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每個人的童年都會凸顯出那些姨媽們，他們似乎已經不再離開自己的房子了。我們和媽媽每次去看他們時，他們總是已經等候在那兒，永遠戴著同一頂黑色小帽，穿著同一件真絲長袍，坐在同一把靠椅上，從同一扇角窗裡向我們打招呼。就像仙女無需下山卻能守護著整座山谷一樣，她們統轄著整個街區，卻不必出現在街道上。⋯⋯這個街角屬於三十年來幾乎未被城市的變遷所觸及的那一種。
班雅明，《柏林童年》
筆者想試著提出不同於當前「主流」觀點與視角的赤峰街。至於為何需要另外一種觀點？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說，「赤峰街」以一種文青新寵的姿態受到（年輕）研究者的關注。關注的眼神聚焦於所謂的創意街區，文創產業、創意工作者與城市再生等範疇。這其中牽動了「體驗經濟」思維中所能提供的嶄新體驗與新鮮感，透過美學與符號消費，來創造年輕消費者的地方認同與文化想像。這樣的關愛眼神，決定了研究取徑導向。設定的議題即已經預知了可能的討論方向，從認識論來說，限縮了對在地歷史的深刻挖掘，不利於經驗研究拓展知識發展。
再從學術知識跨領域的發展視角來看。前述所謂的「文創產業」或「創意城市」的切入觀點，容易使整體街區生活樣態，看似停留在單一時間平面的共時性圖像，不利於歷時性的討論。既有都市計畫與城市發展的分析取徑，似乎找不到施展著力之處—取得的故事陳述都是新入住者和消費者觀點，在地街區構成與城市經驗的精彩故事，無從訴說。
擺脫既有學術思考框架，回到書寫、觀點生產與思想啟發。例如本文一開始，引用班雅明的《柏林童年》書寫一般，許多日常生活的情感記憶，的確不是屬於整體大敘事關注與探索的範疇。然而，以往這些被視為個體的、私人的、隱蔽的感受與記憶，也經常不是學術研究所探詢的面向。但多年後，當班雅明的這些隨筆的價值重新被關注與討論，不論是「非虛構寫作」逐漸受到重視；或者是散文體文類書寫價值引發討論等現況。置放於個人視角關注的集體歷史記憶的重寫，或者是個別生命經驗對於特定空間場域的再描述，均可能為探究在地歷史與空間變遷，累積可貴的史料，避免詮釋權被壟斷，讓故事可以多說一點，多些不同的詮釋向度，匯集不同的人說出來的故事版本—「羅生門」故事情節隱喻著難以找到統一的詮釋觀點，換言之，無法以單一視角來闡述空間的故事，那麼，如何能夠朝向多收集到不同故事，以期拼湊出更多元的想像？
綜合前述幾個向度的思考，累積為個人經驗觀點：書寫者因自身的居住經驗，對赤峰街周邊地區的發展，有著從個人記憶到持續觀察的不同詮釋視角。試圖借用空間生產的理論，以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等不同敘事策略，從都市發展歷史來重新描寫一個被共時性理解，而簡化的赤峰街空間故事版本，提出不同的空間與環境認知的詮釋觀點及想像。
赤峰街：空間的生產
列斐伏爾1974年即發展出「空間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的概念，英文譯本出現於1991年（Lefebvre, 1991）後，深具開創性的觀點，讓相關理論概念在英語世界延伸出許多豐富的對話。他將「空間」範疇納入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討論中，其理論視角提出的辯證關係不僅具高度啟發，對於資本主義不同歷史階段的發展，迄今仍具有相當的解釋力。
列斐伏爾空間三元辯證的基本概念主張，每個社會都會相對應地，依其生產所需而生產其空間，如此一來，空間成為一種「產物」。由「在空間中的生產」（production in space）轉變為「空間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這樣的趨勢轉變乃是源於生產力自身的成長，以及知識在物質生產中的直接介入—這種知識最後成為有關空間的知識，成為空間之整體性的資訊。而原本「空間中的生產」並未消失，而是被引導不同的方向，可以說是一種「流動經濟」（economy of flow）。這些轉變產生一個重要的結果：現代經濟的規劃傾向於成為空間的規劃，例如都市建設計畫和地域性管理。原本人們生存所賴以依託的「自然空間」（natural space）已經無可挽回地消逝了，因為人們的社會實踐的作用力，已經將其視為社會生產力，是可被操弄的物質。為了有助於從社會關係來分析空間的生產，列斐伏爾提出「空間實踐」、「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這一組三元辯證的概念。在《空間生產》一書中，有兩個段落分別條列式地指出這三個概念的內涵，第一組定義較為抽象：
1. 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
包括生產和再生產，對應於每個社會形構的特殊地方和整體空間，空間實踐確保連續性與一定程度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蘊含了社會空間中，以及某個社會的每位成員與空間的關係裡，特定的能力（competence） 和特定的實作（performance） 。
2. 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緊繫於生產關係和這些關係所施加的「秩序」，從而緊繫於知識、符號、符碼以及「正面」（frontal） 關係。
3. 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
具現了複雜的象徵作用（編碼或無編碼），連繫上社會生活的隱密面或底層，也扣連了藝術，而藝術最終可能比較不會被界定為空間符碼，而是再現空間的符碼。（Lefebvre, 1991: 33）
第二組的定義較具有敘述性：
1. 空間實踐
一個社會的空間實踐隱匿了該社會的空間；空間實踐在辯證互動中提出且預設了社會空間；空間實踐緩慢而穩定地生產了社會空間，同時掌控和占有了它。從分析的觀點看，一個社會的空間實踐，乃是透過對其空間的釋明而揭露的。新資本主義下的空間實踐是什麼？它在感知 （perceived）的空間裡，體現了日常現實 （日常事務）和都市現實 （將保留給工作、私人生活和休閒的地方連結起來的路徑和網絡）之間的緊密關連⋯⋯「現代」的空間實踐或許可以由政府補貼的高層住宅裡的房客日常生活來界定。不過，高速公路和航空運輸的政治，也不能遺漏。空間實踐必定具有某種凝聚力，但這並不意味它是連貫一致的 （即憑智識來製作，或合乎邏輯的構想）。
2. 空間再現
它是概念化的（conceptualized） 空間，是科學家、規劃師、都市計劃師、技術官僚和社會工程師的空間，他們是具科學傾向的某類藝術家—他們都以構想（conceived）來辨識生活（lived）和感知（perceived）。⋯⋯這是任何社會（或生產方式）裡的主導空間。除了某些我將回頭討論的例外，空間的概念化傾向於言詞符號（verbal sign）（即憑智識製作出來）的系統。
3. 再現空間
透過相關意象和象徵而直接生活出來（lived）的空間，因此，它是「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間，也是藝術家和那些只想從事描述的少數作家和哲學家的空間。這是被支配的空間，是消極體驗到的空間，但想像力試圖改變和占有它。它與物理空間重疊，在象徵上利用其客體。因此，除了一些例外，再現空間可說是偏向於多少有連貫性的、非言詞象徵與符號的系統。（Lefebvre, 1991: 38-9）
如果空間是被生產出來的，則這個生產的過程即是「歷史」（Lefebvre, 1991:46）。是我們探討每個社會實踐中的空間生產關係，也是我們得以觀看、理解與分析歷史的可能切面。每個歷史階段的生產關係與社會實踐的差異，自然會有其各自的空間生產歷史。列斐伏爾意圖在社會性、空間性之外，再拉出歷史性這個向度的討論。然而，如果從共時性的向度，希望能夠具有歷史性的觀點來討論「空間」生產呢？本文試著從列斐伏爾前述三元辯證關係切入，提出分析赤峰街空間歷史的可能架構。
列斐伏爾的三元關係中，「空間實踐」強調特定社會中的空間生產，比較接近於日常生活概念中所認知的空間（perceived space），強調人們日常經驗使用與真實生活的實質空間。相較於每日生活空間經驗與社會行動，再從表徵／再現的層次來看，關注於人們在使用空間之際／餘，對於空間的理解與構想，是一個在抽象層次上所了解的、概念上的空間（conceptualized space）；而列斐伏爾的洞見，則是將人們在抽象與感情層面的空間理解，再更為細緻地區分出「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意即，在抽象概念認知層次之外，刻意地從主觀的情緒感受，記憶和夢想的向度，凸顯空間所具有的想像力潛能。換言之，我們不僅在空間中生活，在概念中理解、認識、創造與生產空間，我們更透過活生生的生命經驗，從象徵與意象的層次，在哲學思想與藝術創作的夢想與情感中，藉著想像力來超越實質空間範疇，而擁有更多的解放的潛能與機會。
那麼，如果引入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論來分析「赤峰街」，可以產生何種詮釋與敘事觀點？
首先，從空間實踐的面向來說，當前赤峰街所傳達出來的街道景觀與城市空間意象，夾雜了所謂過往的「黑手產業」、從日治時期延續至今的居住地景，以及新進移入的創意產業。這樣的空間實踐同時傳遞出共時性都市景觀的歷時性真實。是表現在赤峰街空間生產上，不同產業變遷於空間作用上的痕跡。
其次，在空間再現的層次上，這裡從日治時期逐漸開發，包夾在北淡線鐵路沿線的日人聚居區，以及大稻埕漢人聚落的蔓延擴散區，都市計畫介入的空間生產力量，從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到戰後萬大計畫的道路拓寬，一直到北淡線捷運地下化等演變，乃是技術官僚，都市工程師理念框架下，「空間生產」於再現層次的具體化過程。
最後，於再現空間的範疇來看，李日章老師的半自傳紀錄《赤峰街5號的那些事》（李日章，2015），藉由新書發表與導覽，重溫某段被掩蓋的歷史記憶；而近來諸多對赤峰街轉型為創意聚落、文青匯聚的產業想像與情感依託，包含當代藝術館持續舉辦多年的「街大歡囍」社區藝術節，以及文學的書寫，甚至是報紙的新聞報導等等，均訴說著一種對於赤峰街表徵空間豐富的想像、象徵與藝術性格。
以列斐伏爾三元辯證論題，能夠從不同層面對空間生產過程有較為全面的分析與論述，是一個可以提供巨觀視角的分析策略。然而，在空間生產意義的向度，則較為侷限。
舉例來說，朱津（Sharon Zukin）《裸城》（Naked City）（Zukin, 2009 ／王志弘等中譯，2012）一書及其主要觀點，乃是以城市的「純正性」（authenticity）為核心概念，意圖從另一個切面，思考城市歷史與地景變遷的課題：城市的純正性並非本質性的存在，而是不斷動態地因著各種社會實踐而更迭。其中，產業變遷所引發的空間生產與再生產為牽動都市地景變遷、符號經濟與美學消費的關鍵作用力量。朱津同樣引入了從資本主義的生產面向來分析城市的理論視角，如同列斐伏爾持續關注，空間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環節密不可分的物質向度。然而，城市的純正性，亦即其空間價值與意涵，究竟是之於何者始確保其純正性？換言之，這裡乃是隱匿了有著主體觀看位置存在的前提：
「如果我們感覺到雅各的時代以降，城市隨著更新和振興而改變，並在這些過程中喪失了城市的純正性，我們所要反映的不僅是建成環境中可以衡量的變化：那些超乎尋常數量的建築物遭拆除、取代，以及翻修得面目全非。量變導致質變，因為我們的城市視覺經驗和情感經驗已雙雙改變了。」（朱津／王志弘等中譯，2012: 265）
這裡所稱的「我們」，乃是預設了有著城市居民主體的視角與情感。
在此，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得以接合到朱津所聚焦的城市純正性：從空間生產的社會實踐歷程與作用者分析，來探討城市空間生產的景觀變遷和美學轉譯的過程。而最終，這兩位理論家關注的理想在於，為了追求、且確保城市純正性的理想，並不是停留在一個本質性的鄉愁想像，而是期待從城市生產與消費的社會實踐，觀察到特定社會與歷史情境中的空間生產實踐，以彰顯對於「市民公共性」的價值，也就是列斐伏爾關切的接近城市的權利（rights to the city）。亦即，在城市空間生產的慘烈廝殺中突圍，即是為了能夠回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反對將每日生活中的一切空間商品化，讓人得以免於和自身生活的空間異化。市民擁有接近城市的權利，是為了掌握自身對於空間生產與空間意義的詮釋權，在掌握生產關係外，還需要實現地域範圍的自治，以回復其自我管理的日常生活。這是個在看似非常龐雜艱澀的理論語言背後，極為古典而深具人文主義關懷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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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
五個建築場域，五段文化歷程，以設計作為一種文化抵抗的策略和反抗基地。
殷寶寧( 9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