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電影導演、藝術家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簡稱「阿比查邦」）長年耕耘電影與錄像等領域，2010年以電影作品《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影片金棕櫚獎（Palme d’Or）後於國際聲名大噪，但他的電影在泰國本土放映卻總是篳路藍縷。面對泰國社會益加緊張的政治與文化氛圍，他曾預告，2015年的《華麗之墓》（Cemetery of Splendour）將會是他最後一部於泰國拍攝的電影。相隔六年，於哥倫比亞拍攝的首部「非泰語」電影長片《記憶》（Memoria），因為疫情耽擱，終於在今年7月首映，睽違十年重回坎城影展正式競賽單元，獲得國際影評一致推崇，最終並擒下「評審團獎」（Prix du Jury）。
《記憶》與知名英國女星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合作，兩人一同以「外來者」的身分，於異境中持續挖掘阿比查邦耕耘數十載的主題——夢與電影、宗教與科學、叢林傳說與殖民記憶。出乎外界預料，本片並非是阿比查邦首部英語長片作品，史雲頓在哥倫比亞學習西班牙語，以生嫩、帶有南美口音的西班牙語演出全片。電影描述專攻蘭花研究的女植物學家潔西卡．霍蘭德（Jessica Holland，史雲頓飾），來到哥倫比亞探望罹患不明疾病、大多時刻陷入昏迷的妹妹卡倫（Karen）。一日清晨，一個暴力的巨大聲響將潔西卡吵醒，她從此時常失眠，甚至身旁的人開始離奇失蹤。就醫之餘，她也向聲音工程師赫南（Hernán）求救，想具現化這個聲響。
我們於坎城影展放映後，採訪了阿比查邦。訪談中他談及「遠離泰國」的選擇、本片與舊作的關聯、創作中總是若即若離的佛學觀，以及如何透過聲音設計表達核心思維。阿比查邦表示自己走出了泰國，雖遭逢語言上的隔閡，卻沒有如他預期的「遠走他鄉」，反而是找到了兩個文化間的共通性。
阿比查邦在訪談中多次坦言，歲月漸長使其深有所感。《記憶》以導演腦中響起巨響的親身經歷為靈感，電影中一幕潔西卡前往看診，對方開了化學藥物「贊安諾」（Xanax）之後，還順帶傳教，不禁讓人想起導演2006年以《戀愛症候群》（Syndromes and a Century），力抗泰國政府對「健康形象」的審查。因為失眠，不能作夢，科學的身體控制、情感政治、自由與記憶的哲學問題、夢和電影的結構相似性，這些討論都匯聚在女主角找回身心平靜的過程中。
訪談中，阿比查邦也明言宗教對他的意義。《記憶》來到異地，「出走」就是兩個「異鄉人」——阿比查邦與史雲頓——的目的。阿比查邦以自身失眠的身體感受出發，最後走向寧靜的狀態，可說是呼應了佛教「諦聽」的觀念，對抗現代社會加速向前的進步史觀，帶領著女演員一同冥想，讓情感匯流、讓記憶溶解。
問：《記憶》涵蓋您電影長片作品中常見的元素，像是「怪物的恐懼」、「殖民的記憶」等等。在劇情、紀錄、實驗的邊界行走，也在科幻、驚悚、寫實之間徘徊；但同時，《記憶》的敘事、角色的行動與目都相當簡單、明確，或許會讓部分觀眾直覺風格變得更加節制，可否請您談談，對照過去的創作系譜，如何思考這部新作的轉變？
阿比查邦：更為節制嗎？那可能是因為我「變老」了！
2016年，我決定離開泰國、去哥倫比亞拍電影，其實就是為了要離開我過往電影中的這些元素，探尋未知。轉換場景，是為了能凝視、聆聽，這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從而放下既有的身分認同與自己；但直到我來到哥倫比亞後，才漸漸發現拉丁美洲與我的家鄉其實同屬相近的宇宙。於是，我轉念一想，覺得就是這層相似性了，這部片是關於屬於「我們」的星球，一個匯聚了情感的行星。而這仍然連結至我的其他作品，如同我提到「我們」，是因為我總將其視為團隊集體創作的成果，攝影師、剪接師、甚至製片團隊也都是原班人馬。
問：當您選擇去哥倫比亞拍攝《記憶》時，有意識到如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或所謂「魔幻寫實」的文學傳統嗎？當地豐厚的印地安文化、傳說，是否也帶給您創作靈感？可否再請您多跟我們談談這個「出走」的選擇。
阿比查邦：當然，但也不完全如此。事實上，這更關乎我自童年以來對叢林的幻想，其中自然包括亞馬遜叢林，我過去也閱讀了受浪漫主義時期的亞馬遜書寫所影響的相關泰國書籍。但讓我著迷的是其中的「黑暗」：叢林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也類近於我為什麼會被「神秘未知」所吸引，因為我們不知道，所以應該抱持更開放的心胸。
問：您提到「對叢林的幻想」，請問這在現下是否更為急迫——尤其當叢林愈發被開墾、破壞，人們在亞馬遜叢林上開拓高速公路。這層危機是否也指向我們逐漸喪失了對「神秘未知」的接納能力？
阿比查邦：我想是的，某種程度上來說，這部片確實是關於這層交流。當我作為外來者第一次來到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Bogotá）時，就深深被山巒的規模，以及多變的天氣給迷倒了。當地天氣是如此多變，一天可能會經歷多種轉變，突然下大雨、或者溫度驟降，隨時都要預先準備好，這我感到相當驚艷。而且時不時就會在新聞上出現地震、土石流的報導，彷彿土地一直在和人溝通。所以，《記憶》是一部關於聆聽、與世界脈動「同步」（synchronization）的作品。
問：腦中響起的暴力巨響作為《記憶》的起點，以此出發，《記憶》可以說是關於聲音和振動的電影，聲音設計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可否請您具體談談，如何重現盤旋於您腦中的聲響？是否如片中女主角與聲音工程師一起尋找的過程類似呢？
阿比查邦：是的，我必須說要解釋那個聲響真的非常困難，因為它不只是聲響，而是存在於我腦內的東西。我跟我的音效設計師合作探索聲響資料庫，就像最後電影所呈現的，其中會有「穿著帽T拳手的拳」，這樣的音軌名。而我覺得很合適，就選用了，雖然它不完全是我腦中的聲響，但已經相當接近。我也才知道，原來在所謂「暴力聲響」的記憶下，可能藏著另一個我不知道的電影世界。總之，《記憶》這部片即是要試圖去連結、去觸及一些不可能被理解的事物，或對其再行創造。
問：在錄音間，我們看到女主角與聲音工程師非常具體地試圖描述記憶中來源不明的聲音，這個過程不禁讓人聯想到心理聲學（psychoacoustics）所談及的，人的感知與能量之間的交互作用；除了聲響之外，《記憶》也涵蓋了數種完全不同的地景，我們從市中心移動到隧道中的考古遺址、叢林等等，電影為我們展開了自然景觀後的人文脈絡，與人身處環境中的感受，彷彿特定的地點也都蘊藏著自身的記憶。這則相當貼近於地理環境心理學（geopsychology）的關懷。可否請您為我們談談您的創作與這些研究取徑的關係？
阿比查邦：當然，但這些仍然是「科學的」探測紀錄。我確信總有一天，我們會對這些紀錄，有更多的揭露。而這部電影也正是如此，所有事物在時間長河中，都是互相連結、互相影響的；我想到有一個科學實驗是這樣的，他們把兩隻老鼠關在籠中，各自要解決謎題才能吃到食物。照理說，兩隻品種一樣的老鼠，智商不會差異太大，但為什麼還是會有所謂「智商」較高的老鼠呢？原來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差異在於，研究人員原先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在照顧表現好的那隻。而《記憶》也正是在表達如此的關照。
問：在《記憶》中，「自然科學」扮演了非常美麗的角色，無論是女主角研究的植物、其詩人妹夫為她所朗誦的一首關於真菌的詩，或您用影像捕捉印刷品上蘭花受真菌感染的特寫，直接、具體地呈現出「分子」層次的奇觀。這是否也某種程度上地，挑戰了宗教的權威教條，嘗試將精神與靈性重新交還與自然？
阿比查邦：對我來說，這仍然是接受與擁抱當下的存有。我和蒂妲都在逐漸變老，都感受到了歲月所帶來的負荷，卻又要試圖維繫我們的外在，我想這是人們都在面對的；在電影中，當女主角發現蘭花被黴菌感染時，她購買專用的冰箱，希望讓它們再多活幾天。所有的這些事情，其實都是關於人們對「自然之流」的抵抗。
然而，《記憶》恰恰是對此表示拒絕，拒絕抵抗。讓我們慢下來吧，讓我們的期望、自我都先停下來；這部電影有個重要的一場戲是，當漁夫躺在地上靜止不動時，電影和敘事也都暫停了，你也因此必須跟著慢下來。在坎城影展盧米埃廳（Grand Théâtre Lumière）親睹這幕實在是非常美妙的經驗，因為之前我們五個人窩在泰國混音室觀看的效果絕對不如此。在那個瞬間，每個人好像都成為了潔西卡，集體地等待著。
問：有趣的是，因為這部關於聲音的電影相對安靜，又在疫情期間放映，不少觀眾的咳嗽聲或噴嚏聲更引人側目，請問這些影廳內的聲音帶給您甚麼樣的感受？
阿比查邦：你也注意到了嗎？（笑）其實我也是會想咳嗽的人，但我先準備了潤喉糖，所以才沒有，因為我不想發出咳嗽聲。這是很可愛的觀察。
問：但當然，您也曾多次重申自己的開放性，歡迎觀眾以自己的方式投入觀影過程，甚至包括睡著。
阿比查邦：沒錯，因為這關乎自由。我覺得光是能夠重新與人們肩並肩坐在一起看電影，就已經是很棒的感覺了。所以重點不在於像商業電影所展示的，透過各種調度、技術讓你忘記；《記憶》這種電影則是要不斷輕拍你的肩膀，提醒你說：「這是電影，這是幻覺。」
問：電影的片尾，敘事雖然停下了，卻也是電影的一個「轉捩點」、甚至可以說是另一個「起點」。可否請您談談如何打造這個非常有力量、且主要仰賴聲響所完成的片段？
阿比查邦：當我們在拍攝的時候，是沒有這些音效的。《記憶》是用膠捲拍攝的，一捲1000呎的底片大約可以拍14分鐘。（註1）在拍攝時，從頭到尾就只有我對蒂妲的耳語：「你現在正在和世界連結。」她單靠想像，還有現場播放著她有共鳴的音樂，以及我的聲音，直到她落淚。這個過程當然與你們最後在電影成片中所聽到的大相徑庭；在現場，純粹只是想像。整個「溝通」的過程，彷彿是我在「觸摸」蒂妲。
問：就好像是，您在輸入、蒂妲是「天線」在接收？
阿比查邦：對。這場戲我們大約只拍了三次。在她流淚後，我們就這樣讓整卷膠捲拍到底。拍完時，現場陷入一片寂靜，工作人員們都跟著蒂妲一起哭了。這一切都非常地美。但當喊完「卡」後，蒂妲馬上起身離開她的位置，嚷著外面有一隻剛出生的小豬，抓著自己的小相機就跑出去了。她可以完全不停留在自己的角色中！我能目睹這個時刻，真的非常美麗、神奇。
問：蒂妲迅速「放下」角色的過程，好像也呼應著您剛說的「慢下來」，就像女主角在電影中也要放下對「聲響」的執念；而電影的片名取作《記憶》，其實正因為「記憶」，人們才會感傷，可否請您與我們分享您對「記憶」的看法？
阿比查邦：對我來說，不去倚靠記憶，是很艱鉅的挑戰。電影是與沉思背道而馳的，因為後者需要是活在當下，靜觀內心；但電影是找回記憶的過程，試圖重現與再創造。所以我做的事情便是，將「電影」與「沉思」這兩個看似相衝突的兩端置於一爐。電影的尾聲，當潔西卡試圖要連結自己更大的記憶時，她極度哀傷與痛苦；但當她釋放這些情緒，靜靜坐下來聆聽，她學會不要再執著於做自己時，她的眼界瞬間開闊，且又能聽到街頭的鳥叫聲了。我想這關乎著「記憶的溶解」（dissolving of memory）。
問：請問這部片的科幻（Sci-Fi）設定，又是如何呼應您剛提到的「慢下來」、「不抵抗」的觀念？尤其當通常「科幻」可能常帶著某種加速的想像時，《記憶》中的科幻元素卻將整個電影提升至一個「非此時、亦非此地」的狀態。
阿比查邦：我認為《記憶》與《熱帶幻夢》（Tropical Malady，2004）的結局，共享了類似的觀點。後者中的「人」與「獸」區分，最後都不存在了，消散於風中。對我來說，記憶有所匯流，也有所瓦解。在這兩部片的結尾中，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你只需要接受，而我接收了它，因為它就在那兒。
問：請問在《記憶》這部片中，這種「慢下來」、「不抵抗」的姿態，是否可能是一種遠離國家限性進步史觀的態度？在您看來，這也跟佛教的哲學思想有關嗎？
阿比查邦：我想應該在其他宗教觀中，也有類似的討論，我不確定。但我不相信宗教，我們要意識到一個事實：宗教不應該是讓人「依附」的。當然，這會是個艱鉅的挑戰，每個人都困陷於其中。
問：請問離開泰國這塊土地，來到哥倫比亞拍片，是否也意味著，您的創作可以某種程度上從泰國的佛教觀中解放，更專注於事物的純粹？包括您剛說自己不相信宗教，請問又是為什麼呢？
阿比查邦：我覺得《記憶》某種程度上還是與佛教的哲學觀有所共鳴的，無論是「活在當下」或「受苦」——這也關乎「記憶」，因為正是記憶使我們受苦——等概念。但當然這很普世，因為身而為人，總必須面對這種苦痛；但宗教只是出於人類的恐懼，而被我們所虛構出來的象徵符號。人們創造出這種超智能的存在，是為了脫離恐懼。我不覺得我們需要宗教去證明任何事情。當然，我不是什麼先知，我自身也深陷諸多苦痛中。
問：我們剛剛談到世界充滿神秘未知與可能性，請問您認為我們應該接受「萬物平等」嗎？尤其在疫情肆虐的今天，我們該怎麼看待人類的位置？
阿比查邦：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用這麼短的時間談論它。比如，動物並不生來是人類的食物；另一方面，卻又有這麼多人受飢餓所苦，泰國也有無數生命因本次疫情而流逝。如何取其平衡、解決問題，當然是很困難的。後者也跟政府對疫情所採取的政策有關。誇張的是，在疫情期間，泰國——如同其他軍事大國——仍大量購買武器、坦克、潛水艇，且不斷訂購未被認可的中國疫苗，彷彿將人民視作人質一般。這種種都關著更深層的資源利用與分配，我沒有答案。但或許，疫情是一個警鐘，泰國許多人也因為疫情走上街頭、參與抗議。
註1 約是15分鐘，這邊提到的時間是扣除打版等技術性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