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貧窮的，也永遠選擇最低的預算 ——這是我們的倫理和策略立場」專訪梵蒂岡教廷文化教育部部長門東薩樞機

We are Poor and Always Choose the Lowest Budget — This is Our Ethical and Strategic Position: Interview with José Tolentino de Mendonça, Prefect of the Vatican's Dicastery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梵蒂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預算是所有國家館當中最低的，並非我們找不到其他資源，而是我們清楚明確地想要用最少的經費參加雙年展。這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選擇。也因此，我們必須與他人合作；這同時也讓我們更加自由—因為當你有很多錢時，可能會迷失在裝飾性、次要的事物上；然而當你只有「基本預算」時，就必須直達精髓。我們感興趣的是真正重要的藝術計畫，和「真正」的，能夠提出一針見血的問題—而非「靈活圓融」—的藝術家合作。總而言之，我們是貧窮的，也永遠選擇用最低的預算—這是我們採取的倫理和策略立場。

採訪梵蒂岡教廷文化教育部部長純屬因緣巧合。

今年適逢天主教每25年一次的「禧年」。這項傳統慶典可追溯至舊約聖經中希伯來人的習俗，是一個特別的休息年，土地歸還原主，債務被赦免，奴隸得到解放。禧年從原先每100年一次，縮短至50年，如今則為每25年一次。在這個特別的恩典時期，聖彼得大教堂通常關閉的「聖門」會敞開，信徒們通過朝聖和懺悔進入神的恩典和救贖。在教宗將2025年禧年定調為「希望」的精神旗幟下，梵蒂岡和羅馬全年推出慶祝活動。其中，2月15至18日的「禧年藝術家慶典」，於四天內密集舉行一系列文化藝術活動，包括一個新當代藝術空間「和解五號」的落成開幕。在這個座落於連接羅馬和梵蒂岡的和解大道上，旨在面向窗外來往行人的街頭櫥窗展廳裡，首展邀請了華裔法國藝術家嚴培明為羅馬天皇后監獄（Regina Coeli）的27位獄囚和工作人員（獄警、神父、醫生、志願者）繪製肖像；展覽的另一部份是將這批黑白水彩肖像以投影方式，每晚入夜後放大投射在監獄大門外牆上。

嚴培明的《牆外，天皇后監獄》計畫於梵蒂岡新設立的當代藝術空間開幕現場，在一個名副其實的街頭櫥窗藝廊展出。（梵蒂岡教廷文化教育部提供）

此外，梵蒂岡博物館舉行一場題為「分享希望—文化遺產願景」的國際會議，邀集世界多家重要美術館、博物館和藝術機構的負責人，分享對於傳遞宗教和藝術遺產的新語言及策略的看法，會後並討論及簽署一份教育宣言。梵蒂岡聖廷文化教育部長門東薩（José Tolentino de Mendonça）樞機全程參與了這項會議，與會議主持者、梵蒂岡博物館館長亞塔（Barbara Jatta）同坐在前。從觀眾席上看著他神情祥和，專注聆聽各方意見，不時隨著與會講者的發言莞爾一笑。會後眾人在亞塔女士的帶領下，快速穿越博物館裡頭如迷宮般的展廳走廊，沒多久來到了最富盛名、雄偉壯觀的西斯汀禮拜堂，正當大夥混在摩肩接踵的遊客人群，欣賞米開朗基羅恢宏壯觀的天頂壁畫時，我突然看到門東薩樞機就在身前不遠處，同樣也在仰觀讚嘆。我幾乎是毫不遲疑地趨前詢問，是否可以就梵蒂岡的文化政策做個專訪？

我確實心存許多好奇和疑問。這一、兩年不時聽聞梵蒂岡的各種藝文消息：擁有全世界最豐富的手抄本收藏之一的梵蒂岡宗座圖書館於2022年邀請荷蘭知名書籍設計師布姆（Irma Boom）和其手抄本、書籍、文獻等歷史珍寶對話，舉行展覽；2023 年梵蒂岡博物館現當代藝術館成立50週年之際，教宗方濟各在西斯汀禮拜堂接見了200多位國際藝文人士：藝術家、音樂家、電影導演，包括以攝影作品《尿浸基督》引起許多爭議的美國藝術家安德烈斯．塞拉諾（Andres Serrano）；2024 年威尼斯雙年展，聖廷展館設在朱代卡島上的女子監獄，展覽包括以黑色幽默呈現身穿白色主教服、手持權杖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被隕石擊中，倒在紅色地毯上的義大利著名藝術家毛里齊奧．卡特蘭（Mauizio Cattelan），開幕不久，教宗方濟各甚至也親自前往參觀了聖廷展館—這也是有史以來首次教宗造訪威尼斯雙年展—並分別與80位服刑人以及九位參展藝術家和雙年展大會人士會面；今年，梵蒂岡將每25年一次的禧年獻給藝術家與文化界，同時成立一個新的當代藝術空間⋯⋯，梵蒂岡怎麼突然活躍了起來，積極介入當代藝術領域？

毛里齊奧．卡特蘭，《父親》於2024年威尼斯雙年展聖廷展館現場。（圖／梵蒂岡教廷文化教育部提供，攝影／Marco Cremascoli）

門東薩樞機起初似乎有點詫異，趕忙表示「不會說英文」；當我問及是否說法文時，他的神情頓時舒緩許多，馬上就答應了接受採訪，時間訂在兩天後的早上—他身旁隨行的秘書反倒有些驚訝。確實，在這個「禧年藝術家慶典」期間，宗教和藝文活動豐富頻繁，來訪國際人士和聖徒眾多，身為文化教育部長的他肯定早已分身乏術，更何況教宗方濟各剛因支氣管炎入院，傳聞翌日的禧年藝術家慶典彌撒也將由他代為主持。然而，他隨和爽快地答應了這項訪約。

門東薩現年59歲，原籍葡萄牙，幼年生活在葡萄牙屬地安哥拉，是一位神學家和詩人，曾出版十多本詩集，並任職大學長達20年。2019年被教宗方濟各擢升為樞機（俗稱紅衣主教），2022年9月成為甫成立的聖廷文化教育部的首任部長，在此之前擔任了宗座圖書館和檔案館總負責人。專訪在他位於解放大道的辦公室進行；法文訪談稿經受訪者確認後翻譯為中文。

余小蕙（以下簡稱余）：儘管梵蒂岡長期以來一直從事文化教育相關活動，但教宗方濟各卻決定於兩年前成立梵蒂岡教廷文化教育部（Dicastery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請問成立一個專門部會來負責文化教育事宜具有什麼樣的特殊意義？

門東薩樞機（以下簡稱門東薩）：文化界和教廷使命之間的合作一直非常密切，因為天主教始終認同文化和藝術實踐的重要性。教宗保祿六世於梵蒂岡博物館當代藝術館成立開幕式上的致詞，明確地對藝術家們說：「我們需要你們，因為你們能夠為奧秘賦予軀體、形式和敏感度。」在保祿六世之後，約翰保祿二世、本篤和現任教宗方濟各都很看重並持續發展和藝術家之間的關係。方濟各教宗有一個願景，亦即將文化和教育整合在同一個部會，藉此激發不同機構、組織之間更多的協同作用和對話。

天主教是教育服務的主要提供者之一：我們在全世界擁有2,000所天主教大學和超過30萬所中小學；因此，天主教擁有非常龐大的教育網路，為和文化領域的合作提供了巨大潛力。為何是「文化教育部」呢？因為教育不只是知識上的傳授，我們的目標在於傳遞一種「全人」的觀點，包括人的尊嚴，人作為信仰的主角等等。我們希望透過教育培養具有獨立自主批判精神、價值觀、正義感，追求真善美，並能管理、形塑與組織世界的有識之士。因此，推動教育和文化的協同發展非常重要。天主教擁有的龐大教育網絡，也為文化提供了一個可以持續發展不同倡議的平台。比方說，我們考慮過幾年舉辦一項雙年展，在世界五大洲的大學巡迴展出；透過藝術，把不同民族和文化聚在一起，建立跨文化對話。

余：鑒於梵蒂岡的特殊性，教廷文化教育部與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部門非常不同—其他國家的文化部幾乎以民族、國家為前提，致力於提升其國家的文化和藝術在國際間的影響力。但據您剛才所言，梵蒂岡的文化政策和措施似乎擺脫了民族國家的思維框架⋯⋯。

門東薩：一點沒錯。因為梵蒂岡本身並沒有所謂的藝術場景；我們沒有藝術家、大學、建築師、音樂家—我們沒有一個真正的藝術場景。這似乎是一種匱乏，或至少是一種非常具體的特點；因此我們致力於提供開放的機會，邀請不同國籍的人，朝一個共同的願景和方向攜手前進。

余：在您致力發展文化與教育協同作用的願景和行動中，當代藝術被賦予什麼樣的地位和角色？

門東薩：有些人認為天主教的使命不需要和時代同步。的確，天主教有其重要傳統和歷史，至今對我們影響深厚，有時甚至可說我們是有意地「不合時宜」，因為，今天的天主教是其歷史的體現。在此同時，天主教也始終具有一種預言性。我們生命的最後仲裁標準來自未來。因此，我們需要能夠先知先覺，迎向未來。然而，我們也不能只活在過去和未來，而不擁抱現在。在我看來，天主教必須能夠對當下發揮影響力，與當代藝術和解；除了過去的藝術，也必須知曉今天、當下的藝術。讓我們聆聽當下：當下的藝術家、此時此刻的計畫、問題、難題、需求、慾望。更何況「當下」對於解讀和詮釋過去不可或缺，我們總是從當下的角度去重新詮釋過去。老實說，過去的藝術與宗教世界比較「契合」；要理解和使用過去的藝術傳統相當容易，但與當代藝術建立關係則相對困難許多。然而有難度並不表示我們就應該放棄；反之，我們需要堅持不懈，伴隨所有人去理解和支持當代藝術。

余：您這個開放包容的願景是否獲得教廷其他樞機的認同和支持？

門東薩：慢慢地（笑）⋯⋯我們正逐漸發展一種教育方式；我們提出的論點是，天主教不能讓「現在」處於真空，而必須涉入「現在」所具有的複雜性之中。對於天主教的使命來說，「現在」不應該是障礙，而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因為「現在」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人類最深層的各種欲望和追求。如果我們不了解我們的現在，就會對我們應該過的生活完全陌生；如果天主教不認識它所處的當下世界，包括藝術、社會、生活，就可能陷入一種流放的境地；一種「去文化」化，被當代文化場景所驅逐的文化流放。

當代藝術有時存在一個很大的屏障，來自於規模、商業、圈子化的藝術體制 ⋯⋯，我們必須戳破這個泡沫，如先知般地—比方說—去監獄裡頭，或是到城市外圍區域，在那裡做一個計畫；賦予當代藝術和所有人對話的能力，因為藝術應該能跟每個人說話的；例如米開朗基羅或畢卡索 ⋯⋯他們對世界，對人性底色的表現，任何人看了無不感動。當代藝術有時較難以接近，因為它有屬於自己的解讀鑰匙和密碼；這點很重要，因為困難意味著我們還在尋找。因此，我們共同尋找能夠接近街上往來人群的方法。路上的行人必須能夠捕捉到一個信息，一個影像，一種經驗，和他們自身存在的主要需求產生連結。

余：身為詩人，您如何獲取關於當代藝術的資訊，包括它的特點和弊病？聽說您前陣子去巴西旅行時也主動聯絡藝術家，參觀他們的工作室 ⋯⋯，請問您有當代藝術領域的顧問嗎?

門東薩：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生命當中所發生的各種邂逅和際遇的結晶。對我來說是如此，我想對您來說也是如此。我一生都與藝術圈交往密切；我住在葡萄牙時，一直是在地藝術社群的一份子，不只是作家和詩人，也包括美術和電影界的人。靈魂和願景的形塑，始終取決於人際關係。我所走過的一切道路，都是我的靈感來源。我認為教宗方濟各的個人風範和他所代表的權威，對於我們促成藝術與社會生活相結合的努力，是天賜良機。

當代藝術不應該只是待在白色立方空間裡面靜候專業觀眾的到訪，而應該尋求在世界各個角落曝光，並主動為文化討論做出貢獻。今天的問題是：各種文化體系並無法改變眾人的生活現實。我們需要建立社群，讓藝術家與一般老百姓所面臨的問題發生對話。當代藝術必須擺脫其神聖性及不可及性；它應當變得更容易讓人接近。我要強調的是，容易讓人接近不表示要降低水準。當代藝術必須忠於自己，但也要考量可及性的問題，主動迎向新的世代，能夠被人們接受，採取免費的形式。當代藝術若把自己孤立在美術館或畫廊系統裡面，對文化來說是一種損失，因為文化要走入廣場、街頭、監獄，以及各種有人存在的地方。

余：這是否意味著您對當代藝術的態度是，要在現有體系之外，在非當代藝術習以為常的地方實施計畫？

門東薩：這正是我們的願景。教宗方濟各為昨天彌撒準備的講道中提到，藝術家有義務守護那藏在歷史曲折裡的真善美，為沒有聲音的人發聲，將痛苦化為希望。我得承認，我總是對藝術家們對和梵蒂岡合作報以熱烈回應感到驚訝。我認為藝術家的開放態度源自於教宗方濟各在發展和建立友誼上的努力。而友誼意味著相互彼此，即我讓自己被你的問題所質疑，而你也會思考我提出的問題—不過是在安全和自由的條件下思考。今天教宗方濟各和天主教的願景是，尋找合作夥伴，一起構建一條追求意義、人性與美的道路，讓今日的世界重拾希望。

余：梵蒂岡教廷有一個宏大而美好的願景，但您是否和許多國家的文化部門面臨相同的困境，即經費短絀、預算有限？您會為錢傷腦筋嗎？

門東薩：和梵蒂岡教廷一樣，我們文化教育部遵循兩個原則：首先是承認我們是貧窮的，其次是我們要維持貧窮的狀態。正因為我們貧窮，所以需要和可以幫助我們實現夢想的贊助商和朋友結盟。正因為我們貧窮，沒有預算能夠開展文化投資。因此，我們無意與他人競爭，而是尋求能夠實現夢想的方法—這一點深具意義；這不只是個人的夢想，而是共享的、具社群性的夢想。梵蒂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預算是所有國家館當中最低的，並非我們找不到其他資源，而是我們清楚明確地想要用最少的經費參加雙年展。這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選擇。也因此，我們必須與他人合作；這同時也讓我們更加自由—因為當你有很多錢時，可能會迷失在裝飾性、次要的事物上；然而當你只有「基本預算」時，就必須直達精髓。我們感興趣的是真正重要的藝術計畫，和「真正」的，能夠提出一針見血的問題—而非「靈活圓融」—的藝術家合作。總而言之，我們是貧窮的，也永遠選擇用最低的預算—這是我們採取的倫理和策略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