Gallery: Art History of Taiwan’s Exhibition Dilemma

台灣美術史展示上的困局,是種雙重困局:同時要攻破觀念建構上的困境,亦須打開機構行政上的擱淺局面,才有可能達到台灣美術史再開箱。

「國家畫廊」畫廊的想像

近期國美館館長梁永斐接任史博館代理館長一職,令沉寂了一段時日的「國家畫廊」議題再次浮上檯面。2018年大選之後,因在野黨籍台中市府的政策阻饒,導致原定於古蹟「台中州廳」設立的國家畫廊,將有可能由國立歷史博物館(簡稱史博館)來接任。透過史博館來扮演國家畫廊籌備的角色,當然不僅是該館二樓於閉館整修之前便已經掛牌了「國家畫廊」四個大字,還同時考量到史博館既有的現代繪畫館藏和地理位置等條件。然而這些考量亦過度簡化了史博館於台灣戰後美術發展的特殊角色,並忽略了史博館接收河南博物館的先秦文物館藏的展示問題。

國立歷史博物館。(本刊資料室)

然而筆者認為在驟然陷入是否應將史博館轉型為國家畫廊的議題之前,應先探討「國家畫廊」在台灣的定位及其問題意識。眾所皆知,倫敦的「National Gallery」負責展示珍藏的歐洲古典繪畫,而在藝術史上位處二、三線的國家(此處無貶意,純為描述現實)則往往會以該國或區域性的收藏為主,著名的例子包括了新加坡的「National Gallery」。在台灣動用納稅人的預算購買西方正史中的古典收藏仍舊純屬天方夜譚的情境下,我們要討論對照的,應該是以新加坡模式為主的「國家畫廊」。不過筆者於此岔題講述一下,政府預算的重重限制確實對台灣建構「國家收藏」有其困難度。筆者之前曾驚訝於菲律賓政府可以動用公教保險的資金,去歐洲拍場將該國印象派時期畫家Juan Luna之重要作品購置回國,並交由其National Gallery收藏。類似的資金運用方式,在台灣的行政脈絡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台中州廳。(文化部提供)

回到國家畫廊的議題,國家畫廊的設置一來和台灣建構自身美術史有著重要的關係:假若台灣依舊以中國美術史作為國家美術史的圭臬,那故宮及過去史博館的歷史文物展示其實早已扮演了國家畫廊的角色。也因此,國家畫廊方案的提出便是預設了台灣美術史的獨立,並且是以現代美術作為前提來進行相關的想像。另外,國家畫廊的設置亦回應了國內對於現當代美術典藏展示空間不足的窘境。熟悉西方美術館的讀者應該都會發現,在歐美,越是重要的美術館越會保留更多的展示空間來規劃典藏品的展出。到了「國立美術館」層級以上的美術館,至少應有半數的展示空間保留給重要典藏品的永久展出。

台灣美術館的展示困境

可能出於國族想像的困窘、或是藝術行政演化上的偶然,台灣多數公立美術館實際上常以「藝術中心」(art center,或是德文的Kunsthalle)的模式在經營。換言之,台灣的公立美術館通常以特展滿檔的方式,來取代美術館在經營典藏展示的功能。當然,這和台灣除了美術館以外缺乏可以承辦優質特展的「藝術中心」有關,導致了在西方普遍由獨立基金會承辦的雙年展也在台灣公立美術館內疊床架屋,成為美術館的館內業務。台灣美術館乘載了太多的任務,不可否認自2000年代起亦活絡了台灣的當代藝術的創作及策展,但某方面也許我們可以反思,我們是否透過當代藝術的發展來逃避台灣美術史建構的課題。

公立美術館不撥出一部分空間來進行永久性的典藏展出,牽涉到許多結構性的問題。其中包括既有展覽生產體系已經在生產端及觀眾端形成共識:筆者曾聽聞國內某館數年之前僅是將某檔典藏展的檔期拉長超過半年,就曾被觀眾反應為何都不換檔。除此之外,既有的館舍展示硬體是為了配合劇烈加速度,快速換檔的節奏而準備的。另外亦有人反映台灣現代美術史精品中包括大量紙本作品,這些作品不宜進行永久性的展出。針對最後一點,筆者認為倒不是問題,譬如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便設有日本畫專室,讓典藏的膠彩媒材作品得以輪替展出。歐洲許多老牌的美術館,亦設有紙本作品、版畫作品、甚至攝影作品專室,讓材質脆弱作品得以兼顧展出及保存的平衡。理論上,只要有心要解決,這些議題基本上都只是技術問題。但在台灣美術史建構及典藏展示的議論上,台灣官僚又再次展現其「本色」。

國立台灣美術館。(本刊資料室)

事實上,目前國美館占地廣大的展示空間,就很適合將部分的轉化為理想中的「國家畫廊」。但台式官僚的決策模型偏向不去介入已經成形的系統,偏好另立新機構來解決眼前的問題。也正是順著此思維,未至的「國家畫廊」瞬間肩負起台灣美術史的復興及建構任務,台灣公立美術館又失去一次從特展藝術中心轉型為正常(國際認知下的)美術館體質的機會。

新加坡式的美術史建構方法

對筆者而言,「國家畫廊」也好、於既有的美術館內設立長期展示專室也好,這都只是方法及手段上的問題。甚至犬儒點說,如果台灣經濟成長可以長期維持下去,我們要學波斯灣國家找個國際得獎建築師來蓋座地標級的「國家畫廊」也不是不可能。然而最重要的還是在於,如果我們需要建構台灣(近)現代美術史的常設展示,這座展示殿堂究竟應該展些什麼?說到台灣現代美術史,我們好像膝反射一般的就將台灣現代美術史的源流等同於日治時期的現代美術,但真的是如此嗎?

新加坡國家畫廊。(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回望新加坡「國家畫廊」,其東南亞區域美術史的典藏展示中,是以東南亞的古地圖、以及西方書籍中所描繪的東南亞插圖作為現代美術史的起點。而新加坡國家畫廊於新加坡美術史典藏展示的起點,除了西方雜誌描繪的新加坡插圖之外,還包括19世紀旅行攝影師所拍攝的新加坡風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新加坡國家畫廊在定義「現代美術」時,著重於西方的視覺媒材及視覺文化如何被引介進入到本土的語境之中,並藉此來重新思索地方美術史的生成。

換句話說,若是台灣採取類似的策略重新建構自身現代美術史的展示,就會有大量的視覺材料仍舊落於當下美術史的討論範疇之外。其中應包括John Thompson於19世紀的福爾摩沙旅行攝影作品,1885年法軍侵台時期所留下的大批地圖、攝影及雜誌插畫,亦不應排除散落於英、法等歐洲國家19世紀末雜誌中所描繪的台灣地景及文化。若19世紀的西方視覺文本應作為展示的考量,那我們同時不應錯過17世紀所留存的大量地圖及插畫;乃至於18世紀西拉雅人用新港文所書寫的地契。

再開箱的台式策略?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台灣現代美術史的建構應當僅學習新加坡,納入與西方世界交流的視覺文本嗎?還是可能更進一步探討台灣漢族及原住民族傳統美術於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形式轉變和藝術觀點?面對現代美術於日治時期的引入,我們要如何回望包括18世紀由滿人所繪之《番社采風圖》,以及19世紀已逐漸走出獨立風格的台灣書畫?另外,在宮廟美術的領域,我們又要如何看待日治時期因現代化而產生質變的台灣宮廟美術,乃至於包括蔡草如在內受過現代美術教育卻又反身投入宮廟美術創作的藝術家?

國美館「海外存珍─順天美術館藏品歸鄉展」展場。(國立臺灣美術館提供)

上述的討論實際上並沒有明確的解答,但為了讓未至的「國家畫廊」不僅是將國美館的日治時期作品及史博館的戰後「華人」精品合體,類似的討論及倡議有其必要性。然而若要根據上述藍圖來推進台灣美術史展示的建構,亦又會面臨典藏品散落於各機構之間的困境。誠如筆者曾說過,台灣的文物及美術品展示是坐擁金山上的乞丐,各機構所收藏的大量典藏品不僅礙於機構本位主義難以有效整合,甚至長期被迫困於庫房之內。換句話說,台灣美術史展示上的困局,是種雙重困局:同時要攻破觀念建構上的困境,亦須打開機構行政上的擱淺局面,才有可能達到台灣美術史再開箱。在大師作品重見天日的同時,亦真正開啟台灣美術史建構的可能性。

高森信男( 60篇 )

策展人、「奧賽德工廠」廠長

© 2022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保留一切權利。8f-2網頁設計和維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