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新一會期，擔任起執政黨團民進黨在教育文化委員會召集人的立委吳思瑤，面對文化界近來頗為關心的空總未來定位規劃，時常在文化人業界走跳的她，多少早已理解到各種不安、力求知情或議論可能的幾種呼聲。 她認為文化界在理解問題之前，應先重新回到對這地段的區域政治來理解。在談空總此地現狀的功能規劃之前，單純就以這個「位在市中心的中心、蛋黃中的蛋黃」而論，地段的珍貴性毋庸置疑。從十多年前空軍總部預備遷出的時候，就有各種規劃版本，歷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這個地方」都有不一樣的想像。而這些想像的回應愈多元、愈廣，皆是在回應這塊土地區段的珍貴和特殊，所以它必然會面臨各界人士都想來搶食或扮演角色。這應該是在討論空總定位之前，先有的基礎認知。
立委吳思瑤於2020年參觀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的大展「姚瑞中：犬儒共和國」。（吳思瑤提供）
「我認為面對各種不同資源的分配主張，都應該回到健康一點的方向來思考，不光是單一部會裡可能有不同想像，不同部會又有不同的民意代表、不同的黨派、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會有不同的想像，於是這塊被聚焦的土地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如此多，心態必須要很開闊，因為大家同樣在乎。」
吳思瑤從市議員時期便以關注藝文、建築、設計著稱，也隨著身分從市議員轉為立法委員，同樣在都市規劃轉變期關注著市政府和中央政府對台北機廠規劃案變遷，定案為「國家鐵道博物館」。台北機廠的案例，也是前文化部長鄭麗君認為「和空總並列為閒置期間最短的文化基地」。此例與空總對比，吳思瑤則分析，空總在三年前規劃為C-LAB的初期，想像範圍便已很大了，遠遠超過在目標定位和應用範圍相對清晰的鐵道博物館。「但即使是如此明確的鐵道博物館，園區功能也不會僅止於只是展示鐵道文化，由此可見C-LAB給人的想像空間可以有多大。」她補充。
「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它其實一開始是開放式想像、並沒有場所精神的。」指認出C-LAB這個名詞和空總應該從場所精神（genius loci）的有無來分析，也是「這個文化場所可能做什麼」相對廣泛的原因，若從鐵道博物館是繼承了台北機廠的文化遺產來看，那麼C-LAB並沒有真正要繼承空軍總部基地作為國防文化的遺產意圖。
一直講到「無場所精神」的開放式想像，回到現階段文化部對C-LAB的想像，吳思瑤強調基礎前言般的理解結束，才能再回到脈絡裡討論。
「作為一個關注藝術文化的立委，我當然支持空總此地作為文化所用。況且，是首都把如此珍貴的土地交給文化產業使用，光是這樣的理解，就足以我努力地去捍衛。它不是作為經貿發展所用、也不是作為社會住宅所用，在這麼多的競爭關係中，我們能夠保留它作文化用途，基本上該是肯定的，因為它是一個國家如何看待首都的精神，把重要的地段留給文化設施。」
談論到目前空間規劃的細節，吳思瑤認為目前C-LAB因為拘泥在現有閒置空間再利用，可以發揮的程度有限，因此她支持大破大立的規劃來創造新空間。然而她也承認，即便她每一個會期都在教育文化委員，比絕大多數政治人物都還關注文化政策，「我相信大多數的教育文化委員和我一樣，關於C-LAB，過去我們並沒有太多可以討論的機會，所以同樣的，它接下來進行公共討論，也應該抱持著正面健康的心態。」
「新任文化部長李永得當然有權力在看到目前的使用現況下，重啟公共討論。我會形容那像是『補課』，彌補一些大家來不及參與的討論機會。」
吳思瑤認為近期空總轉向公共參與討論的契機，在於C-LAB今年打開圍牆，進行景觀美化，這個轉變至少讓附近的居民有機會走進去認識或理解。她並以自己為例，住在北投的她，在立院下班後的時間，就特別開車把寵物狗牽到C-LAB園區裡逛一逛，晚上九點、十點左右去走也能很自在，畢竟因為圍牆打開，不似過去單一入口警衛戒備森嚴，也因此碰到不少因為空間開放而到園區運動的市民，從而交換心得，得知不少市民的認識和反應，她形容，這是因為「公共性」被創造了。「因為圍牆打開了，台北市民有機會走進去、有所體驗，接著就會有更多認識或想像，才會更想進去參與公共討論。」同時她也指出，如果長期以來她只給極少數的文化菁英關在裡面「實驗」，那也是一種不公平、不公共的使用。她補充說明：「我不是反對那些進駐的藝術家在裡面，而是這個空間必須要更被打開。」
她認為「空間解嚴」對空間重新理解的重要性，是因為過去半個多世紀的軍事重地面紗難以瓦解，就又矇上了另一層文化實驗面紗，多少在場域翻轉仍有未竟之感使然。
C-LAB圍牆拆除工程完工後，空總園區正式全面打開，成為一座位在市中心的新市民公園。（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提供）
「不要造成不同藝術領域之間的對立」則是在未來如果有公開討論的過程中，她最期盼不要發生的心結。「這不是屬於少數特定領域的人所有，可是無可避免的，當中也會有一群人認為『他要捍衛這裡使用的權力』。開啟討論，並不意味著要趕走任何人，而是尋找更大的共榮方法和可能。」吳思瑤不諱言，不同領域的文化人也曾來跟她要求希望包含不同類型的藝術聚落，她自認為作為一個民意中介者，只能給予空總未來規劃上給予比較大範圍／方向的建議，而這些建議是：「它應該是藝術家的空間，也應該不光只是藝術家的空間，而是要和產業真正發生聯結；它也必須要和城市發生關係；它和跨領域、學科和新的城市生活要有關係。」
如果仔細檢視過去C-LAB的展覽和表演，多少會歸結出一個心得：「這裡的展演和其他地方辦的，差別在哪？」吳思瑤進一步補充，它和城市的疏離感很高，彷彿展覽和外面的都市沒什麼關係，就只是另一個作品發表的空間。她也質疑，藝術的創新和研發未必就等同於「實驗」：「畢竟『實驗』的定義在藝術、科技或社會這三種領域又分別是不大一樣的。三個領域的實驗之間，有一種gap；展演關係在與非藝術領域觀眾之間，又有另一層gap。」對比於「實驗」在定義過度的「形而上」，她也認為要將gap縮小，更重要的是將C-LAB的「橋接」（hub）功能增強，若它是真正有效的平台，那該追求的就不是科層式的機構化，而是和更多已經行之有年的文化機構、國際組織或是新興的網絡介面都有發生關係的可能。
語寄於此，吳思瑤其實還蠻意外筆者知道文化部規劃C-LAB未來方向「比她還多」，不免稍有埋怨作為執政黨國會的教育文化委員會召委，對部會新動向的想法反而不那麼清楚，多少認為行政／立法兩院對文化政策規劃的同步溝通率可以再加強。也因此，除了基本定調在「作為文化立委，理當繼續支持C-LAB為文化所用之外」，也不難看出，C-LAB作為文化部研究與發展（R&D）指標意義的「中介組織」，在專業自治之下，文化治理評價與討論、監督的種種空白、闕如的重大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