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裂縫：荷蘭展覽「往昔的騷動」的策展行動與未竟的歷史

二月，抵達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我搭著輕軌穿梭於城市、步行於街道間，時常看見陽台上與窗櫺旁高掛著巴勒斯坦旗幟，或是隨處可見象徵反屠殺的西瓜貼紙。當我走至皇宮前的水壩廣場，總能聽見聲援巴勒斯坦的聲音在諾大的廣場回盪。

這些零星卻強而有力的聲音與行動，不斷地敲醒我那段於巴勒斯坦不敢輕易碰觸的記憶。猶記 2023 年 10 月 7 日（週六）戰爭爆發前，我曾在巴勒斯坦西岸經歷突如其來的催淚彈投擲事件。隨即，戰火無預警地展開。那天早晨，為猶太節日住棚節（סוכות，Sukkot）結束後的第一個安息日，警報聲與以色列鐵穹系統攔截飛彈的碰撞聲在住所附近響起，即使戰火蔓延，我的心依然深繫這片土地。

2017 年起，我往返巴勒斯坦，穿行於衝突與日常之間，在市集與餐桌駐足，與當地人以照片、塗鴉、建築、書信與紀念物，共同編織出一本本「記憶之書」，召喚著遺忘，傳遞情感，將那些無形的記憶繫於心上。如果說「回憶錄」是連結家國歷史與個人生命的橋樑，雖受限於特定的歷史與社會脈絡，卻流動著個人的真實記憶與情感。雖然這些故事難以代表整個民族的集體經驗，卻足以讓人窺見，在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交錯下，微觀的個人記憶如何影響身份認同與國族想像。對我而言，也是一種重新觀看與理解歷史的方式，透過個人經驗與記憶的拼湊，試圖以另一種視角重構那片曾被遮蔽的真實。

自戰爭爆發以來，來自社群媒體、監獄、巴勒斯坦在地的書寫、創作、攝影、刺繡與食物等各式檔案，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拼湊出更貼近真實的歷史圖像，召喚那些被遺忘與忽視的聲音。正是在這波抵抗行動如潮湧般高漲之際，展覽「往昔的騷動」（Past Disquiet）也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 Framer Framed 展出，回應這股記憶及歷史重構浪潮，提出當代最為迫切的提問。

某日，我懷著忐忑與期待前往展覽，心中反覆思索著：「那些被遺忘的記憶與聲音，會以何種形式被召喚回來？」展名「Past Disquiet」揭示著所欲展現的歷史向度與精神，「Past」訴說著那些被遺忘、被邊緣化的歷史；而「Disquiet」則意味著不安、騷動或未平息的情緒，深藏在記憶的深處，也指向這些歷史事件與藝術實踐所觸發的社會省思與政治批判。

展覽試圖回望1960至1980年間充滿政治張力的藝術行動，同時藉由檔案的重新編排與敘事，挖掘那些被歷史書寫所忽略的片段、被主流語境所排除的集體記憶，並構築出以藝術為抵抗媒介的跨地域行動網絡。展覽不只是回顧，更是一次次的提問：「策展如何成為一種歷史重構的行動？又如何在當代體制之中，挑戰對『可記憶』與『可展示』的權力規範與知識治理？」（註1）

因此，本文將從文化記憶、歷史書寫與策展敘事的角度出發，探討「往昔的騷動」如何在記憶的裂縫中翻找遺失的聲音，並於多重語境的對話之中建構出展覽的敘事錨點，促使人們重新思索歷史與現在的關係、沉默與發聲的界線，進而反思展覽作為行動的一種可能性，其對當代社會能產生的倫理與政治影響。

遺忘與重構之間：檔案型策展之記憶碎片的政治敘事

1960至1980年代，世界各地的藝術家積極投入反殖民、反獨裁、反帝國主義與反種族隔離運動中，藉由藝術展覽、檔案創建、影像行動，甚至是跨國網絡的建立，數場的政治抵抗浪潮激盪出一種「行動藝術史」。 因此，「往昔的騷動」策展人 Kristine Khouri 與 Rasha Salti 將合作的十多年研究，以「檔案型展覽」的概念，試圖召喚非官方歷史，重構那些被主流藝術體制和學術機構忽略的視角，提出對於過去歷史書寫與政治記憶的審視。（註2）

策展人不斷提問：「若檔案與政治意識在塑造集體記憶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那麼，策展是否也能成為對抗歷史書寫壟斷的一種方法？」、「哪些記憶被選擇留下，哪些又被集體遺忘？」，這場以策展為場域的「反記憶」工程，不再僅僅是對過往的重現或重述，而是重新定義策展如何成為知識與政治介入的平台，對歷史敘事權的主動奪回，更像是一場重塑文化主體性再造能運動。

透過挑選檔案、敘事的編排，以及展示形式的操作，展覽試圖建構跳脫主流歷史觀點脈絡的記憶場域。除了展出大量的複製檔案、海報與口述訪談內容外，還有許多隱藏於時間縫隙「零星」、「非線性」與「看不見的」個人記憶及事件在展覽敘事中不斷閃現，彷彿訴說著未解的故事，藉由讓人們直接面對被遺忘的歷史片段與消逝的聲音，感受到歷史內部的緊張張力與不完整性。

如 Ariella Azoulay 曾經提到，檔案並非靜態的容器，而是政治實踐的起點，每位觀者，透過觀看與詮釋，參與歷史與記憶的再生，不再是那被動接受固定意義的對象。（註3）因此，展覽試圖召喚人們重新檢視藝術與記憶、展覽與權力之間那微妙而複雜的關係，透過打破時間的線性流動框架呈現方式，採取「節點式策展」的概念，敘事錯綜複雜圍繞著「運動—聲援—殘跡—失語—復現」，展出的每一份檔案不再是歷史的附屬品，而是獨立的記憶節點，彼此交織，形成了對抗敘事的互動網絡，邀請觀眾成為這場記憶重組的共同參與者，去理解那些被遺忘的聲音和故事。

然而，僅管內容吸引目光，我在展覽現場依舊感受到檔案型展覽帶來的挑戰，觀者往往被期待在龐大而碎片化的資料中自我建構敘事，卻常陷於無從著手的困境。此外，這類「小寫檔案」作為一種策展策略固然帶有對抗主流敘事，或是賦予邊緣記憶發聲空間的解放意圖，但當過於強調非線性與碎片化的敘事手法，也可能導致歷史脈絡與事件連結的流失，較難深化觀者的批判理解。因此，值得深思的是，在強調去中心與挖掘多元視角的同時，策展如何仍維持敘事的節奏與批判的細緻度？如何避免檔案僅成為素材的堆疊，失去政治穿透力與歷史張力？

而倘若稍微將展覽從「檔案型展覽」的框架中解放出來，轉而視其為一個開放的「觀看的實驗場域」，或許更能在那如根莖般蔓延的藝術史、時間節點與跨境記憶中，捕捉到等待被觀看、被回應、被重新理解甚至重新書寫的歷史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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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行動：重構全球抵抗行動與歷史記憶碎片

而「往昔的騷動」展覽以藝術與政治抵抗為核心，透過重建「流亡博物館」（Museums in Solidarity）串聯國際抵抗行動，包含1978年黎巴嫩貝魯特的「巴勒斯坦國際藝術展」（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for Palestine）、智利的「薩爾瓦多・阿葉德國際抵抗博物館」（The International Resistance Museum for Salvador Allende），聲援尼加拉瓜的拉美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Latin American Art in Solidarity with Nicaragua），以及南非反種族隔離與反殖民藝術行動 （Art Contre/Against Apartheid） 。藉由交錯的敘事線，挖掘被歷史忽略的記憶與跨國連結。例如，1970年代，流亡的智利藝術家與各國藝術家發起的團體民主藝術家 （Artists for Democracy） 在歐洲策劃了「智利民主藝術節」（Arts Festival for Democracy in Chile）等多檔展覽，聲援智利民主及全球解放運動，其藝術行動也與巴勒斯坦等地的藝術行動產生共鳴。

展覽阿姆斯特丹的Framer Framed展出時，重新梳理了荷蘭在這場全球藝術抵抗運動中的角色。當時，如「荷蘭巴勒斯坦委員會」（ Nederlands Palestina Komitee，NPK）、「荷蘭智利委員會」（ Chili Komitee Nederland，CKN ）和「荷蘭反種族隔離運動」（ Anti-Apartheids Beweging Nederland，AABN） 等，成為歐洲與全球南方文化政治間的重要橋樑。直今，NPK 仍持續組織活動，為國際法與人權發聲以聲援巴勒斯坦。種種歷史事件也映照著藝術家與行動者在全球解放的浪潮中，編織出融合文化與政治的實踐，建立起跨國的合作網絡，正如 James Clifford 提及之「跨國文化形成」的動態（註4），藝術在抵抗中重構主體性，成為連結記憶的媒介，並在與政治議題的交織中，形成了超越冷戰意識型態的跨國連結。

猶記展覽敘事中，一位巴勒斯坦運動者的話語，彷彿利刃劃出記憶與地理認同的共通性，勾勒出跨國連結中的共享經驗：「巴勒斯坦是記憶的寶庫⋯⋯我在海法的童年，與家人共度的故事。巴勒斯坦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區域。」這些記憶的碎片不再只是歷史殘骸，而成為當代行動主義的觸媒，挑戰著主流歷史敘事。

回望過去，曾在多次全球解放浪潮中活躍的文化機構、藝術行動與記憶場域，如今多被遺忘或邊緣化，這不禁讓人思考是否這不僅是自然的遺忘，而是無形之中存在著一種制度的選擇？是否知識體系中存在著結構性遺忘，或是權力導向的記憶選擇？ Pierre Nora 曾提及：「記憶的場所，本質上是政治性的。」（註5） 也如 Andreas Huyssen 所說的，文化記憶其實是一場權力的遊戲，涉及到誰有權記錄、又該如何記錄。（註6）這些被忽視的行動，促使人們重新定義記憶與歷史，將散落的記憶片段重新嵌入書寫之中，讓其在時間的洪流中不再遺忘。

這股抵抗實踐同時也回應了殖民遺緒和冷戰結構，試圖提出與西方現代性對抗的另類視角。透過「流亡博物館」策展概念，召喚那些在國家文化政策與主流記憶機制中被忽視的幽靈，揭露記憶去政治化與邊緣化的過程，提出對「歷史是穩定真實的總和」觀點的質疑與挑戰——歷史並非單純的國家事件或經典知識的線性重複，而是由微觀、親密且不斷辯證重返所組成。這樣的策展實踐似乎也回應著 Aleida Assmann 所提出的「文化記憶的政治操演」概念（註7），強調記憶從來都不是中立客觀，而是權力操作下的結果。

展覽也由此延伸至當代對於歷史正義議題，激起機構、體制與公共歷史之間政治討論，進一步探討藝術和記憶如何介入公共論述，改變知識的生產和文化資源的分配。對於當代文化機構而言，這無疑是一種深刻的自我檢視——面對日益保守的文化治理與資源再分配的困境，文化機構與其體制框架是否能去中心化？ 是否能在記憶政治的視角，重新思考檔案脈絡與敘事方式？

這場策展不僅是對實踐反思的抵抗形式，也述說著展覽不只是美學的載體，更是歷史實踐與政治介入的行動場域，轉化為一種推測性的書寫和想像，試圖述說著，我們無法還原歷史的全貌，但可以透過想像與召喚來回應過去，並重新與其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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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喚與對話：行動的再現

冷戰結束後，新自由主義的浪潮悄悄興起，那些充滿政治激情的藝術行動，逐漸被歷史的洪流所淹沒，甚至被紀念化或博物館化。社會學者 Avery Gordon 曾說，幽靈不是過去的殘影，而是當下仍在呼喚我們介入的政治存在。（註8）呼應展覽「往昔的騷動」以一種獨特的方式，透過檔案的佈局、脈絡的交錯和敘事的交融，建構出一種「不完整的美學」，轉化成為一個新的政治感知場域，鼓勵人們不僅作為旁觀者，而是記憶的參與者和詮釋者。

離開 Framer Framed 展場後，我對「往昔的騷動」展覽所發出的當代行動召喚有更深的體會。「我們如何記憶？ 為誰記憶？ 能否將那些被壓抑的聲音轉化為行動？ 」 「藝術，既是歷史的見證者，更是歷史的行動者。」 這種理念在當代社會中引起共鳴，例如在荷蘭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與社運組織，如ROSA Radical Organisation of Students in Amsterdam等，透過網路串連，發起刊物出版、工作坊、講座等抵抗運動。

這場策展行動的真正價值，或許在於它挖掘了那些被忽視的記憶與未竟的抵抗，挑戰既有體制，讓歷史殘片重新回到視野之中，提醒人們那些散落各處、零碎而未被納入主流敘事的活檔案，蘊含著抵抗潛能，倘若這些記憶與檔案只停留於歷史回顧的敘事框架中，便容易被去政治化的風險。如何讓檔案成為行動的觸媒，在當代條件下活化記憶，並將其轉化為介入現實的實踐工具，正是「往昔的騷動」試圖提出、並值得人們繼續思考的重要課題。

對於人們記憶的召喚，更是再度行動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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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Khouri, K., & Salti, R. (2015). Past Disquiet: Narratives and Ghos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for Palestine, 1978. MACBA.

註2　Enwezor, O. (2008). Archive Fever: Uses of the Document in Contemporary Ar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註3　Azoulay, A. (2019). Potential History: Unlearning Imperialism. Verso.

註4　Clifford, J.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註5　Nora, P.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4.

註6　Huyssen, A. (2003).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註7　Assmann, A. (2011). Cultural Memor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Functions, Media, Arch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註8　Gordon, A. (2008). Ghostly Matters: Haunting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