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畫家為贊助人畫的肖像,可能帶有嘲笑意味,但贊助人卻絲毫未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蘭西斯科.哥雅為《卡洛斯四世家族》所畫的肖像(The Family of Carlos IV ,1800)。這群有點怪異的西班牙皇室貴族,目光各自朝著不同方向,其中一個人物的臉孔完全看不清楚,其他的人看起來不是有瑕疵、頭腦簡單,就是呆滯地看著遠方,哥雅甚至把自己畫進左上方陰暗的角落。這張圖畫實在不怎麼討喜,顯然也不符合描繪統治階級的構圖傳統,但哥雅用此雜亂無章的混合,精確地描繪出這名無能的國王和位於中央相對強勢的皇后。
藝術史學家發現,有時候畫家會在作品中貶抑某些人物,但也會給予某些人物特別的關愛。《卡洛斯四世家族》這件令人尷尬的作品,顯然有意向一百五十年前由迪亞哥.維拉斯奎茲畫的《侍女圖》(Las Meninas ,1656)致敬。
《侍女圖》位於畫面左邊和右邊的女子在實際生活所承受各種磨蝕身心的痛苦,明顯獲得畫家較多同情。《侍女圖》似乎在諷刺與真實之間搖擺不定,恐怕也是藝術史上最大的謎團之一。
《侍女圖》比哥雅的致敬畫更難解,維拉斯奎茲為皇室家庭畫的這幅作品,並沒有模仿任何歷史先例,不屬於任何既有的流派,不是直率的肖像畫,也不是任何重要時刻的紀錄。
確實,周邊的環境稱不上富麗堂皇,場景顯然是一個簡陋的畫室,沒有皇室的浮華裝飾,但在房間遠處幽暗的範圍之間,明顯存在著巨大的空間,創造一種具有說服力的深度,引導觀眾的視覺越過前方的角色們。
這些擁有貴族頭銜的侍女,圍繞著她們服侍的小主子——一位盛裝打扮、嬌貴的小公主。但是這些宮廷女侍,包括一名侏儒、兩名侍者,似乎正在排練,準備要在畫家面前展現最美的笑容,但卻冷不及防地被什麼打斷(宮廷弄臣沒規矩地踢逗那隻昏昏欲睡的狗)。
藝術家維拉斯奎茲意氣風發地揮舞畫筆和色盤,根本不是在畫她們,推測他應該是在為鏡子裡的國王、皇后畫落地的全身像,但在此事件的呈現上,國王與皇后的尺寸被縮到幾乎快要消失不見。
就此而言,我們或許可以合理地推斷,整部作品可說是對皇室體系射了一支暗箭——國家元首化為飄浮的幽靈。
然而,還有更多的元素活躍於其中:不屬於主舞台處的後門,有一名側身的貴族,不知是要進入或是要走出房間,右後方有另一個怪異的半身輪廓、幾乎看不清楚臉的角色。
在這一切模糊不清之中——黑暗與明亮之間、真實與虛幻之間、自畫像與公眾畫像之間,真正的威嚴與權力似乎落在畫家自己手上,他胸前配戴十字章,象徵受到皇室的器重,即將授予騎士勳章。然而他似乎是為了更崇高的原因而畫,他只對上帝負責,而不是為那些載浮載沉的眾生而畫,甚至也不是為了困在那面褪色鏡子裡的國王與皇后而畫,相反地,他——維拉斯奎茲這個「我」,才是畫裡的大人物——主導整個場景,策劃所有情節,掌控他視線內的一切。
正如同與維拉斯奎茲幾乎同年代的維梅爾對繪畫天職所做的宣示,這也是一幅關於繪畫的畫作,最終也成為一個藝術家繪畫天分的展示場。
在高壓統治或政治動盪的時代,藝術家或許必須把意義隱藏在作品中,才能通過審查,但是一個藝術家用什麼方式賦予圖畫深奧而私密的象徵性、讓作品彷彿是為特定的觀眾而創作?
卡斯巴.大衛.佛列德利赫(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是德國浪漫主義時期的傑出畫家,擅長描繪孤獨的人物,以虔敬的眼光凝視大自然的壯麗,並將細微的景致轉化為空靈崇高的形式。
其中尤以《霧海上的旅人》(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 約1817 年)最富盛名,該畫描繪一名紳士佇立於山頂,凝視神聖雲海的背影。這幅畫的矛盾之處,在於這個旅人僅靠著一根拐杖就攀抵高峰,簡直是異想天開,這不可能是真實的畫面,旅人不是經由肉體的勤奮而登峰,而是透過心智抵達。
蒼茫的霧海中,模糊的峭壁錯落其間,我們不確定自己到底在看什麼,也無法確知相對於這位勇敢的旅人,自己所在之處為何——我們的視線似乎懸在半空中,位置似乎在他後上方數呎處。
冒險家看到的遠景,就是前方無限延伸的水平,給人一種感覺,好像他正在眺望未來、或是內觀自己的生命與經驗。大自然有如史詩般雄偉的印象,究竟是心理上的圖像,或只是心智幻想的再現,成了這幅圖畫的難解之謎。面對如此巨大的身體障礙與心理不確定感,這幅畫刻劃了心靈的創造力,也刻劃了我們相對之下那渺小與微不足道的存在。
李森藝廊(Lisson Gallery)的內容總監,曾任《倫敦指南雜誌》(Time Out London)主要藝評人,著有《觀賞之道:如何體驗當代藝術》(Ways of Looking: How to Experience Contemporary Art,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