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從2000年左右,許多關於策展論述、寫作與知識開始產生,其中包括對於策展專業的反思檢視、結合批判理論及美學政治等展覽議題;或是國際大型雙年展實驗的展覽平台,經由作品以展演計劃定義觀眾與藝術的關聯性。而關於策展寫作及相關出版,多半以回視策展實踐以及展覽歷史方式的一種歷史性的呈現,例如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的《策展簡史》(Brief History of Curating )或者布魯斯.阿舒勒(Bruce Altshuler)的《前衛展覽》(The Avant Garde in Exhibition )。
對於策展歷史的回顧說明其專業知識生產,一方面也促使了專業的策展教育,發展了與過去博物館學(museum study)、藝術史及藝術管理完全不同的知識生產。對於這種國際情勢,台灣也有著平行發展,歷年台北雙年展以及許多在畫廊、替代空間、社區、都會展演等,皆超出過去展覽僅僅是「呈現作品」的傳統定義,許多新展演方式不斷在實驗著作品、藝術工作者與觀眾關係。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的成立也確立策展在台灣藝術教育的位置;許多藝文議題也與逐漸成形的策展專業息息相關,在21世紀開始的台灣文化場域,策展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觸媒(agent)。
從這裡開始思考到我自己的種種「文化勞動」,包含著寫作、作品、教學、策展等面向,往往是在「實踐中學習」展演的可能性,或者以一種面對當下的「應危」(contingency)不斷尋求對話與對應的對象。對我而言,策展總是以curating的「動態」方式去呈現,而非一種狀態(curation)。這本書很多寫作是我在展覽「做中學」所進行思考的集結:策展是種實踐的智慧,這也許是史澤曼(Harald Szeemann)回應「策展人是展覽製作者」(ausstellungsmacher )的另一種閱讀。
另一方面,本書的標題挪引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詩學》(Poetics)正是強調策展之實踐創造性,如同詩學作為一種「從無到有」的「生成」(poiesis);《詩學》是一個「如何」創作戲劇的創造方法與認知,也因此,「即興/創新」(improvisation)是重要的創造技巧。在這個意義下,本書所集結的文章在於強調策展本身創作論,同時也是進行對「策展技術」的思考,包含策展中會發生的寫作、形式、空間拓樸、主體性等思辨面向。因此,我也嘗試從策展實踐及展覽歷史進行對其「當代性」的探討,往往這些路徑在過去有許多討論與呈現,包含在「策展人」本身角色的改變及其歷史系譜沿革,我希望能從既定議論脈絡推進其被隱蓋的邏輯及「之外」的衍繹。這種聯繫是將「展演」放到最廣義脈絡下透過藝術所進行「成為公眾」(making public)實踐;換言之,策展面臨的「藝術政治」最終必須回應現今社會現實的前線,因而在目前種種涵蓋在「教育轉向」的展演概念,不但是一種民主政治之藝術所進行的軌跡(trajectory),也是一種將其所形塑之公共空間作為一種容許「諸眾單異性」(multitudinous singularities)發生的解放場域。
第一章「策展主體性」主要是針對系譜考察當代策展的問題意識開展,從 curator發展與演變一直到從羅浮宮沙龍、美術館、獨立策展不同展演技術與藝術系統的改變,對應展覽歷史以及策展專業性的轉變,從其美學沿革反應具形式語言及空間運用思辨的「策展意識」;另一方面,在1960年代末獨立策展與觀念藝術的歷史平行性,並非是個時間偶然性,包含在「策展」與「藝術創作」協作,共同回應資本主義「管理社會」時代癥候,這牽涉獨立策展是藝術系統的應變實踐,也是一個主體性所進行的「反思」(self-reflexive) 行動。
然而,當代藝術策展實踐在於開放公眾關係其中的民主價值,晚近提出「教育轉向」策展的自我技術,是將藝術展演本身作為啟發智性之公共行動。尤其當代策展迎向公眾,特別是各式各樣關於參與性及主動性的藝術計畫,有著將教育「策展化」與策展「教育化」的雙重面向,催生平等與差異共存的知性表現。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有關18世紀實驗教育家賈寇托特(Joseph Jacotot)的「普遍方法」(universal method)研究提出「民主」自身的「元政治」(meta politics),是當代展演中公眾開發解放知性的未竟行動。因而,在目前展覽中透過實驗展演,如聚會、書籍發表、影片放映、寫作論述、研討會、演講、表演、理論實踐或對話性交換,著重於藝術集體行動與溝通能力。在這部分,我同時進行對於展演「場域」及「非場域」思考,企圖將展覽「公共空間」作為具體物理空間的描述,同時也是其所蘊含公共論述及美學配置的可能性分析。而「策展論述」與過去有關藝術的寫作區分,乃是作為策展本身「言說行動」(speech act)以及其語言政治面向差異。「操演性策展」以事件或情境干預方式實現展覽,區分出協作參與者與旁觀觀眾,在目前策展往往以實踐性構想與實驗方法本身作為自我反省的公開機制,同時也將藝術展演作為一個象徵及實質意義下的公共領域,讓美學平權與知識解放性的談話與討論得以展開。
不能免俗的,在本書中我也試著將討論藝術系統中國際展演平台之改變。1990 年代在全球衍生的雙年展機制,不但可以追溯到重商主義貿易商展以及19世紀中葉開始的世博,其在1970 年代改變跟獨立策展實踐亦有所關聯。在這討論雙年展的章節中,除了史料及資料蒐集,個人在台灣及國外看展的經驗與閱讀佔了絕大部分;在2013 年重製的「當態度成為形式」(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展覽,讓我對於未能經歷的展覽有了一些現實感的掌握。也許,雙年展相對於美術館及藝術博覽會的展覽,仍保有一定的藝術活力與烏托邦理想之可能,其所展演樣態,往往朝向文化政治面向之轉向,在這類型的展演中,由於策展介入對於展演本身有著反思性靈活展演部署以及持續實踐擴展,一方面是對於展演主體性在現實的藝術系統的呈現,也是對藝術現實做出最直接反應,開放於常態之外的展現。
最後,我回到思考「機制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s )的策展方式,原本不清楚的簡稱名詞是對於藝術實踐的指稱,現在策展的機制批判以及「新機制主義」,是採取機構內/外部調動部署姿態,成為展演本身錯置、添加與移置。這種「藝術政治」(politics of art)展現的是策展作為轉換生成公眾的詩學策略同時也是當代展演美學政治「真實次序」(real order),經此取代我們傳統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面向的既有區分,回到身分、性別之生命政治所包含種種不同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r)所伴生的主體單異性,是不可分類及「不可計量」(immeasurability)的藝術諸眾。這是一個具有策展意識的瞬間,讓一種觀眾平權得以解放的展開,同時也是藝術生產在目前「後民主」(post-demoncracy)時代中,企圖脫離「代議/再現」(representational)民主方式以及「倫理轄域」(ethic regime)之政治正確路徑。
這是透過藝術展演「共同」想像不可想像的未來;與此同時,也是一種政治與藝術在遙遠烏托邦的交會時刻,作為一個創造實現個別具有差異性的對象,並使之具有主動與自主性——換言之,從藝術開始的諸眾解放運動,這也是策展實踐,不同於藝術家的實踐,必須回應到公領域的政治美學經驗。從「策展主體」延伸到「諸眾解放」的路徑是將策展作為一種「政治化」(polticized)行動,我當然非常清楚目前許多策展試圖以「非政治」(apoltical)的方式進行「另一種」美學政治的言說。但我相信目前所呈現的寫作,是有如「維根斯坦之梯」,僅僅橋接藝術與政治的其中一種方式,連結方式不僅是如此而已,畢竟策展往往是過程中實現自我與他人的照料的「互主體」(intersubjec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