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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今日之你,與夢的分鏡:張立人「戰鬥之城.終」觀察書寫

給今日之你,與夢的分鏡:張立人「戰鬥之城.終」觀察書寫

To the You of Today, and Dreams’ Storyboard: Thoughts on Chang Li-Ren’s “Battle City: Finale”

化身為一封信的這篇觀察書寫文章,內容擷取自與張立人聊創作的對話或多次的日常閒聊、記事本中對於藝術家工作過程的筆記、手機裡的側拍照片、與北師美術館多位館員們的情報交換、寫好了卻沒說出來的導覽稿內容、基於長年對他作品的評論視角等——來縱觀看待張立人「戰鬥之城.終​」從展覽前期籌備工作到展覽開放後之所得,向你們、不知名的觀眾與藝術圈讀者之間交錯對話。

給 志強、小明與阿榮們:

如果你也是來過藝術家張立人的個展「戰鬥之城.終​」的數萬人之一——抑或是,你看著社交媒體上的各種照片和洶湧人潮,至今仍在觀望中。看不到盡頭的排隊人龍,以及參觀報名預約制,其實都不是北師美術館的常態;或說,甚至難以被當代藝術圈所能想像。

​作為北師美術館2023年「作夢計畫 Dreamin’ MoNTUE」從62項徵件提案中脫穎而出的獲選結果,《戰鬥之城》計畫的落實展出既令人欣喜卻也百感交集。多年來,大家曾在不同展場看過計畫的各種局部,本次展覽「戰鬥之城.終​」是計畫第一次以最接近藝術家想像的模樣完整展出,卻同時也迎來它的最後一搏。

《戰鬥之城》這一個已經進行長達14年的複合式大型創作計畫,起用了多種表現形式及元素,從故事構想、分鏡圖、人偶與城市模型製作、拍攝、剪接與後製,大體上皆由藝術家一個人獨自完成。除了作為生產線末端成品的錄像、漫畫與裝置以外,藝術家多年來的生產過程、生命情境,以及因為長期與藝術體制、社會變動等各種外部環境所做出的個人抵抗行動,而讓這些過程也都被包裹、被封印在展覽敘事之內。

化身為一封信的這篇觀察書寫文章,內容擷取自與張立人聊創作的對話或多次的日常閒聊、記事本中對於藝術家工作過程的筆記、手機裡的側拍照片、與北師美術館多位館員們的情報交換、寫好了卻沒說出來的導覽稿內容、基於長年對他作品的評論視角等——來縱觀看待張立人「戰鬥之城.終​」從展覽前期籌備工作到展覽開放後之所得,向你們、不知名的觀眾與藝術圈讀者之間交錯對話。

北師美術館三樓展間成為張立人的臨時工作室。3月14日。(攝影/謝鎮逸)

現場1

今年2月初,偶然跟北師美術館執行總監王若璇,聊到張立人展覽的準備工作。一個月後,若璇發來訊息,問是否有可能為這檔展覽做一篇觀察書寫。雖然《戰鬥之城》計畫的整體模樣在多年前早已完成,但如何讓這些模樣逐漸成形,對於藝術家與展出場館而言都是未知的第一次。也因為張立人較為特殊的創作狀態與工作步調,以至於其生產過程實在難以自外於創作計畫的軸線。故此,觀察書寫的進場,無非是在對張立人創作的描述語言上,多添加一項可供參照的渠道。

正要進入展覽前期時,恰逢立人在南部的住處租約到期,突然冒出了一段無殼的過渡期。北師美術館安排了北教大學人宿舍的一個房間予於安頓,化身為「駐館/校藝術家」的立人才得以緩解這些麻煩事。數度南北奔波之後,南部住處的家當暫時得到安置,立人終於能夠全面投入前期籌備工作。

不過,這意外促成的「駐館」,使得張立人在展前有長達兩個月的時間在館內工作,館員們因此能有更多時間跟他相處,並以高密度的日常互動來進一步了解他內心真正的想法。從藝術家對待創作的態度與價值觀,到佈展時對各種小細節的觀照;或是行銷方向的擬定,以及週邊公眾活動的規劃等——館方與藝術家得以逐一溝通落實整檔展覽由內而外的大小工程。這些展出前期的插曲與工作陪伴,並沒有在公關上被高調分享,卻成為藝術機構與藝術家的另類合作模式,實實在在且真槍實彈。

3月中旬張立人進駐館舍以後,很快的在館方安排下,我與他有了第一次的會面。接下來從工作期、佈展期一直到展覽開幕,我幾乎每週登門探班一次,只為了看一眼展場在前期籌備那麼長的時間跨度中,是怎麼一步一腳印地讓這場夢慢慢實現。這段期間,除了偶爾幫忙零件加工、做一些邊邊角角的小事,我大多時候只是跟立人閒話家常,或是為他更新一下藝術圈的當前動態;不然就是遊走於展場各個角落,看著二樓開箱開一半的模型,以及三樓遍佈雜物的臨時工作室。

張立人為館員們解說自身創作脈絡。4月16日。(攝影/謝鎮逸)

現場2

立人進駐期間,北師美術館曾辦理人偶製作工作坊,館員與新店安坑國小的學生共同體驗了人偶製作。一些多出來的粗胚,我用來製作了兩個人偶;一個仿擬了館舍旁的汽車保養中心工作人員,另一個則仿照立人當天的穿著與模樣,做出了人偶版的張立人。這些使用衛生紙紙漿跟白膠壓製而成的人偶,展出中一共有108個,都是「戰鬥之城」錄像作品中的演員們。他們有各自的人設與命運,並配有各自的屬性物。

衛生紙是所有民生用品中相對廉價、最被大量消費,卻也最快被報廢的即棄型物質。通常用來抹擦污穢以後,衛生紙就都成為了一般垃圾,最終命運無非是被送進掩埋場,或在高溫中灰飛煙滅。衛生紙化身為人的「堪用」粗糙感,除了反映最低限度的生存能力,事實上也並不如想象中如此脆弱。在實際為粗胚上色時,竟比想像中更難。粗糙的表面讓筆刷運行得有些不如意,對於美工剪刀的裁剪、馬克筆針的線描更是頑強抵抗。雖說衛生紙能夠被大量生產,但在這裡的這些「衛生紙製品再加工」,並沒有因為外在觀感上的「美勞感」而讓整件事情變得容易。

衛生紙製作的人偶粗胚。3月14日。(攝影/謝鎮逸)
用美工剪刀將人偶粗胚裁剪出人形。3月29日。(攝影/謝鎮逸)

現場3

4月2日,《戰鬥之城》場景模型(2012-2018)紛紛開箱,本想見證模型上架卻姍姍來遲的我,抵達展場後驚覺之前還是空蕩蕩的平台竟已起滿高樓。距離上一次看到這完整的場景模型已經是2018年;而且相較於之前的「不插電版」,今次的終章呈現特別裝設了會亮燈的交通號誌、天線訊號等。安裝完成不到24小時,我們在隔日清晨歷經了403全台大地震,而展場中的模型們依然紋風不動。除了是安裝作業的到位,模型生命力之頑強,還真是頗具戰鬥性格呢。

密集的步登公寓與高架橋看似台北街景,但模型上空不停盤旋的經國號戰鬥機卻是台南日常——並非再現任何實地風景的這座場景模型,組裝了藝術家從童年到壯年各種發生過的夢。多棟台味建築雖說大致上以1:12比例為基準,但實際上總是不精準、不科學的歪斜,偶有從現實岔歧出去的超現實樣態。製作材料有的是木料,有的是保麗龍;在一次次地裝箱搬遷和開箱展出,也伴隨著每一次的耗損和修補;逐漸邁向忒修斯之船的悖論,依舊不變的或許始終是屬於藝術家個人的記憶和身體感。

北師美術館得天獨厚的大面積落地窗戶與仿真模型的虛實疊合,也是張立人處理影像造型與材質特殊性的另一項關鍵——既是藝術生產對於真假莫辯的雋永詰問,也反映了台灣作為政治實體的似有若無。目前這一座暫放於大安區和平東路的小城市,曾經上演過無數個夢——屬於台灣的夢;也屬於創作者的夢;更是屬於志強、小明、阿榮與其他人的夢。

城市場景模型的台架製作中。3月29日。(攝影/謝鎮逸)
城市場景模型在展場中,靜靜等待開箱。3月29日。(攝影/謝鎮逸)

特攝之城與戰爭治理

做夢是需要戰鬥的。

4月底進入佈展期間,裝燈、調燈,108個人偶、模型、分鏡稿們終於閃閃發光,仿若準備好登上國際舞台,亦如隨時備上戰場。這些後台部件,以及創作中所動員到的諸多影像生產,或多或少都跟戰爭性相關。從《模型社區》(2009)主觀監視與被動觀看兩造之間,牽引出英文語境中「shooting」兼具「射擊/拍攝」的雙關意涵;到作為拍攝片場的城市場景模型,其結合真人、物件、動畫、模型合成一體的「特攝片」手法,在電影史脈絡上的原型既是因服務戰爭而生的產物。

太平洋戰爭時期,導演山本嘉次郎邀來圓谷英二擔任特攝指導,拍出《夏威夷大海戰》(ハワイ・マレー沖海戦,1942)這一部重要的「國策映畫」戰爭宣傳片。戰後,圓谷英二沿用特攝片方式,在1954年起開展出後來風靡全球的《哥吉拉》特攝電影系列。受《哥吉拉》影響而拍出南韓第一部怪獸電影《不可殺》(1962)的特攝片導演申相玉,在1985年被金正日派出的特務,從南韓綁架到北韓,前後執導了七部電影,其中包括重拍《不可殺》的北韓版特攝片《平壤怪獸》(1985)。「戰鬥之城.終」展場三樓的作品「電視節目」(2014-2019)裡,其中一部《世紀偉人》(2017)是《戰鬥之城》第一部曲的外傳;當中拍出「蔣公大戰外星人」的橋段,也跟1976年台灣特攝片《戰神》(2020年數位修復版片名變更為《關公大戰外星人》)異曲同工。

一如特攝片傳統中的巨大怪獸,是莊嚴的化身,亦是邪惡的顯影;而任何巨大化的身影,一方面是地表人民必須仰望的偉大造物,另一方面又是視群眾為糞土的威權象徵。從二戰到冷戰,從《哥吉拉》到《戰鬥之城》都共同觸及了核災議題,我們不妨設想身在亞洲的我們,在全球戰場中的位置是什麼?背後更巨大的威權從哪個方位凝望著我們?

更難以言喻的龐然大物總在視線之外。《戰鬥之城》第一部:〈台灣之光〉(2010-2017)當中,看似劇情主人公的志強從失戀魯蛇變成全民公敵,然而故事一直沒有在志強身上加諸更多的情節,反倒是另一人物阿榮成為了台灣之光。他們及眾多人物的集體命運,如同另一個平行時空裡的台灣,一直都被場外的幕後大黑手推到世界懸崖邊緣。「台灣之光」這個詞彙,約莫在2000年代開始被台灣媒體大量起用,其中尤以王建民投身美國職棒後,是為台灣千禧年後第一道閃爍國際的台灣之光,甚至被高調表揚為「台灣之子」。作為定調為國爭光的指稱,「台灣之光」、「台灣之子」跟《戰鬥之城》計畫的發展時間軸線不謀而合,也彰顯出媒體效應如何造神,從而操控民眾認知、社會欲力。夾於地緣政治與後冷戰下的台灣,大家因追求成功、尋求認可,想被看見的慾望不停膨脹,最後帶來了無可挽回的災難。

發展的慾望讓半世紀以來的台灣,從現代化、工業化、市場化而攀上亞洲四小龍之首;GDP漲了多少,就有多少人被無情碾壓。在《戰鬥之城》第二部:〈經濟奇蹟〉(2018-2022),災變後的台灣因不被承認為政治實體,遭聯合國以國際企業JJ託管。轉型成為經濟特區後淪為投資者炒外匯的經濟農場,不只加劇貧富差距,經濟戒嚴更迫使新興宗教組織和鄉村地下黨不得不以牙還牙。

《戰鬥之城》第三部:〈福爾摩沙〉(2020-2021)以漫畫形式呈現。那些被太空移民遺留在地球的低端文明進入失落世,生化人貝克上校毅然踏上尋找心臟的旅程。當代難以迴避的技術治理,一如作品中AI作為人物命運與因果的演算法,棄民們在時間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的沙洲上不斷輪迴,來自未來的寓言又再度成為了過去的預言——如同三部曲的時序倒裝,來來去去不外乎都是宿命一圈。

延伸閱讀|張立人「戰鬥之城:終」在北師美術館作夢計畫迎來14年系列創作大集結

巨大化的張立人在城市場景模型中安裝「電視看板」。4月30日。(攝影/謝鎮逸)

沙盒中的持久戰

在一次跟立人聊到他的創作觀,追問了不少之前沒能聊到的問題。

雖然《戰鬥之城》這個計畫,大致上是為了讓他「確認」和「證明」許多聯動的人事物之於自己的直覺和意義,但最後這些確認和證明,究竟是屬於個人的,還是集體的?

「這個計畫一開始的契機,是當時漸漸覺得很多人感覺到的,跟我感覺到的越來越不一樣。我好奇我們彼此感受到的現實為什麼會差那麼遠?這個計畫當中,拍影片、做模型其實都不是最大的目的;具體而言,是希望能夠提供『一種感受、一種體驗』。這個計畫的完整展出是『一個畫面』,我其實是在想辦法去重現這個畫面。或是說,我去釋放一個路徑,用這些路徑來告訴大家我自己感受到的事。我不一定要把這些感受說出來,而那些生產方式、描述方式對我來講其實都只是一個方法,更重要的是大家有沒有能力去感覺和感受。」

許多年輕藝術家在從學院畢業出來以後等同失業。做創作一方面需要時間琢磨,另一方面也需要空間化的工作室、硬體設備等。在經濟能力低弱和名聲欠收下,獎補助機制和藝術獎項難免成為最大的攻佔標的,在創作語言上更是務求精準;因為一個失誤或失敗,伴隨而來的就是時間和空間的流失。創作語言的學院樣式傾向、朝著國際潮流的靠攏看似取巧,實際上卻是台灣藝術圈體制底下「不得不」的生存策略。而《戰鬥之城》有個絕大的內在風暴,跟台灣藝術圈的長期內捲不無關係。

「近年來的藝術圈提供了非常多的機會;從大大小小的畫廊、替代空間、國家和地方美術館,以及各種策展和藝術節,對藝術的需求其實非常多。不過,資源和機會仍然集中在少數的藝術家身上,許多本該是放手讓藝術家去進行創作實驗的獎補助,也都讓作品們變得既精準又均質化。如此一來,縱使藝術圈的機會變多,但藝術並沒有因此變得更多樣化,也就因此讓大家失去了很多對藝術的感受性。」

他所觀察到的現象,其實無人不知;不過,有沒有辦法藉由自身行動挪移出一丁點逃逸的縫隙,恐怕需要的不僅僅是單純的衝勁與勇氣。這些年來,立人徒手把這縫隙撐開,硬是開出了另一條路。於是,「戰鬥之城」就成為了可以讓他自己在裡邊去試驗的練兵場;在這個大沙盒中投入自己、作品中的各個人物。他說,這個作品是個可以允許他失敗的作品,而他也可以在裡面失敗很多次。不過,為了不求精準的「試驗」,他在這個所謂的「複合式大型創作計畫」,前前後後不只投下厚度的時間和空間,甚至透過各種工作賺來的錢,大部分都投注在這個計畫上。相較於「戰鬥之城」當中滿滿的挫敗、「魯蛇感」,他到底怎麼去設想創作外部的失敗?

「外部的失敗就是得背負起很多現實的風險,好比說生活裡面會發生很多事情,面對這些事情時會有很多無能為力的時刻。有時會覺得,如果那個失敗隨時都可能被重新開始,那既然如此,是不是就什麼都不要開始其實會過得比較好?譬如說像工作室或居住的地方,常常都會去想這個地方能夠讓我待多久?我常在想,如果不做這件作品的話,那生活是不是就會不一樣。或是,如果我可以選擇不要用這樣的方式去做創作,那不安感自然就會減少。但這個作品從一開始就是在用一種很難被正確理解的方式在進行,因此也就勢必很難去用一種正常的方式去完成它。」

「持久戰」原為戰略術語,意指資源和機會較為劣勢的一方,以冗長的時間換取軍力的積攢,並藉此削弱敵人勢力的戰略。當所有模型、道具展示作為整個計畫的後台,也是屬於藝術家在這一場持久戰當中,與現實纏鬥的一種物質性再現的證物。談到「戰鬥之城.終​」這檔展覽,我們賦予描述的起手式,不外乎都是以「14年」作為標的——畢竟,只要用一種時間長度概念帶來的厚重感,許多事情自然會不證自明,許多疑惑彷彿也就此被回絕提問。不過,對於時間,是開展這般計畫必然的構成。

「時間在這個作品裡面很重要,但我並不是真的要去處理時間,而是不得不去碰觸到的那個東西。就像開車穿過一條窄巷,必然會刮到旁邊的東西。而時間就是注定會被刮到、觸碰到的一塊。換言之,時間線的刻度本來就內建在這樣的一個計畫當中,也是我對於這計畫的一種思考方式。」

除了時間,在空間上為了擁有更大的發揮,立人從台北搬到台南學甲一個八十坪的舊廠房繼續創作。在地理感或調性上而言,我們很難不從「南/北」、「主流/邊緣」這些相對位置去看待他正在做的事情。對於這些既成印象,他也深知這種邊緣感,是刻意的也是難免的。

「進行這樣的一個計畫,就是要走上不一樣的路;不過我的重點始終還是要讓人『有能力去感覺』。以一種跟周遭環境中獨立出來,彼此沒那麼有關聯的狀態下,也讓我去看看這個計畫最終會長成什麼樣子。」

城市場景模型安裝作業中。4月2日。(攝影/謝鎮逸)

除了在過程中「要不要放棄」的兩難以外,這個計畫面對到更大的問題在於,雖然自己一個人能夠去全盤掌握這個計畫的進行程度和命運走向,但其實從這計畫所內建的條件來看,縱使做不下去,也還是沒有理由可以太快去把它結束掉。我問他,如果一旦中途放棄和結束,是不是開啟這項計畫的全部前提都再也不成立?

「可能自己覺得對這個作品還是要有一些責任吧。因為曾經公開發表過,對於以前看過或沒看過這件作品的人來說都很重要。這個作品其實也有很多遺憾,像是有很多想給他看的人,但現在也已經不在了。做了這麼久,給它一個結束,我覺得是重要的。以前看過的人能夠再一次好好地看著它完整成形的樣子,也就是我想像中的樣子。當然,這計畫其實在十年前就可以出現的一個狀態下,一直被延宕了這麼多年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到頭來,問題又回到了剛剛提到有關感受能力的問題。而且很大一部分不只是觀眾的能力問題,而是對選擇要讓什麼樣的作品呈現在觀眾面前——有著決定權那方機制端的問題。」

誠然,藝術圈的資源競爭有賺有賠是兵家常事,而如何多賺少賠也不過就是各憑本事。立人很清楚,他在乎的從來不是何種個案或對象的問題,而是機制的整體結構究竟是怎麼被鞏固起來的?時下許多可以被放在美術館當中展演的藝術作品,其創作質量和創作品質的管控該由誰來負責?

創作者若過於追逐外在世界的認證,往往容易輕忽了創作內部在自我驗證與判斷的重要性;作為一個創作者的美學性自身與世界觀,也就容易被覆蓋。因為太快貼合精準而失去自己,很快就會被打成藝術圈賤民。《戰鬥之城》整體計畫之所以與生產過程難以拆分看待,正是因為生產條件與對機制做出抗衡的過程被外曝,作品的源起與生命才得以完整。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比起對展覽現場的成果,張立人的旅程在計畫中更為重要。

「縱使這作品最終還是會消失,但我就是要把它的出現跟消失之間的過程,去給它做完善。」

張立人與館員依盈開箱剛到手的兩張《學甲工廠照片》錶框成品。4月30日。(攝影/謝鎮逸)

給迷宮的線

直到宣傳期正式展開之前,展覽名稱其實一直沒能確定下來。究竟在「戰鬥之城」四個大字的後面,要不要有個「終」字?一場戰鬥行動的結束與否,顯然不會只是字面上能夠決定的。今日的終篇展出,舞台背板後那起起伏伏的戰鬥過程猶如迷宮一般,無法輕易一眼就能指出那出現的起點與消失的終點。

「鄉下可是充滿了廢墟和輻射」——引用《戰鬥之城》外傳:〈奇蹟消逝的年代〉分鏡(2023)裡的一句台詞——移居南部對於準備發光發熱的青年藝術家而言無疑是「自殺行為」。多年來對自身去向的不安,在《明日里》(2017)裡表露無遺,卻也因為與菁寮天主堂神父的一次對話,釐清了上帝時間與世俗時間的節奏感。這道彷若開示一般的價值觀贈予,成為了迷宮中的阿里阿德涅之線,在迂迴和轉折當中再怎麼亂走、亂撞,原本不明的旅程終究還是有名有姓了。

張立人過去的創作,往往都有主客不一的合作對象。從《救援計畫》(2006)、個展「Irdina」(2009)、《徵友啟示》(2011)、《新朋友》(2011)、《異國魔法師》(2011)、《FM100.8》(2019)等,透過與他人建立關係,展開既合作又相互對望的旅程,也讓創作這件事不僅僅追求​作為成品的「作品」,而是溢出於生產時間軸之外的持久綿延。宛如戰鬥遊戲中,獨行出發後總會遭遇各種NPC;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要在大環境中生存下來,也從來不只是自己一個人的事。

對立人而言,《戰鬥之城》合作的對象就是「現實」。一個創作計畫會捲動周邊許多的人事物,而且常常會在午夜夢迴時才終於聯通一些意想不到的人際網絡——像是與北師美術館館員們前後長達四個月的日常見面與相處,一起陪伴完成這最後的戰役、走向明日之里;或是在另一次的夢裡,多年前的他曾在學甲工廠裡救起了一窩小貓,其中一位如今有個名字叫「喜哥」,現在正躺在我的電腦螢幕旁,與這篇文章平行挨著。

「這些過程裡面會發生很多事、認識很多人,也可以直接感覺到參與者和見證者的在場,但跟他們展開的關係都不會是什麼藝術跟美學的問題。我自己在過程裡,就是需要有一個見證者吧;或是有一個人,他會告訴你,我們是一起去經歷過、見證過那些風景。」

在找到出路之前,總在多番試錯的行進當中,碰到不同的人、際遇與事物,迷宮才能成為一座合格的迷宮。個人或是集體,如同《戰鬥之城》中,終極惡意的萌生,無非是出自於精神最底層的自我卑賤感。只要換個視角、閃過遮蔽的樹蔭,才發現你我他不過就是只想要好好吃個便當,以及交個真心、知心的朋友。

館員俐臻展示她自行製作動畫的展覽前導片「『戰鬥之城.終』外傳的外傳 」給原作者觀看。4月16日。(攝影/謝鎮逸)
張立人端詳著眾多不知名、不知何方觀眾自由創作的小紙偶。5月16日。(攝影/謝鎮逸)

5月3日,終於迎來展覽開幕式。公眾開放以後,網路效應發酵,觀眾愈加蜂湧。藝術圈笑稱「出圈」的這一檔展覽,被眾多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形式喜愛著。這些都是大家未曾做過的一場夢。

5月18日,在我為展覽擔任特別導覽時的週末,北師美術館入場人數毫無預警地突然飆漲,館員們彷彿進入一級戰場,盡可能鎮定地為爆炸性的人潮規劃動線、引導人流。不過就在前一晚,青島東路也擠滿了久違的群眾。在《昨日之夢》(2024)中,立人曾提及太陽花學運隱約提供的創作動力來源:「感受到外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件/原本停滯的作品時間也開始跟著前進」。十年前與十年後,無論場景設定怎麼變換,台灣始終未曾離開過備戰狀態;只是,許多事情還是持續在變化中。

週六下午,北師美術館湧現排隊人潮。5月18日。(攝影/謝鎮逸)

從三樓展場尾端往外看去的風景,跳水平台上的「學甲工廠」(2024)模型與斜對面的城市場景模型彼此映照,更是情境互換的夢中之夢——近在眼前的模型比較真實,還是經已遠離視線的那端模型更加夢幻?不知這一道如夢即景,跟他在學甲工廠往外看出去的景色,有沒有那麼一個片刻曾經在他的夢中被預示過?

北師美術館的「作夢計畫」讓任何創作者都能有機會作夢;這也是創辦人林曼麗老師的初衷;縱使有的夢多重分岔,有的夢恆久綿長。夢,時而美好得令人搶破了頭也要力爭到底,時而又是讓人夜半驚醒的夢魘。畢竟夜長夢就會多,越是深陷越是迷失。如果你背對身後那些來來往往的其他觀眾、面向著《昨日之夢》的螢幕坐了下來,看著一個又一個隱約乍現又稍縱即逝的這些夢的影像,夾帶著來自藝術家的話語敘事,觀者自己內心的聲音就會緩緩沉入,層層疊疊地在這裡相遇、相知,爾後交織了起來,一起遁入幻覺迷宮。

命運越曲折,路也必然要走得更不尋常。但在找路開路的過程中,總是意志力在驅動所有的能耐與頑強,還要小心別被現實爆頭。廠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無奈,但這些年來你生活在這件作品之中,離外面有些遠了,是時候去「那邊」看看——無論是什麼地方。

「V-Touch展覽_戰鬥之城・終,回到我們面對的真實世界」拍攝現場;層層疊疊的城市場景。6月3日。(攝影/謝鎮逸)

分鏡圖

兩張《學甲工廠照片》遙相對望;從2014年遷入,到2023年撤離的廠房,藝術家收拾得乾乾淨淨,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的一場昨日夢境。​但從此端到彼端——兩點一線之間度過的又何止這些。通往明日沿路兩旁那些成排的分鏡圖,不是如此能輕易地被用以描述的話語予以蒙太奇。

在這一場超過七百多萬分鐘的特攝片當中,你跟現實纏鬥了多少遍。

也許這個藝術體制不會等你一億年,但這十四年來,你應當獲得了更多。

無論是在明日之里發現一個人與其他人的意義,或是在昨日那長達十四年患得患失的夢中——希望今日的你願意相信,這一切從來都不會只是南柯夢一場。

一封信所能承載的,終究只能是這座戰鬥城市中的一小片浮光。更多需要感受和體驗的藝術經驗,或許始終要身在現場才能傳遞——如果這是張立人對於《戰鬥之城》給出的註解。那些曾經四散各處的遺落片段和分鏡框格,終於能在這裡一次到位聚合。

要是這一封信,能夠為「戰鬥之城.終」打下多一束光,那麼這片浮光就不會只是一抹被快速滑過的掠影。

張立人站在剛安裝好的城市場景模型台架上。3月29日。(攝影/謝鎮逸)

向今日的你致敬

一個難玩的遊戲,不是為了要給每個人都能通關而設計的。

一場持久的戰爭,也必然因為每個人的福祉相異而開打的。

給志強、小明、阿榮,與天下所有的遺民、無便當者——縱使我們常常為了生產、生命、生存而因愛生恨,但無論這個世界再怎麼崩壞,今日的你還是要持續戰鬥到最後一刻。

這段日子真是辛苦你了;你已經做得夠多、夠努力了。

所以,請原諒這個一事無成的自己吧!

逸仔
2024月6月30日

《張立人》(2024)。藝術家:謝鎮逸。簽名:張立人。藏家:張立人。4月16日。(攝影/謝鎮逸)

延伸閱讀|V-Touch展覽|戰鬥之城・終,回到我們面對的真實世界

謝鎮逸( 9篇 )
旅台馬來西亞人,表演藝術、視覺藝術、電影、文字工作者;亦為跨領域自由評論人。畢業於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戲劇與影像系、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現就讀於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 E-mail: yizaisea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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