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以巴衝突始於5月6日巴勒斯坦抗議者與以色列警方在東耶路撒冷（East Jerusalem）Sheikh Jarrah社區發生的衝突，抗議以色列最高法院對於是否驅離當今居住於該社區的巴勒斯坦居民的判決。隔日於耶路撒冷日與齋戒月的開齋日期間，位於聖殿山的Al Aqsa清真寺爆發雙邊衝突；之後更發生加薩走廊與以色列之間的交火。這一系列的事件激起國際關注，許多聲援巴勒斯坦抵抗的藝術家們在網路與社群媒體上，以巴勒斯坦元素為象徵的創作，發起不同的倡議運動，包括因Sheikh Jarrah事件所繪製的插畫。
以巴衝突基於雙方於一塊土地的主張而引起的爭端，亦是現今持續的衝突之一。衝突的根源始於19世紀後期，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型態逐漸興起，且歷經猶太人大屠殺事件後，建立安全家園成為團結猶太民族的目標，自此有許多猶太人移民至歷史悠久的巴勒斯坦土地，使得原先的社會與人口結構發生變化，小規模衝突不斷，族群與政治分裂逐漸顯著。隨後1947 年的聯合國巴勒斯坦分治計畫和以色列於1948年宣布獨立，導致領土爭端與衝突越趨嚴重，如巴勒斯坦大流亡（1948 Palestinian exodus, Nakba）等事件發生，數以萬計的原先居住於此塊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園且成為難民；經歷多次的戰爭，長年面臨的強制驅離、拆遷、屯墾區開墾及高聳的隔離牆，土地、家園、鄉愁、驅逐、流亡等關鍵字在世代的巴勒斯坦人心中烙下不可抹去的印記。
這些領土與人權等議題，使巴勒斯坦透過各種抵抗，來爭取於歷史悠久土地上的主權並為自由抗爭，包含巴勒斯坦藝術家，藉由各類創作，如油畫、海報、行為藝術等，形成一股抵抗力量，傳播於佔領下的日常生活，其形成的藝術語彙成為反思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要方式。而巴勒斯坦的政治史可以被描述為一部通過藝術創作和視覺符號進行的鬥爭史。因此，本文將分享巴勒斯坦藝術家如何透過藝術實踐回應身份歸屬與家園連結，又如何在面臨的各種挑戰中試圖抵抗。
巴勒斯坦藝術與土地之間的連結
回溯巴勒斯坦藝術的發展歷史，受宗教影響，直至19世紀後期，帶有阿拉伯文化視覺元素的宗教類的主題，依舊是巴勒斯坦藝術的核心。而因19世紀後期，逐漸興起的猶太復國主義計畫藉由藝術、建築符號等，來強化猶太民族精神及領土空間的想像，為可視化實現新定居領土的想法。故自此時期到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後，巴勒斯坦藝術家尼古拉．賽格（Nicola Saig，1863-1942） 與哈立德．哈拉比（Khalid Halabi，1889-1964） 等人，帶領當時創作主題從宗教轉向更為世俗的日常生活。爾後，1967年六日戰爭爆發，巴勒斯坦藝術面臨以色列的嚴格審查制度，藝術家被禁止創作帶有巴勒斯坦國旗顏色的畫作、畫廊被強制關閉、展覽取消，或是藝術家被逮捕，大多的藝術行為受到以色列當局的緊密控制，因為被視為是召集集體民族認同與抵抗。種種因素使得巴勒斯坦藝術家透過藝術實踐，不僅回應巴勒斯坦人所面臨的困境，更回應對於土地與家園的聯繫，開始逐漸聚焦於身份、記憶、地方與抵抗等相關的主題，描繪日常生活也成為具政治影響力的圖像，如仙人掌等符號代表土地及家園的隱喻，象徵性符號已逐漸體現本土巴勒斯坦文化與政治存在之間的洞察與連結，並可觀察到藝術家透過藝術實踐保護社會文化。
巴勒斯坦藝術家扮演了政治詩人的角色，利用創作來翻新政治修辭。如藝術家伊斯梅爾．沙穆特（Ismail Shammout，1930-2006）的創作描繪出巴勒斯坦人儘管面臨日常生活的各種壓迫，仍持續以堅韌毅力來證明其存在；作品常看到家園的象徵耶路撒冷古城，及清真寺與教堂等精神象徵，傳達巴勒斯坦人回歸故土的夢想。另外，自1967年被迫流亡的藝術家卡邁勒．博拉塔（Kamal Boullata，1942-2019）受耶路撒冷建築語彙、阿拉伯文字與伊斯蘭文化影響啟發，在他的創作中透過重複的幾何弧形、蔓藤花紋等元素及文字來表現對於家園的強烈情感；且其著作《巴勒斯坦藝術：1850年至今》（Palestinian Art: From 1850 to the Present，2009）彙整大災難前後巴勒斯坦藝術創作及提出對當時期藝術發展的見解。
此外，如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1953-2003）曾說：「當政治身份受到威脅時，面對抹殺、消滅和排斥的企圖，文化就會成為一種抵抗工具。抵抗是一種以記憶換取遺忘的形式，一個無國籍的人會考慮將寫作或藝術作為居住的家園。」藝術家斯利曼．曼蘇爾（Sliman Mansour，1947-）則透過象徵性的表現主義，來呈現對於土地與巴勒斯坦的情感，也成為當今巴勒斯坦抵抗藝術中，標誌性的藝術象徵之一。著名的畫作《Jamal Al Mahamel II 》（The Camel/Carrier of Hardships II，1973）描繪一位身穿巴勒斯坦傳統服飾的老人，如一位父親或祖父背肩耶路撒冷漫步，暗示著過去歷史與阿拉伯民族之間的關係，也代表著巴勒斯坦人背負失去失去家園的想法。1975年於海報再版這件作品時，以各種形式被複製，成為了藝術、抵抗與地方認同的重要指標，這幅畫的象徵意義深根蒂固地留存在巴勒斯坦人的集體意識之中。納賽爾．阿布法爾哈（Nasser Abufarha）於1989年出版的著作《The Making of a Human Bomb: An Ethnography of Palestinian Resistance》一書中，寫到他的這件作品象徵著「鬥爭的負擔，歷史沉重的負擔」（The burden of the struggle, the heavy weight of history）。而曼蘇爾其他的作品中，也不難看到許多象徵與土地、巴勒斯坦連結的符號，如披著白色披肩（milfa’a）及身穿巴勒斯坦傳統服飾的女性，手中拿著土地的生產的農作物如橘子、石榴等，或者帶有象徵和平橄欖枝等。由於不少作品隨後以海報的形式出版，對於巴勒斯坦社群帶來許多影響，這樣的符號象徵性，也影響之後的現代巴勒斯坦藝術家於創作中以各類符號體現巴勒斯坦。如曼蘇爾曾說：「有些人甚至否認我們的存在，否認巴勒斯坦文化和身份，所以藝術以此鬥爭，它為無家可歸的藝術家提供了一個家。」
道夫．希那爾（Dov Shinar）《Palestinian Voices: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West Bank》（1987）提到：「似乎在革命風格的框架下，巴勒斯坦藝術家在試圖傳達巴勒斯坦遺產感時，努力強調他們作品的非西方、鄉村般的性質⋯⋯抽象的、超現實主義的風格和一些圖形形式，包括一種額外的國際語彙。」與此同時，巴勒斯坦藝術除成為對抗巴勒斯坦人創傷性分離的一種方式，也體現出家園的標誌性紀錄，及對故鄉的想像，創造一種新的歸屬連結，發展出屬於巴勒斯坦歷史、地理與文化脈絡的樣貌。
然而，包含曼蘇爾等藝術家，因其創作帶有許多巴勒斯坦的色彩與元素，被以色列政府視為具有顛覆性，經年面臨以色列的許多審查與禁令。如在1980年代曼蘇爾、納比勒．阿納尼（Nabil Anani）與 伊薩姆．巴德爾（Issam Badr），他們於拉姆安拉 （Ramallah） 的Gallery 79 的展覽被以色列軍隊強制停辦，因展出的藝術作品被視為具有政治意義，並帶有巴勒斯坦國旗及其顏色。曼蘇爾在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的訪談中再次回溯當時發生的經過：「當時以色列士兵對我說即便你畫西瓜也會被沒收。」因為，西瓜的顏色正好是巴勒斯坦國旗的顏色。爾後，藝術家哈立德．胡拉尼（Khaled Hourani）受曼蘇爾的經歷啟發，開始創作以西瓜為圖像的作品，作為一種抵抗的象徵，也成為大量印刷與複製的符號。
巴勒斯坦藝術獨有的語彙，充滿強烈民族、土地、根、抵抗、生育、女性、宗教建築、色彩等象徵性意象，藉由仙人掌、圓頂清真寺、耶路撒冷老城、橄欖樹、傳統服飾、鑰匙等符號，來代表巴勒斯坦本身的複雜含義，也經常延伸討論成為動員巴勒斯坦抵抗運動與身份認同的基石。
傳播抵抗意識的視覺符號
1960初期到1982年間，在巴勒斯坦大災難（Nakba）後，隨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的建立，以及國際、動員反帝國主義團結，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這時期，體現巴勒斯坦藝術史上的重要階段，以藝術為出發的抵抗運動如雨後春筍般的萌芽，可大量複製的視覺符號成為凝聚巴勒斯坦人的重要傳播。由於其可連續複製與傳播的影響力與顛覆性，回應了巴勒斯坦人的政治需求與家園歸屬，因此藝術家也開始將海報與塗鴉等視為動員大眾的創造性媒介。
回溯歷史自英國託管時期（Mandatory Palestine）開始，1934年於耶路撒冷舉行的第二屆阿拉伯博覽會之際，發行了一系列代表耶路撒冷標誌性地標，如圓頂清真寺的海報和郵票，體現阿拉伯世界的支持，逐漸成為政治訊息的傳播者。而1938年後，一張印有巴勒斯坦地圖的郵票上寫著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自此開始地圖類型的視覺意象也於各時期的不同風格傳播。更直到後奧斯陸時代，包含伊斯梅．沙穆特（Ismail Shammut，1930–2006）、布爾汗．卡庫特利（Burhan Karkoutly，1932-2003） 等，開始用新的視覺詞彙進行不同的藝術實驗，如難民、農民、工人、教師與詩人等豐富多樣文化的守護者，亦或是巴勒斯坦民族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1941-2008）的詩句，來傳遞家園被毀，故土難以再見的意涵。再者，當討論巴勒斯坦以藝術的抵抗運動時，也須討論街頭藝術—塗鴉，其為巴勒斯坦公民和政治活動的關鍵工具。由於審查與禁令等限制巴勒斯坦藝術的自由傳播與表達，塗鴉成為組織抗議、罷工和集會的傳播方式，有效凝聚團結的媒介；且由於領土的劃分與自主權被剝奪，塗鴉這類的視覺行為試圖透過在公共空間繪製充滿象徵意義的圖像試圖阻斷佔領。
藝術創造對話空間與聯繫
然而，巴勒斯坦藝術除凝聚抵抗動員與家園歸屬外，更試圖創造對話空間與聯繫。如藝術家／廚師米爾納．巴米耶（Mirna Bamieh）發起「Palestine Hosting Society」計畫，以食物作為媒材，餐桌成為交流的空間，分享傳統巴勒斯坦食譜以及巴勒斯坦文化中食物的意義和故事，試圖透過藝術的社會變革力量修復巴勒斯坦記憶和身份認同的碎片。此外，各計畫與藝術空間如興起，以巴勒斯坦人／社群的角度與立場發聲，如位於拉姆安拉（Ramallah）的哈利勒．薩卡基尼文化中心（Khalil Sakakini Cultural Center）、RIWAQ及A.M. Qattan Foundation、位於比爾澤特（Birzeit）的巴勒斯坦美術館（Palestine Museum），或是位於伯利恆 (Bethlehem) 的Dar Jacir等，各組織也發起了多元的藝術計畫，如Qalandia International 雙年展或巴勒斯坦文學節（The Palestine Festival of Literature，PalFest）等。且於2020年COVID-19疫情後，巴勒斯坦在線廣播電台計畫Radio alhara，開始透過音樂創造聆聽、討論與辯論的集體空間，創造交流並記住彼此。這計畫除回應了疫情爆發後人們之間的聯繫，也回應了巴勒斯坦在長年面臨隔離與封鎖的狀態下，藉由音樂與當今世界聯繫—從邊緣發聲，向世界傳遞巴勒斯坦的知識。
縱覽巴勒斯坦藝術，其表達的象徵力量成為極具影嚮力的媒介。回應皮取．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將象徵性權力定義為一種近乎神奇的力量，使人們能夠憑藉動員，彷彿獲得透過武裝的力量。巴勒斯坦人面對不平等的佔領與驅離、嚴格的審查與監控機制，當無法發展媒體自由、政治集會與自決生態，藝術實踐的潛力將為巴勒斯坦人越過審查機制並表達訊息的方式，並強加強了巴勒斯坦的團結，逐漸凝聚巴勒斯坦抵抗的話語。從布爾迪厄的角度，藝術的潛力激發抵抗佔領動員的催化劑，作為一種媒介的功能，巴勒斯坦通過用反霸權的視覺敘事填充公共空間，傳達對自主權和願望的堅韌。以巴議題可能難解，然而巴勒斯坦藝術中所呈現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視的—持續發聲。
本文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1年8月號3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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