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被（AI）逼著再次凝視動物：安特衛普當代藝術博物館「動物的一生」

在過去的20年間，「動物研究」這門新學科迅速興起，「動物性」、「成為動物」等概念對焦人類與動物的關係，並與生態學、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研究相互連結。藝術圈也在近年「人類世」、「後人類主義」、「非人類中心」等命題中，再次找回1960至70年代觀看動物思考環境、女權等批判性的討論以及與社會運動的交匯能量。在大量受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的《同伴物種宣言》（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激發，與「後人類」氛圍中思考他者和動物的展覽，如半個世紀前與動物「協作」的女藝術家瓊．喬納斯（Joan Jonas）或約翰．伯格（John Berger）的〈為什麼凝視動物？〉一文談到的動物畫家吉爾．阿約（Gilles Aillaud，1928-2005），皆回溯藝術與動物的悠遠歷史。

比利時安特衛普當代藝術博物館（MUHKA）盛大群展「動物的一生」（The Lives of Animals）正是在這些年的沉澱後再次提出動物是什麼？人類與動物的關係等基本問題，回頭思索「動物權」。在氣候危機的當下急需從新角度面對「同伴物種」訴諸同理心、想像力外，也反思藝術前輩們一直以來試圖跳脫窠臼的觀點，以藝術「創作」與非人共生的其他可能性。

從研究到同理「人類」情境

筆者夏天在皮耶．雨格（Pierre Huyghe）於威尼斯的盛大個展「閾限（Liminal）中，觀看其如何思考「非人類」命題，並複習他十年前的舊作《無題（人類面具）》（2014），作品裡那隻帶著能劇風格精緻女孩面具，在末日後仍繼續在居酒屋廢墟中工作的猴子，不斷「闖入」大展「動物的一生」之中。

而荷蘭藝術家和電影人賈尼斯．拉法（Janis Rafa）的《等待時間過去》裡，作為主角的狗被鎖在車裡緊張地喘著氣、發出叫聲。家犬在此完全受人類擺佈，然而救援並沒有到來。相較框現人類世生態災難的日常紀錄片，同樣「觀察」福島核災後的「人化」面具猴更加倍科幻地令人極不舒服，荒蕪的無人福島街景，面具猴似乎是唯一的倖存者，像機器人般獨自在空蕩蕩的餐廳裡繼續重複她扮演的角色，在她看著窗外世界的片段中達到某種擬人化的殘酷體現，她撫摸自己的臉，細緻面具和毛手強烈對比，面具下她看似脆弱、孤獨、悲傷又似乎漫無目的四處遊蕩。

一方面，這些「戲劇性」的影片都突顯寓言、講故事的形式，運用虛構講述動物敘事並傳達不同身體的經驗。這契合文學當中的「動物主義」傳統依賴寓言、道德性的敘事，其中動物體現了人類的特定特徵，使我們人類得以更理解自己。另一方面，影片的形式也凸顯出「凝視」動物的古老命題。重點正在於動物被隱喻地隔離、異化、簡化為「他者」，如曾經歷「六八學運」、認為「動物和我們一樣也是人」，總是政治性地觀看動物園動物的畫家吉爾．阿約（Gilles Aillaud，1928-2005）藉此思考控制和剝削的世界，這個脈絡在半個世紀後氣候危機的當下顯然依舊持續。

「後人類主義」試著跳脫種族、性別或國籍等傳統人類範疇來思考，超越人類物種的利益以及動物、人類和機器之間的界定劃分，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站在他者的角度思考、理解、感受等的「同理心」 成為我們面對動物、非人類的關鍵點。（在雨格的新展中，觀眾於昏暗中觀察AI「無臉」（非）人，這不正與凝視「面具」猴子異曲同工？）

虛構，敘事，預言

說到藝術中動物命題的詩意、想像、虛構、寓言傳統，就不得不稍微展開展覽「動物的一生」的幾個出發點。首先，展覽標題取自南非作家柯慈（J.M. Coetzee）的同名小說，透過一位文學學者伊莉莎白．科斯特洛（Elizabeth Costello）與虐待動物相關的演講和情節交織，以具爭議性的哲學對話，對動物命題提出兩極化觀點，在討論如何對待動物時訴諸同情的倫理，而不是理性。反映在現實的動物辯論中，以「同理心」和將自己想像成他者的跨學科研究。

本展亦紀念去年離世、同是動物權活動家的德國藝術家林．梅．賽義德（Lin May Saeed，1973-2023），其創作聚焦動物解放和與動物共同生活的命題，借鑒民間傳說、動物主義、神話和現代歷史，同時呼籲非人類的反抗。在烏托邦敘事中想像一種以人與動物關係出發的時間旅行，充滿了多物種團結和動物革命的思想。

風格魔幻寫實的印度藝術家克里希納庫瑪（K.P. Krishnakumar，1959-1989），在素描創作中則創造了人獸混血的神獸，想像一個人獸共存的世界。畫家當年挑戰印度資產階級文化，批判後殖民印度藝術當中的美學。而1960 至70年代，知名女性主義行為藝術家麗貝卡．霍恩（Rebecca Horn）長期探索人類與動物之間的界線，儀式性地使用面具、羽毛、翅膀等。在創作中反覆出現煉金術修練命題，展出她身穿緊身衣戴著喇叭狀的頭飾在自然中走動，反映脆弱性和賦權，探索一種狀態轉變的過程，人體與周圍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

而著迷於動物適應環境能力的葡萄牙藝術家路易斯．拉薩羅．馬托斯（Luís Lázaro Matos）幽默地在創作中結合哲學性的政治批評，在展出的壁畫裝置中述說鱷魚因自然災害被迫離開棲息地後潛伏在城市中的荒誕敘事。而在冰天雪地的馴鹿放牧家庭中長大的薩米原住民藝術家布里塔．馬拉卡特—拉巴 （Brtta Marakatt-Labba），以講述原民社群敘事的刺繡作品而聞名，除了傳統與動物共居的游牧生活文化外，更是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工業化破壞、族人抵抗政治壓迫的歷史。

觀察、凝聽、研究

作為一種本能的、非語言或抽象思維的存在，「動物」已經成為人類觀念的基礎，隨著「自然／文化」等概念的不斷轉變，「動物研究」變得更為關鍵，各種學術視角開始跨學科地來研究動物。而如同任何研究，藝術家對動物的迷戀也從觀察開始，同時包含聽覺上的研究。在本展中也創造了一個獨特空間供人體驗各種動物的語言，如老鼠笑聲、亞馬遜雨林中聽不見的頻率，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鳥類鳴叫，其中包含由動物音樂學、生態聲學等領域藝術家與研究人員所創作的音頻材料。

作曲家艾米麗．杜利特爾（Emily Doolittle）在研究畫眉和鷦鷯的歌聲後進行創作，單簧管演奏家和哲學家大衛．羅滕貝格 （David Rothenberg）以樂音與動物進行互動。這也再次點出近年各地以「生態聲學」（Bioacoustics，Acoustic Ecology）為題對焦「生物多樣性」的展覽，如2022年巴黎愛樂博物館（Philharmonie de Paris）推出的「動物音樂家」（Musicanimale），除了小到昆蟲、大到鯨魚的動物交響曲，更穿插上百件史上和當代的跨學科文物和藝術創作。動物的聲音觸動了想像力，聆聽自然則激發眾多畫面和敘事，結合生物學和聲學的「生態聲學」藉此繪製物種生態、研究生物多樣性。

曾是哲學家拉圖（Latour）的最愛之一，研究大氣、神經網路、雲層作為創作動態雕塑的阿根廷藝術家薩拉切諾 （Tomás Saraceno）迷戀蜘蛛網，因為它不僅僅是巧妙的自然建築更是與環境互動共存的解答。「動物的一生」展出其裝置作品《弦上的星系》想像了一個可移動漂浮在空中的城市，結合動物、音樂、地理和其他學科的多學科研究烏托邦計畫尋思永續生活環境。

而長期研究蜜蜂的比利時藝術家安妮．瑪麗．梅斯（Anne Marie Maes）展出的《遊擊隊蜂箱》則是依靠太陽能運作的有機蜂箱之實例。當蜂群死亡或轉移到其他地方時，蜂巢就會變成堆肥。她分析自然的美麗、脆弱和複雜性，討論人類文明對蜜蜂物種生存的影響，主張蜜蜂的自主權以及人蜂合作。人類和其他動物如何不斷創造、分享、改造和塑造世界，跨學科「研究」正是尋找、想像新的多物種共生「方式」的關鍵。

化身非人類他者

在文學的可能性外，人類和非人類更超越 「擬人化」來對話。透過思考動物，人類不僅可以重新獲得失去的感官和本能的「動物性」，並構想出超越傳統語言交流的表達方式，延伸和擴展共同語言的界限。如以跨越科學與藝術的前衛紀錄片聞名的法國電影人讓．潘萊維（Jean Painlevé，1902-1989），以科學結合超現實主義創造出一種感官體驗，《章魚的愛情生活》 (1965) 除了科學地探索了章魚的「特異功能」和行為，大量特寫鏡頭在迷幻詭異配樂下更激發觀眾的科幻想像。

而臺灣人類學家蔡晏霖與 《末日松茸》的作者安娜．秦（Anna Tsing）電影人卡博內爾（Isabelle Carbonell）、等人合作的影像民族誌《金寶螺胡撇仔》（Golden Snail Opera，2016）展示了稻田複雜的生態系統，以及不同物種和諧共存的可能性。「福壽螺」，1979年最初由田螺養殖產業從阿根廷引進台灣，後來成為亞洲稻米農業的主要害蟲。與一般農民努力消滅外來「有害」物種不同，其研究中採取「非人類」觀點與「他者」視角，水底的動物主觀鏡頭，全然體現跨學科研究，如英文標題中的「歌劇」展現出稻田、農民以及動物居民們共生的網絡環境。

福壽螺自國外「引進」歷史的正名研究，也讓人聯想非裔美國女藝術家歐克優蒙（Precious Okoyomon）在作品中不斷運用「外來有害」植物「葛藤」，在世紀末從日本被進口到美國南部，並在奴隸制度後的幾十年中，被用於保護土地免受棉花種植所造成的土壤侵蝕，之後卻如福壽螺過於蔓延。後殖民、環境、人類學等跨學科研究因為「化身、成為」他者而緊密連結。

一波波的解放運動

之於哈洛威《同伴物種宣言》中「充滿希望的政治行為」，動物權的「運動」歷史可追溯到19世紀的女權運動和廢奴主義者的解放思維和實際政治作為。對應於半個世紀前的社會運動，目前改善動物權的種種抗爭是否有長足進展？一方面，去年逝世的賽義德展出的一系列作品以諷刺和戲劇性描繪了解放動物的反抗。

巴西藝術家艾倫．布拉加（Elen Braga）的兩幅大紡織掛毯也婉轉地提出警示，一幅以人類歷主觀敘事講述從創世界到19世紀歷史，而另一幅地球經歷氣候災難的未來末日景象卻不再出現人類，再次藉「動物」點出當下的多重末日緊急狀態。而屠宰場長大的美國活動家和藝術家蘇．科（Sue Coe）則透過出書和各式創作來傳播她的動物解放訊息，在《素食宣言》（2017）和《殺動物》（2018）中，她結合版畫創作和文字，更譴責厭女症、恐同症、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等，動物權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的關係再明顯不過。

另一方面，展中也回顧史上從事「生態運動」藝術家們，如使用無害的微生物著色劑將威尼斯等地水域染成綠色等一系列行為而聞名的阿根廷藝術家尼古拉斯．加西亞．烏里布魯（Nicolás García Uriburu，1937-2016 ），除了30多年來在世界各地進行了20多次「著色」外，他對環境命題的關注亦激發繪畫創作，將城市景觀與動物疊加，如展覽中描繪了紐約摩天大樓背景下象徵自由的海豚的壁畫。1960年代「貧窮藝術運動」主角之一的義大利藝術家皮耶羅．吉拉迪（Piero Gilardi，1940-2023）當年關注生態和生物多樣性，組織諷刺街頭戲劇和政治行動，設計海報、服裝等。他模仿現實自然景觀的「自然地毯」系列作品雖由人造材料製成，卻重新思考了自然與文化的對立關係。

想像「非人」的思考

綜觀而言，在氣候危機的當下我們與「非人類」的接觸進入了另一個層次，跨學科的可能性大門顯然對創作者們為之大開，用藝術來研究、思考動物與他者，並且以他者的「方式」思考，成為非人，生態地設想另一種共生方式。就現實而論，當代的動物「研究」更為直接地「化身」為藝術，如研究動物園裡的猴子、大象，在展覽中凝視人工智慧仿生的「無臉」（非）人，再次思考動物的藝術不僅超越了人類中心的偏見以及劃分「人類／非人」的虛設邊界，更將我們拋入無盡可能的提問和非人想像。

本文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4年11月號3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