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世與文化：國際交流、文化經濟與永續發展——第二屆臺灣文化政策學院側記

成立於2015年的臺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長期以來不斷反思文化政策的各種議題。不僅積極參與在地政策倡議，也持續拓展海外合作夥伴關係，透過國際參與，與藝文組織、研究單位交流對話，探究文化事務中的複雜多變。藉此，也瞭解在不同國家、區域脈絡下，各個文化組織、在地社會與政府中相似與相異的挑戰。

睽違四年，繼首屆「臺灣文化政策學院」後，學會與歐洲文化政策與文化管理網絡（ENCATC）後續簽署合作備忘錄，並2019年共同舉辦第二屆學院。11月3、4日在文化部、國立臺灣博物館（簡稱臺博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的共同協助下，針對人類世與文化、國際文化交流、文化經濟與永續發展等主題進行了深入的對話。

數千年以來，人類的行為對地質造成大規模的影響，從碳排放量增加、氣候暖化、工業廢水與塑膠垃圾汙染海洋、森林砍伐與大火破壞動物棲地，到核廢料與核武測試散播放射性粒子等，人類的活動改變了自然環境與生物的多樣性，造成全球生態危機。科學家建議將20世紀中期訂為「人類世」（Anthropocene）。

第二屆臺灣文化政策與外交學院的主題為「人類世與文化：永續發展、文化經濟與中介組織的新定位」。乍看之下幾個關鍵字或許互不相關，思考的卻是在整體生態環境中，人類和文化扮演的重要角色。

文化單位、藝術組織，如何在自身營運、行政及管理各環節中，採取對環境友善的措施？從自身延伸，如何把「永續」的概念，帶入企業的策略經營管理及夥伴關係？在文化交流的場域中，如何討論「環境永續」的議題？如果文化交流的目的是達成相互瞭解，在此前提之下，如何共同理解及認知氣候變遷的挑戰，以及彼此可以著力的方向？

回歸近年來對中介組織的研究討論，學會邀集臺灣及國際各重要的公私立中介組織代表，分享自身在經營管理，面對公共任務、國際交流、夥伴關係等挑戰時的思考。研究者、實務工作者、學生齊聚一堂，共同激盪思考。

新加坡拉薩藝術學院（Lasalle College of the Arts, Singapore）副校長文卡（Venka Purushothaman）歸納，文化外交包含的面向廣泛，包括競技體育、藝術娛樂、社會流動、學術及夥伴關係、非政府組織資助、文化遺產發展等，並形成新型態跨國外交，如國際瑜伽日、絲綢之路國際商會、亞歐基金會等。日本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理事、日本成蹊大學文學部國際文化學科教授川村陶子（Kawamura Yoko）則呼籲，應思考多元的文化與交流政策，在同一個框架下處理不同的政策領域，擴展文化政策管理的視野，實現更具遠見與社會影響力的文化政策架構。

文化中介組織讓臺灣發展國際關係網絡更具靈活性。學會理事魏君穎解釋，文化中介組織作為非官方的公共組織，在預算分配與職員僱傭方面擁有更大的靈活性。文化中介組織背後有極為龐雜的關係網絡，以國際節慶、國際組織、展銷展覽活動等具體形式展現，能促成民間社會交流，連結觀眾與贊助商，有如臺灣的「個人外交官」。

不過，在實務上要如何使大眾更投入文化交流？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簡稱國影中心）副執行長陳德齡表示，國影中心替專業電影工作者建立國際社群網路，策劃國際工作坊，培力新銳電影人才，促成跨國文化的深度對話。臺博館則以文化平權為主軸，透過新住民服務大使團隊與多元移民社區共同合作，創造跨文化對話的可能。臺博館教育推廣組袁緒文舉例，2014年臺博館推動新住民服務大使導覽服務，推出兼顧尊重和理解的策展方案，藉由印尼文化藝術節等活動，強化在臺移民群眾的文化主體性，搭建移民和社會之間的合作網絡。臺北國際藝術村總監李曉雯則提出，藝術家駐村過程會產生雙向影響，如印度藝術家把在臺灣社區緊密連結並啟發創作的經驗，帶回印度當地展開駐村計畫。

依川村陶子教授觀察，目前國際文化交流的挑戰是建構國際文化關係治理的綜合體系，文化外交與國際文化外交政策的跨國研究尤為重要。歐洲經貿辦事處代表傑姆．索勒（Jaume Soler）也指出，作為歐盟對外代表處的挑戰，是將歐洲文化的多元性，透過可行方式促成跨文化的相互理解，這樣的工作難以看到立即成效，需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舉辦官方層級對話，與在地實質連結，找到平衡點。新加坡拉薩爾藝術學院（Lasalle College of the Arts）Audrey Wong則認為，在全球化浪潮下人類看似緊密連結，人們在迅速取得資訊的狀態下反而缺乏文化事務的共識，甚至出現更多偏激觀點。國際網絡交流資源分配不均，也導致夥伴關係不對等，甚至產生衝突、夥伴關係的終結。

克羅埃西亞的表演藝術領域研究與實務工作者安娜．萊圖妮奇（Ana Letunić）分析，在國際合作中，組織的構造及品質很重要，雖擁有較多資本的行動者話語權更大，但經常性的溝通協商，將會使組織發展更平均。Audrey Wong認為，有些國家沒有能力發展自身文化，文化行動者的任務就是幫助人們找到解決方法。來自湄公河文化中心（Mekong Cultural Hub，簡稱MCH）的李慧珍（Jennifer Lee）指出，夥伴關係應彈性調整，透過交流計畫能讓參與者得到自身文化的自信；沒有經濟資本的國家也許處於低勢，但它也可能擁有某些重要價值，通過彼此溝通協商，能夠知曉彼此所需，相互合作。

國際交流在資源共享互換的過程中產生夥伴關係。李慧珍提到，MCH宗旨是幫助藝術文化工作者的交流連結，分享知識與資源，透過區域間的交流合作，了解湄公河區域當前情勢，創建藝文工作者資訊交流的資料庫。Audrey Wong也介紹亞太文化教育與研究網絡（Asia Pacific Network for Cultur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此網絡跳脫官僚主義框架，在馬來西亞創立的「ANCER Lab」是一個討論馬來西亞文化政策的平臺，過程採開放與流動，不會要求達到固定結論。夥伴關係與國際網絡的永續經營，或許需要探索各種多樣的形式與彈性的運作關係。

臺北藝術產經研究室的執行長柯人鳳以BMW為例，BMW和古根漢基金會（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在2011至2014年共同發起BMW Guggenheim Lab，宗旨在探索人們如何與當今城市和公共空間建立聯繫。BMW集團在2008至2012年期間，每年投入約6%至10%預算作為企業社會責任，支持藝文發展。

國際上，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投資規範為「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The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將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SG）的永續議題整合到投資決策機制。2015年聯合國重新定義績效評估與責任投資原則，提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將17項當前人類共同面臨的重要課題納入考量。另外，美國非營利藝術領導單位美國藝術（Americans for the Arts）2015年出版《企業社會責任與藝術》，報告顯示，大多數企業認為，如何衡量企業投注於藝術後產生的金錢及社會影響價值，相當具挑戰性。亦有許多企業著重「社會回報」，而非「投資報酬率」。

在臺灣，2017年文化部與金融監督管理委會及臺灣證券交易所啟動協調，同意將「促進文化發展」納入「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2019年正式生效。柯人鳳分析，企業參與藝文的動機主要有三大類型，分別為「關注藝術慈善事業」、「轉型商業模式」與「改善營運效能」。企業透過企業社會責任（社會回報）進行公司治理，與商業模式的轉型（創造有形與無形的資產價值）以及營運效能的改善，三者間彼此循環往復、息息相關，如此才能達成企業永續發展的目標。

文化內容策進院策略研究處處長瞿筱葳指出，文策院建構「文化事項與企業社會責任媒合平臺」，媒合企業與文化從業者，透過CSR合作的五大階段，包含財務支援和志願服務、專業技能與知識培育、資源媒合、建立商業合作以及策略性夥伴，協助藝文產業與企業相互合作。美利達自行車贊助拍攝電影《破風》，即是企業以文化內容產業實踐CSR的案例。然而目前臺灣僅47%的上市上櫃公司將CSR投注於文化發展，其中常見為社區營造、表演藝術、藝文教育、視覺藝術和創意生活。因此文策院在CSR的推動上還有許多發展空間，如建立媒合平臺，及引導成立投注文化的CSR社群。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臺中國家歌劇院藝術總監邱瑗分享臺中國家歌劇院和企業合作的成功案例，舉凡邀請元大文教基金會、玉山文教基金會、臺積電文教基金會、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文教基金會共襄盛舉的「開門計畫」，針對企業內部員工設計的參訪日等，均是試圖說服企業以藝術作為啟發員工創意和企業創新的藝企合作實例。臺中國家歌劇院也接受企業贊助媒合受助對象，提供演出門票及劇場藝術的相關教育；亦規劃主題導覽，對各年齡層提供不同的教育課程，與設計服務多元觀眾的工作坊，透過諸如觸摸歌劇院建築模型、體驗劇場處理晴雨聲光水特效等經驗，讓各類觀眾親近劇場。

文化內容策進院策略研究處處長瞿筱葳指出，文策院建構「文化事項與企業社會責任媒合平臺」，媒合企業與文化從業者，透過CSR合作的五大階段，包含財務支援和志願服務、專業技能與知識培育、資源媒合、建立商業合作以及策略性夥伴，協助藝文產業與企業相互合作。美利達自行車贊助拍攝電影《破風》，即是企業以文化內容產業實踐CSR的案例。然而目前臺灣僅47%的上市上櫃公司將CSR投注於文化發展，其中常見為社區營造、表演藝術、藝文教育、視覺藝術和創意生活。因此文策院在CSR的推動上還有許多發展空間，如建立媒合平臺，及引導成立投注文化的CSR社群。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臺中國家歌劇院藝術總監邱瑗分享臺中國家歌劇院和企業合作的成功案例，舉凡邀請元大文教基金會、玉山文教基金會、臺積電文教基金會、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文教基金會共襄盛舉的「開門計畫」，針對企業內部員工設計的參訪日等，均是試圖說服企業以藝術作為啟發員工創意和企業創新的藝企合作實例。臺中國家歌劇院也接受企業贊助媒合受助對象，提供演出門票及劇場藝術的相關教育；亦規劃主題導覽，對各年齡層提供不同的教育課程，與設計服務多元觀眾的工作坊，透過諸如觸摸歌劇院建築模型、體驗劇場處理晴雨聲光水特效等經驗，讓各類觀眾親近劇場。

區域發展與氣候變化已是全球性問題，英國金史密斯學院文化政策、關係及外交碩士學程主任Dr. Carla Figueira指出，在應對全球危機上，人類需要塑造一個永續、具世界性與包容性的社會。藝術、人文和社會科學可以發揮正向作用，但在針對全球關鍵區域的跨學科方法中，卻未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跨領域、跨學科意識與知識共創成為關鍵契機。

現今，已有許多藝術家和文化專業人士透過想像力和創造力，以實際行動幫助人類應對社會變化和生態危機。Dr. Carla Figueira分享關於藝術與文化倡議的案例，其一是CULTURE DECLARES EMERGENCY文化倡議社群，此團體透過想像新的可能性與提出系統性改變方案，以富含創造力和個性化的方式，組成共同體來應對與警示全球性氣候與生態危機。MUSIC DECLARES EMERGENCY音樂倡議社群則是一群由藝術家、音樂產業專業人士和組織協力組成的群體，從音樂領域對生態危機的關注，創造文化變革。

文化政策學會理事長劉俊裕教授指出，各界對永續發展議題已有廣泛討論，但針對藝文與永續議題的論述仍是少數。並非文化實踐者或藝術家不在乎永續的議題，而是臺灣欠缺凝聚各方討論的契機，及缺乏政策高度的藝文永續評估機制。聯合國所推動的環境、經濟、社會、文化等四大永續發展面向中，特別以文化方面的進展最為緩慢。201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Culture for the 2030 Agenda》報告，提出了文化永續發展的5P原則—人（People）、地球（Planet）、繁榮（Prosperity）、和平（Peace）、夥伴關係（Partnership）。文化捍衛人們的認同與知識，有利文化資產保存；對地球環境而言，文化得以維護生物多樣性、提升文化環境的韌性，強化文化與自然的正面關係；文化商品服務的經貿活動開放，可以帶來文化創產業的繁榮；而文化多樣性、社會凝聚力與歸屬感能創造和平，並有助於和諧夥伴關係的建立，增進國際間對於文教、氣候生態、能源等多方合作。

文化永續發展相關案例還包括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2018年出版的「文化永續發展目標：在地行動指南」，及博物館對SDGs的貢獻方式等，此外臺東美麗灣、巴黎聖母院燒毀、巴西雨林大火等事件，都是值得探討的文化與永續議題，人類對文化資產保存的在意，似乎遠遠超過對環境與生態的永續。

文化永續與循環經濟：我們能做些什麼？

面對迫在眉睫的全球性氣候與生態危機，文化機構可以如何因應？是否可以設計出一套系統，應用於藝文行政單位與產業的設計、策略、政策等面向？承繼這些提問，學院藉由工作坊的方式，試著帶領學員引發更多思考。

學院工作坊中，擁有藝術管理與行銷背景的REnato lab營運長歐陽藹寧指出，循環經濟是通往永續發展目標的方法之一。2017年 Renato lab曾策畫「FUTURE PERFECT：臺北未來完成式」展覽及系列活動，藉由永續思考的設計物件及行動，討論通往理想未來的途徑。

歐陽藹寧也鼓勵大家，在藝文組織場館營運及節慶活動當中，靈活運用循環經濟中的循環設計工具，以減緩對環境的衝擊。工作坊討論的情境包括：「藝文場館（例如故宮）如何應用SDGs與循環經濟概念於營運管理策略？」、「如何融合永續觀光與循環經濟概念於藝文節慶（例如臺北白晝之夜）的策展及執行？」、「藝文單位如何向企業或SDGs相關非營利組織（例如綠色和平）以永續發展議題，尋求共同合作的夥伴關係？」學員提出各種解方，例如鼓勵轉乘接駁車抵達博物館，以大眾運輸來降低浪費；討論中也企圖挑戰既定的印象，如：減少博物館的開放時間來節省能源。這些想法也許和目前在藝術管理上的方向背道而馳，卻也激盪出不同的想像與對話。

2019年，牛津字典將「氣候緊急狀態」（Climate Emergency）列為年度關鍵字。呼應聯合國對永續發展目標的倡議，本次學院將國際文化交流、文化經濟、文化永續發展與循環經濟等面向融入討論。文化，是否可以警示、介入和翻轉人類世帶來的環境與社會劇變？

「永續」的框架不限於環境保護，長遠看來，此概念可以指涉藝文組織的持續經營，以及國際交流與合作夥伴關係的延續。同時，企業、文化及社會，如何藉由CSR和社會回饋等方式，產生正向影響力，維持共榮的發展，亦是未來的課題之一。眾多議題面向實則息息相關，且待之後更多的思辨。盼能藉由本次學院的討論，引發在學術研究、政策制定與實務上後續的激盪與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