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森信男專欄】姆札魯．伊斯蘭心中的孟加拉，與南亞現代性的伏流

當2018年的普立茲克建築獎（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公布獲獎人為巴克里希納．多西（Balkrishna Doshi）時，雖然對熟悉南亞建築的人來說，該獎項的肯定落在家喻戶曉的多西身上不僅是應得的讚許，甚至多少給人這個冠冕來的太遲的感受。但這個感受卻和南亞之外的輿論形成很大的反差：也因為多西的獎項遲來太久，屬於多西的南亞現代主義建築黃金時代已經逝去。台灣相關媒體總愛抬舉歐美日建築家，不吝大篇幅報導每屆獲獎人，甚至組織建築見習團；但相比之下，台灣對於多西的冷落可見一般。多西的例子僅是筆者要去強調南亞現代建築所遭遇的論述困境，南亞的現代主義是個高度將世界主義及現代性內化，卻又被世界所刻意遺忘的「另類現代」。筆者於本篇將以姆札魯．伊斯蘭（Muzharul Islam）的建築及孟加拉的現代主義文化為例來鋪陳。

這一切從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及誰是孟加拉人（Bengali）談起：姆札魯在1990年代的訪談中，提及了兩種世界主義，一種是馬克思主義。不難理解的，對於孟加拉這個號稱世界數一數二貧窮的國家而言，馬克思主義是種必然會被廣泛討論的議題。若這世界上存有資本主義的陷阱，則孟加拉必然深陷其中：從廉價的血汗服飾代工廠，一直到輸出大量的軍力進入到聯合國維和部隊中，前往更加戰亂的國家執行西方國家的「道德任務」，孟加拉扮演了讓資本主義秩序得以運轉的奴工／傭兵角色。也因此，即便國際左派鮮少討論孟加拉，但在孟加拉現代性思想的發展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扮演了重要的理論因子也是事實。

然而在面對該議題時，姆札魯也提及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化分析，在南亞有其推廣上的困難。姆札魯認為南亞人不可能拋棄以宗教作為本質的傳統，就像是南亞人不可能拋棄自己的姓名一樣（就像姆札魯論及馬克思主義時，就曾被質疑這和他名字中的「伊斯蘭」一字牴觸），即便左派如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者，他也至多只能讓自己成為「不可知論」（agnosticism）者，而非全然的「無神論者」。相對於馬克思主義，泰戈爾提供了一種追求精神智識上的平等主義，而非經濟科學上的平等主義，亦即「詩意」的平等主義，調和了南亞人對於現代性發展上的困境。姆札魯認為西方人僅將泰戈爾僅視作溫文柔雅的東方大儒，適時適所的扮演起東西兩方於理論敘述上的橋樑，但卻忽略了泰戈爾對於南亞現代性發展上的革命性格。

泰戈爾於西孟加拉邦寂鄉（Shantiniketan）創建維斯瓦．巴拉蒂大學（Visva-Bharati University），在南亞美術圈常簡稱該校為「Shantiniketan School」。該校試圖推動奠基在地域性基礎之上的異質現代性，其理念和日本現代美術的創建者岡倉天心（Tenshin Okakura）一拍即合。在互相影響之下，南亞學界通稱的「孟加拉學派」（Bengali School）大量融合了日本美術的發展特色，譬如說水墨媒材的融合運用；而熟悉日本美術史的朋友也知道，在日本現代美術發展的初期，從印度引入的構圖及色彩觀念也共同構成了「日本畫」（台稱「膠彩畫」）的基礎。我們要知道，在南亞的宗教／哲學傳統中，這些智識的敘述自身本就賦予自身世界性的意識。而我們也可以說，泰戈爾及「孟加拉學派」其實是站在這種世界主義的傳統之上，去著手建構南亞自身的現代主義。若說日本為亞洲建構了器物及形式上的現代性，則南亞實則為亞洲建構了智識上的現代性。

我們可以說，在英屬印度帝國瓦解之前，孟加拉語區的知識分子們，已經完成了南亞大陸上最為重要的現代主義實驗。「孟加拉學派」的現代主義不僅和當時的英國殖民式現代主義大異其趣，甚而是建構在孟加拉語境之上的南亞現代主義。戰後的印度反而因為急於繼承英殖民的遺產，而在整體國族主義的發展上繼承了英帝國遺留而下的殖民式現代主義（包括知識語言上的英語轉向），而非源自寂鄉的南亞現代主義。但這並不代表「孟加拉學派」所發展而出的現代性世界主義就此煙消雲散，其所代表的現代性反而隱遁進南亞各時代的知識討論之中。所以對於姆札魯而言，馬克思主義反而可視作是對於泰戈爾的補充。而當論及地域與國際時，對他而言，先成為孟加拉人，才能成為世界人的論點是沒有矛盾的。

但「孟加拉人」身分的確立，卻是一個艱辛的過程。英國作為首個統一南亞次大陸的統治者，其殖民實際上帶來了南亞人自身的身分共同體認同。即便南亞是由無數個不同的語言及宗教傳統所組成的小世界，但因為殖民者的賦予，「印度人」的印記才開始被確立。直到此時，孟加拉語區只是因其商貿及知識辯論文化的傳統，而逐漸成為殖民中後期的重要本土論述輸出地。戰後隨著印度獨立而同時發生的「印巴分治」（partition of India），創建了一種以宗教為基礎的新國族主義。對於甘地（Gandhi）這類殖民時期的啟蒙知識分子而言，「印巴分治」不僅削弱了印度作為未來國際霸權的實力，這還是一種哲學層次上的對抗。宗教國族主義的實踐不僅帶來人民的苦難，更讓從泰戈爾傳承下來的世界主義不再具備政治上的實踐場域。南亞，或著說「印度」，就此落入了延續殖民現代性的路徑之中，而阻礙了其政治發展上的可能性。

就在此時，一位出生於今日印度西孟加邦，操著孟加拉語的穆斯林建築師姆札魯，在1947年之後，從印度人成為了「巴基斯坦人」。隨著「印巴分治」的實施，孟加拉邦以宗教聚落為界線被一分為二，許多人像是姆札魯一樣，即便生於印度教徒較多的西邊，卻因為只是生為穆斯林而被迫歸入東邊的領土，反之亦然。姆札魯便是以「巴基斯坦人」的身分，在國外度過其1950年代的留學生涯，從俄勒岡大學、（AA）到耶魯大學，除了逐一於西方名校就讀之外，他同時亦於1954年完成了達卡藝術工藝學院的設計，成為了戰後孟加拉現代主義建築的第一個代表作。當姆札魯回到國內時，「巴基斯坦」正面臨了重大的政治考驗。當時的孟加拉作為巴基斯坦的飛地，和「本土」相隔上千公里，伊斯蘭教作為唯一的情感聯繫正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巴基斯坦」對於孟加拉語言、文化及分離主義政治活動的鎮壓。

為了安撫孟加拉分離主義者，1959年，巴基斯坦政府決定將達卡選為「第二首都」。姆札魯實際上是在這個背景之下，為中央政府展開第二首都政府建築群的籌備專案：在詢問了阿爾瓦爾．阿爾托（Alvar Aalto）及柯比意（Le Corbusier），並得不到下文後，最後是姆札魯在哈佛的老師路易斯．康（Louis Kahn）接下了建築「第二國會」的驚人任務。在姆札魯及山蘇爾．瓦雷斯（Shamsul Wares）的協助下，「第二國會」的工程任務從1965年開工；但卻立即於1971年遭遇孟加拉獨立戰爭而停工。實際上，從1965年到戰爭開始前的這段期間是姆札魯最為重要的創作期。一方面來自學運及地方的民族情緒開始沸騰，因而引發了諸多對於語言及文化的辯論；另一方面，遠在天邊的中央政府又希望透過大量的公共建設來穩住這個即將叛逃的省分。姆札魯在這段期間完成了許多政府大樓、實驗室，以及兩座大學的建築群。外界通常只認識路易斯．康，並將孟加拉國會大廈作為他畢生最後的偉大成就，卻忽略了讓這個成就得以成真的藏鏡人其實是姆札魯。

有許多鄉野說法認為路易斯．康的建築太美了，導致巴基斯坦空軍在轟炸達卡時選擇性的留下這棟建築，筆者毋寧相信巴基斯坦只是希望在收復叛軍後繼續推動「第二首都」的計畫。在戰爭結束後沒多久，長期過勞的路易斯．康在1974年暴斃，但該建築計畫並沒有被取消。剛被戰爭和屠殺洗劫的孟加拉迎來了獨立，卻成為了當時代最為窮困、破敗的國家。即便如此，孟加拉仍舊決定以自己的步調，在1985年完成了這個工程。原本的「第二首都」瞬間轉身為孟加拉的獨立象徵，並為當時一無所有的孟加拉塑造了第一個重要的視覺意象：山蘇爾後來便在紀錄片《我的建築師》中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說著：「從這裡，我們才得以躍升。」

路易斯．康可能並沒有想過自己意外地成為了新孟加拉的英雄，但國際建築圈更沒想過，此時已經成為「孟加拉人」的姆札魯，其實才是真正在孟加拉實踐現代主義、並為路易斯．康建造舞台的人。從「印度人」成為「巴基斯坦人」，最後終於以「孟加拉人」的身分逝世，姆札魯象徵的是南亞20世紀現代主義思想的伏流，這股伏流最後傳承到了新興的孟加拉身上。若是觀察孟加拉在1980年代之後的國際藝術及文化活動部署，則可以發現自認弱小的孟加拉，卻總是透過人文、甚而是詩意的方式，來建構自身的世界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