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將拯救世界？建築詩人卡拉特拉瓦的建築精神

《聖地牙哥．卡拉特拉瓦：關於他的手繪與建築的所思所想》

對我來說，最後一個問題是，是否有什麼東西觸動我、吸引我。最終，良好的架構必須能感動和驚喜。那可能是建築形式需要強大的主要原因。僅僅因為這個原因，了解美在建築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至關重要。我正在談論的那種美，以及試圖透過我的作品傳播的那種美，既非表面，也不淺薄。我尋求美，因為我需要超越慣例。

我在職業生涯的早期就決定，我不想成為任何學派的一員，更不用說遵循包浩斯所體現的純粹實用主義。

我知道我的任務是擺脫偏見，創造自己的語言，超越慣例，反映我們時代的精神。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沉浸在大師的作品中，從古典希臘神廟到米開朗基羅，以及來自非西方文化的建築，如泰姬馬哈陵（Taj Mahal）。路易斯‧康是最讓我感動的現代建築師。他像藝術家一樣，其建築詞彙完全自由。他的兩個建築特別啟發了我：達卡的孟加拉國會和印度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的印度管理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這兩個專案中都沒有必然以功能為主導；相反的，他們歌頌建築師的完全自由，利用磚塊、混凝土繫帶和動態磚柱，探索由不良材料提供的所有新的可能性。

在尋找崇高建築的例子時，漢斯（Reims）大教堂立即浮現在腦海中。進入像漢斯大教堂這哥德式藝術傑作，我們發現它高挑的內部，透過向上推力以及相對狹窄的體積，產生了垂直張力的震撼印象。這種提升顯然不是為了創造更多的空間給人（功能），或甚至只是為了促進靈性靜思：它的設計純粹是出於美感的理由（形式）。

當我著手一個專案時，我常常以直觀的方式開始，使用一種非理性的思維方式，專注於形式（美）。然後，一旦定義了形式，我發現它自然而然適用於理性功能或該專案的實用性。在《建築十書》中，維特魯威聲稱好建築具備三個基本原則：堅固（firmitas），建築物應該堅固耐用並保持良好狀態；實用（utilitas），它應該對使用它的人有用並且運行良好；美（venustas），建築應該為人們服務，提升他們的精神。我非常認同。後來，中世紀的基督教學者將這三種維特魯威原則，與人類的三種內在品質進行了比較。他們認為，建築物中的Firmitas可以比擬為人類的堅韌或英雄主義的特徵。另一方面，Utilitas與人類至善的實用性有關，讓我想起建築所需的慈善、利他因素。最後，人類的venustas代表了智性。在這三個品質，美是最神祕，最不容易掌握和最難識別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遵循柏拉圖的理論，即我們不斷追求最美的理由。

我相信美，相信它的神祕、它的深度，和它使我們高貴的能力。正如俄羅斯作家費奧多爾‧杜思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所寫的那樣，「美將拯救世界」（這句話來自《白痴》（The Idiot, 約1868-69）的主角米希金王子（Prince Myshkin））。這句話讓我想問，一座建築物是否得要漂亮，才能被認為是好建築？我不相信。

藝術──和建築──不是美麗事物的表達，而是美麗的表達某物。這個原則的完美例證是林布蘭的《被屠宰的公牛》（The Slaughtered Ox, 1655）；這是我很佩服的一幅畫。乍看之下，這種死去的動物的寫照會讓觀眾反感，但林布蘭在作此畫時正處於職業生涯的巔峰，他將其變成了詩意和精神洞察的奇蹟。偉大的藝術不是在於是否達到完美；包含令人不安的因素，通常會使其變得更偉大。令人不安的元素是我最欣賞的許多藝術家的品質，包括馬薩喬（Masaccio）、米開朗基羅、林布蘭和塞尚。破壞性因素和扭曲證明了某種鬥爭；當此令人信服地使用時，以它們為特色的作品以真實而非傳統的方式變得美麗。

林布蘭《被屠宰的公牛》(The Slaughtered Ox, 1655)。圖片取自wikipedia。

對我來說，最後一個問題是，是否有什麼東西觸動我、吸引我。

最終，良好的架構必須能感動和驚喜。那可能是建築形式需要強大的主要原因。僅僅因為這個原因，了解美在建築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至關重要。我正在談論的那種美，以及試圖透過我的作品傳播的那種美，既非表面，也不淺薄。我尋求美，因為我需要超越慣例。

舉一個例子說明這個原則：1983年，從進入大學後的15年後，我設計了我的第一個作品──蘇黎世的公車候車亭和陽台。其中一個是包維霍夫陽台（Baumwollhof Balcony）；這是一個新自由派（neo-Liberty）金屬陽台，掛在一棟19世紀的樓房，這個專案展示了將繼續定義我成熟建築風格的元素。這些委託案可以被視為無足輕重，但它們已經包含了我所有的建築信仰，而且我在我最偉大的專案上努力工作。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最終形式是他們的功能要求以及和我創造一個美麗合奏的願望之間所取得的平衡。

在設計公車候車亭時，我夢想它們有一天會成為火車站。在設計陽台時，我想像未來它們會成為橋樑，這正是後來發生的事情，檢查巴塞隆納巴哈德羅達-費利佩二世橋（Bach de Roda-Felipe II Bridge, 1984-87）的細長輪廓，其形式讓我想起了我在蘇黎世創建的陽台。從那以後，我一直在繼續研究「次要作品」（minor works），因為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在每個外表微不足道的專案背後，都有大量的訊息和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