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城市的懸念

《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

殷教授的著作，針對近代臺灣或臺北城市發展的研究，除了考古挖掘垃圾堆之外，殷教授還有更多研究方法和研究素材可以使用。包括中華商場、赤峰街、臺北藝術中心興建計畫等案例都令我們驚覺，生活垃圾只是一種隱喻。

城市永遠在發展中。是什麼因素讓城市成為今日樣貌？有什麼治理條件，可以讓城市更好？而所謂更好的城市，究竟滿足了誰的需要？殷寶寧教授近年著述不輟，一系列紮實的研究成果，考掘了城市發展的歷史與未來。考古人類學家莫妮卡．史密斯（Monica L. Smith）在著作《城市、演化、人》坦承，她對於城市垃圾十分著迷。古代的羅馬和現代的東京，垃圾內容天差地別，但在人類學者看來，卻具有高度相似性；垃圾是城市生活者真實存在的遺跡，城市性（urbanism）歷史脈絡的研究線索。

基於城市史的研究基礎，莫妮卡指出，城市既成功、又吸引人，因為它們從來不曾「完工」。回到殷教授的著作，針對近代臺灣或臺北城市發展的研究，除了考古挖掘垃圾堆之外，殷教授還有更多研究方法和研究素材可以使用。本書《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收集文章，包括中華商場、赤峰街、臺北藝術中心興建計畫等案例都令我們驚覺，生活垃圾只是一種隱喻。城市發展過程中，基於不同需要所引導的城市治理，可以將建築、街廓、河道等，這些曾經形塑城市性的構成物像垃圾一般扔棄，甚至連同記憶一起掩滅。

因而我們看到，這六篇不同主題的文章，其實有著貫穿的脈絡；即城市風貌轉變所顯現的城市「治理藝術」（art of government）演化。政府主導的發展計畫，基於不同的進步思維和治理運作，在城市留下隱晦的軌跡，甚至「治理」（governance）一詞本身始終瞹眛不明。細究城市風貌變遷過程，觀察各種力量的交相運作，不但「治理」在其中逐漸現形，城市發展的內涵和意義也更趨複雜。

中華商場和赤峰街案例，展示了城市自然狀態下的有機性─不論來自城市生活需要的漫長累積或重大歷史事件的突變；面對城市治理的現代性想像，有機性都可能必須屈服、甚至剷除。整齊壯觀的商場、分散街區的文創產業空間，都是不同時期的現代性指標，主導著「空間生產」過程。但是，殷教授也指出了城市生活者的能動性；居民並非完全被空間制約，反而在空間條件形成之後，順勢生長出適應於生活需要的城市肌理。如同我們經常看到古蹟或陳舊建築，竟然在堅硬石牆上冒出綠意盎然的植物一般，生命總會自己塑造棲地。

在審計新村案例中，殷教授著重於分析「多元網絡治理」的複雜關係。多元的利益或想像，在合法性架構之下，形成各方力量沖激之後的平衡；但平衡不是恆定狀態，而是另一個變動階段的起點。尤其介入其間並扮演重要角色的民間團體、個人、大學，如何影響審計新村下一個階段的走向，值得持續觀察。

占有本書較多篇幅的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案例，顯示了治理的「過渡狀態」。殷教授在研究中，提出一個三角關係的觀察模式，三角端點分別是政府、場館空間經營者及建築設計師。國際競圖固然是城市治理的現代性追求，無法自付盈虧的藝術場館投資亦是如此，顯示城市治理在多元價值下的理性選擇。關於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案例的兩篇研究，隱藏在字裡行間的深層內涵，指向對於政府單位治理過程的質疑。從三角關係結構的分析中，似乎決策過程缺乏劇場專業者的參與，以至出現經營者太晚加入，或形成「建築變身演藝廳」的尷尬結果。

事實上，政府的決策過程已經包含了更複雜的專業意見折衝。以本書三個案例對比，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中華商場、審計新村，各自發展過程中的政府角色並不相同；中華商場是由上而下的權力貫徹，審計新村的政府角色是參與在多元網絡關係中的協調者。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恰巧介於兩者之間，民間意見收納進入政府決策之中，產生對於計畫走向的實質影響。北藝中心的決策過程因此留下疑問，到底什麼樣的專業者，或是什麼樣的評估過程，讓這些所謂的專業意見被政府接受之後，成為決策主導方向？

眼光暫時離開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來到高雄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自從行政院在2005年11月核定計畫之後，歷經工程、物價、設計調整等因素，至2017年1月總共提出六次修訂計畫。其中有兩次修訂計畫版本，都涉及廳院功能規劃以及座位數量的大幅度調整；這兩次重大變更，並非主管機關單方面決定，都是徵詢多方專業意見之後的結論。尤其2008年黃碧端主委上任後，面臨衛武營興建經費從65億增加到95億元的壓力，以及藝文界對於第二版本的廳館功能配置與座位數量規劃的不同意見，連續四次召開協會議，才得到最後的修正方案，也就是目前落成啟用的配置模式。

另一個在研究中頗有著墨的案例是臺灣戲曲中心計畫。根據殷教授訪談內容，先後出任國光劇團團長、傳統藝術中心副主任的鍾寶善，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因為鍾寶善的劇場專業和積極任事，避免了「劇場退化為建築」的災難。鍾寶善以政府執行者的角色，推進了一次獨特的治理過程，讓三角端點的政府、場館空間經營者及建築設計師，能夠充分有機的結合。殷教授在北藝中心案例分析中指出的「建築變身演藝廳」問題，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其實是參與決策過程的專業者，與後來實際經營的專業者，對於同一個計畫的不同評估。這正是殷教授一再關心的主題，經歷從「統治」到「治理」的演變之後，如何進一步發展成為「善治」（good governance ）？政府或治理者如何拿捏自己的角色，才能夠真實的掌握使用者需求，經由建築或空間的改變，營造適合於城市環境、族群、生態、文化的有利生長條件，從而建立城市認同？

本書最後一章，格外顯現了作者的社會關懷。人類學，以及設計人類學必然涉及的核心：美學，這兩者的並用，可以作為善治的基礎。阿里山達邦國小案例中，教育場域的空間實踐，透過不同於上對下的意識型態灌輸方式進行，尊重了學習主體的文化與認同需要，培養具有現代知識學習力、同時擁有傳統文化傳承力的學生。如此的建築與空間生產模式，是否可能推及到人口稠密、機能複雜、空間擁擠的大型城市，成為城市治理的精神？城市不斷在變動，朝向理想人居空間的演進過程中，尊重人類學、美學基礎的實踐經驗，值得借鑑和發揚。

作為誠懇的城市研究者，殷教授敏銳提出問題，透過嚴密的研究，得到具有洞見的結論。處在城市快速變貌的時代，我們需要這樣的研究，一方面為城市召喚失去的記憶，也為城市的高速發展擴張，提出具有理想性的思考方向與設計方式。政府開放對話機會，不同背景的城市使用者都可以參與其間，下情上達、提供建見；固然治理層面因此關懷了更多元的市民需求，但善治必須返回到人類學和美學作為基礎，才能建構出具有自我風格的理想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