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觀察的反思】總有一天我會離開你：從創作中心主義裡變異的書寫，「CREATORS計畫」觀察員的文化實驗

C-LAB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簡稱「C-LAB」）這五年來的「CREATORS進駐／創研支持計畫」（簡稱「CREATORS計畫」），在逐步調整制度面的過程中，在「文化實驗」的核心概念下，產生了兩個非創作、但同樣重要的實驗，一個是藝文補助制度，另一個則是書寫在補助生態中的實驗。而這使CREATORS計畫在國內官方與民間普遍以「創作中心主義」推行「創作支持系統」的贊助與補助機制中，有著不那麼以創作為主詞、並思考以「系統」為主詞的實驗機制之可能。

在國內20多年來的補助藝文生態中，多以藝術創作者為核心的單點補助，然而從一項計畫的發生，到該項計畫的能量得以投注到文化環境的這個過程當中，還需要行政、論述與平台媒體使其產生流通的效用。在這樣的補助制度之下，作為乙方（註1）的藝術家或策展人時常需要充當臨時性機構，並且依照資源分配的不同邏輯，大多時候會是以下列的基本結構，作為資源涓滴的流向：

中央或地方政府／基金會政策→官方機構補助徵件→投件者（藝術家／策展人）規劃投件預算→專案執行、論述書寫、技術執行

在國內現行不同機制所設置的觀察員制度之間，可以看見一種不同於過往文類的書寫需求，而它的執行結果則導向了對於「觀察」之概念的歧異。C-LAB作為官方推行文化實驗的新興機構，除了在許多制度層面參考國內外案例，也在其核心政策之一的「CREATORS計畫」裡，實驗一種不同以往的創作與研發補助機制。其中一種為藝術書寫者所關注的，即是這個計畫的年度觀察員，在制度與創作過程中的角色適宜性，以及觀察員書寫在廣義的藝術書寫中的意義為何。

創作中心主義與第二現場

在C-LAB出版之《CREATORS 2018-2020文化實驗三年索引》裡收錄的「2018-2020 CREATORS回顧討論會」裡，收錄了觀察員制度初生階段的反饋。在制度設計之初，機構即定調了提供獲補助者諮詢功能的「陪伴觀察員」，以及為計畫過程書寫觀察文章的「年度觀察員」。從機構邀請觀察團總召，與總召尋找年度觀察員的動機，多少都有著銜接專業社群之書寫世代的用意，「專業社群內不同角色位階的相互觀看與交流」。

這樣的觀察員制度，不同於過往藝術界熟悉的台新藝術獎觀察員，或是僅提供高雄市立美術館機構內部參考的高雄獎評審觀察員，「CREATORS計畫」的年度觀察員多是較年輕、在藝術環境裡尚具多元寫作動能的寫作者（或也反映這個時代的年輕書寫者趨向）。其在計畫制度的設計上，並不強迫獲補助者在計劃結束之後公開發表階段性成果，書寫者因此往往在選擇書寫路徑時，需要揣摩另一種非典型的書寫姿態：藝術書寫作為一種將創作從私密與神秘中抽取出來，並且向公眾揭露的媒介，以此「打開文化實驗的第二現場」（註2）。

在此，或可延續探討藝評人王聖閎「把『我』贖回來」（註3）的命題：當機構以眾人之力，形塑一種文化實驗在台灣的可能實踐時，書寫的「我」如何參與過程，而書寫者又如何在被動的環境與條件下，切換「我」的不同模式？曾多次擔任「CREATORS計畫」年度觀察員的藝評人謝鎮逸在〈成為庖丁〉一文中回應道，觀察員在專業社群中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也影響著其在此實驗計劃中的書寫立場與位階。這個問題，折射了藝評與藝術書寫者在身處當前藝術產業化環境之「機構網絡」（註4）的選擇狀態。如果說，觀察員書寫之於文化實驗的價值，是他如何從「CREATORS計畫」獲補助創作團隊中，抽取出不同計劃所反映的文化實驗狀態，那麼書寫者如何思考書寫與藝術文化環境裡行之有年的「創作中心主義」之間的關係，是「CREATORS計畫」年度觀察員書寫在這五年的實踐裡，最具積極性的行動實踐之一。

「我」的書寫可以不是對於創作者與計畫的懺情，也不是成為它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甚至，不以創作為第一主角。它提供書寫姿態的選擇彈性（儘管這種權力並不真的消失），讓作為觀察員的「我」，可以是機構的化身、創作者的同夥（或論敵）、還是「CLABO實驗波」（註5）的特約作者。不只是關於書寫者如何以創作計畫延伸思考文化實驗在其中的意義，也實驗書寫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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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支持、系統──在文化實驗中，誰是主角？

C-LAB仰賴觀察書寫來審視「CREATORS計畫」中的文化實驗狀態，而這個計畫同時有著「創作支持系統」的核心價值，因此觀察書寫者也在這個大方向裡，具有關照創作者的心思。而這五年下來，書寫幫助更多的是更大的事物——它對一種宏觀的文化實驗創作系統，比它對創作還來得更有幫助。

創作當然是使這個補助計畫運轉的驅動核心，但書寫並不必然如此，這個計畫保留的高度彈性，讓書寫者可以在爲機構、為創作者、為公眾甚或為自己的書寫姿態做選擇。在這場文化實驗中，主角更可能是系統，而非創作者。如何將創作過程中外溢的能量，與其他領域連結，是觀察書寫描述時擁有的創造性，而不必時時緊扣在藝評或報導的立場。

過往的觀察書寫常常聽到一種聲音，是「如何書寫過程中的創作」之焦慮。這種焦慮預設了一種以過往書寫範式作為框架的立場。但如果觀察制度已經設立了「陪伴觀察員」，那「年度觀察員」的書寫還需要是從陪伴出發嗎？儘管這種焦慮尚無因為「CREATORS計畫」一年年的推展而消退，但是隨著年度觀察員發表制度規劃的調整，以及後續不同觀察團總召、邀請背景各異的寫作者而有所變化。

在今年C-LAB舉辦的「CREATORS 五週年：將來形狀｜圓桌討論系列」座談其中的場次「後台書寫：創作過程的觀察寫作」裡，與會者提到了我們終究需要將觀察書寫視為一種有別於評論、報導的文類，並且重新評估此文類在時態與位置上的狀態加以定義之。曾擔任年度觀察員的沈克諭說，觀察書寫的文類還沒被定義的情況下，它高度仰賴每一位觀察員的寫作風格與創造性。他以當年同為觀察員的藝評人謝鎮逸為計劃撰寫的短文為例，認為某個程度上，觀察員的身分不再是在時序上或對象上跟隨作品的一個角色，「我們更多時候是在創作一種描述的方式。」（註6）而在這個「創作支持系統」的文化實驗中，「CREATORS計畫」也有條件開放觀察書寫以類創作的手勢下筆，讓書寫行動與其中的思想，有可能自過往論述文體框架中解放。

觀察書寫的文化實驗

這五年來的「CREATORS計畫」觀察員書寫，恰巧反映了一種藝術書寫在當前文化藝術環境中的現象：在創作中心主義的時代，觀察書寫唯有意識到它作為一種我的創作的可能性，才有機會打開與計畫型創作研究展開對話與論辯。總有一天我（書寫者）會離開你（創作者），被機構邀請來的觀察員並非意在成為服務創作者的執事， 而更是為這些計劃型創作在計畫中外溢的能量，找到另一個現場。

當我在Google搜尋引擎搜尋「觀察員、觀察書寫」時，大多有兩個普遍的搜尋結果：一個是作為台灣參與國際事務時的替代身分，一種則是對於人類學民族誌或自然科學的觀察書寫。而在藝術領域裡，觀察書寫時常作為某種生產論述前延的方法。例如，在20世紀的美國藝評人邁克爾．弗雷德（Michael Fried）曾以對肯尼斯．諾蘭德（Kenneth Noland）、朱爾斯．奧列斯基（Jules Olitski）與法蘭克．史特拉（Frank Stella）等藝術家工作室的觀察與研究，策劃了「三位美國畫家」（1965）展覽，並發表重要的評論著作。又或者在台灣尚未明確以中文「策展」二字想像「curating」的前90年代，「責任藝評」時常成為參考前述模板的一種「創作─研究─論述─展演」的組織方法，研究與觀察的過程大多成為了書寫者的私密筆記，以及無法核銷的前置作業。

藝術家工作室的空間性和組織邏輯，從上個世紀的產房式、工廠式演變到充滿雲端作業的數位實驗室、或是不（只）在同一個地點醞釀創作的跨地域邏輯，當代創作者的工作思維，也比過往更私密且難以線性陳述。觀察書寫看待田野、材料與向度的方法也因而需要轉變，這是「CREATORS計畫」執行5年以來所實踐的文化實驗系統中，面向未來工作室的觀察書寫（者）們，在創作中心主義的環境之下，重新作為創作者的自己，並找回創造性之必要的書寫實踐。

註1：在工作或標案合約上的勞務方通稱為乙方。

註2：在「2018-2020 CREATORS回顧討論會」中，游崴認為：「我覺得要打開過程中的公共性，通常是靠文化生產鏈的中間人角色，例如編輯、教育推廣者，他們有點像是在處理第二現場，可能是工作坊、討論這類活動，這些活動本身會變成計畫不可會缺的部分。在很多計劃型創作裡，藝術家也會變成中間角色，像是把第一現場的訪談轉譯成可以利用的資源，使這個資源本身具有公共性。」詳見林怡秀整理之〈「2018-2020 CREATORS回顧討論會」〉，《CREATORS 2018-2020文化實驗三年索引》，財團法人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出版，2022/5，頁326-331，

註3： 張玉音，〈【評論的「挑戰」】留下來，與離開的人：王聖閎談藝評與編輯的第一現場（上）〉，典藏ARTouch，2022/03/24。

註4：「尤其當書寫發表平台也成為機構一環，並與其他藝術生產機構相伴結盟；甚至包括評論人在藝術圈內的人際網絡，共構出龐大的『機構網絡』時。各種意義上的甲方與乙方，如何有效雙向溝通書寫介面的深淺，都一再考驗評論人的尺度進退。」詳見謝鎮逸，〈成為庖丁：觀察式書寫與新時／世代藝評人的評論戰鬥〉，典藏ARTouch，2022/03/10。

註5：「CLABO實驗波」是C-LAB發行的線上刊物，為邀請外稿作者撰寫與機構發展方向有關之內容的自媒體，希望打造一個從文化出發的跨域實驗平台。

註6：沈克諭於「後台書寫」中的與談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