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maturge 在台灣劇場之必要？(上)

戲劇顧問工作坊的第一天，萊普奇開宗明義道，他並不想以傳統的戲劇顧問方法論為主要的講授內容。所謂的傳統，戲劇顧問在德國已自成一門學科，也有其理論與工作步驟，然這套理論和方法置諸日新月異的當代劇場，已有許多不合時宜處，因此萊普奇要求工作坊學員提出創作計畫，透過和每個計畫密集討論，實際演練當代戲劇顧問在創作初期所能扮演的角色、提出的建議、給予創作者何種協助。

也因此，在整個工作坊過程中，我們始終沒碰觸到古典定義下的戲劇顧問究竟承載哪些意義和責任，卻討論了幾個有趣的問題，其中一個即是「Dramaturge翻成『戲劇顧問』到底對不對？」

依據萊普奇的說法，當代戲劇顧問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在於協助導演或編舞家釐清幾個問題：一、這個製作所提出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二、此時此地為什麼需要製作這個演出？三、確保演出的核心問題和結構不會在排練過程中流失掉。以此，比戲劇顧問一詞更適切的，其實是「劇場構成」或已有人翻譯的「劇場構作」，唯後者不比「顧問」更像一個角色的指稱。

除了譯詞校正外，由於工作坊學員是以導演與劇場構作（是的，既然釐清了角色性質，譯詞自然從善如流）的組合參與，許多討論也集中在「到底導演與劇場構作該如何與彼此合作？」甚至是更敏感的導演與劇場構作的權力議題、以及此地劇場製作成本能否承載這個新的職位出現。針對這些問題，萊普奇經常以本質或原點做為思考的提醒，一則，現今劇場正從既往的導演（獨大）制走向團隊合作，劇場工作者也更重視「分享」的精神，而權力議題是政治性的，在他的觀察，這種政治操作已對德國劇場造成某些傷害，他並不鼓勵我們對此投注過多注意，而是回到「導演和劇場構作應該是藝術分享的夥伴」，審慎處理工作中的各種溝通、聆聽、回饋。他一再強調，「溝通」是他認為劇場構作最重要的工作。

相較於劇場體制發展悠久、分工嚴謹的德國，台灣劇場制度、分工雖未盡完善，在萊普奇看來卻充滿彈性和自由空間，這個條件對引進劇場構作來說或許是正面的，或許也是他選擇以劇場構作的「本質」與「實作」而非方法論做為工作坊內容的理由；然而，知道劇場構作可以是溝通者、聆聽者、建議者，可以提供研究資料、創作素材，可以編創、分析文本，可以與劇院藝術總監共同決定演出節目……能做的多如牛毛，但我仍無法確知：將這個德國角色擺進台灣當代劇場，是否真的合適？

因此，讓我們姑且回到歷史，看看劇場構作在德國是如何成形的吧。Dramaturge一詞最早出現於18世紀戲劇理論與劇作家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著作《漢堡劇評》（Hamburgische Dramaturgie），當時被劇院聘僱的他，主要職責是與大眾溝通戲劇（特別是劇作）的審美方法。此時的劇場構作功能，更近於為戲劇理論與觀眾之間構築橋樑。19世紀起，愈來愈多德國劇院有專屬的劇場構作，他們的職務也從學術性的評論者變成文本編創者，但從文字╱語言的角度涉入劇場仍是不變的。

進入20世紀，德國劇場構作的角色越發多工，從單一製作的經典文本翻譯、刪修，新文本的編創、分析，與非文本優先的導演╱編舞家共同發展創作素材、結構，還包括製作節目冊（裡頭多是演出相關的研究內容和理論陳述）、進行演前導聆，更大的面向則是參與劇院整個劇季節目的組織、決策等，乍看劇場構作的工作涉及創作、推廣、教育、製作，卻不是發散無焦點的包山包海。劇場構作一角，與德國人視劇場為「跨階級的溝通空間」、「肩負社會文化的教育功能」有密切的關連，更與德國人著重理論思辨的傳統密不可分。劇場構作所要「構作」的，不只是作品內部的結構，更要作品與當代社會的結構，以及作品與歷史（包括社會史與劇場史）的結構。

以文本、文學、理論為專業的劇場構作者，在德國劇場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為德國觀眾與創作者皆重視「劇場和此時此地的連結」，而劇場構作正是據其專業，為作品詮釋出縱向與時間、橫向與空間的連結。一如劇作者從文字語言的角度提出對劇場的思考與詰問，這些角度不同於導演和表演者的視角，卻都能使一個作品層次更多元、結構更扎實。

在工作坊中，萊普奇多次提醒劇場構作「不要讓自己陷入於文本工作╱理論中」，這或是受到傳統劇場構作訓練者的弊病，但是，當此一角色現身於台灣劇場，或許我們該思索一種反向路徑的可能：讓作品在發展中多一點思辨如何？用文本的邏輯來檢視作品結構會如何？把作品放在一個更宏大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脈絡中審視會如何？讓作品的結構與此時此地交織出一幅更龐大的時空結構，會如何？

如此，劇場構作或能在台灣劇場成為必要的存在，他╱她能做的，或許比擔任另一雙眼睛更多。

我總覺得Dramaturge這個字不好唸，定義也難捕捉。在台灣，這個詞彙一般被翻譯成「戲劇顧問」，有趣的是，許多業種的顧問職，往往顧而不問或問而未顧，然而，想在劇場裡當一齣作品的顧問，可容不得如此。

有比「戲劇顧問」更好的翻譯。但在考究翻譯之前，到底這個詞彙，或說職務，是怎麼在近年間忽然火紅起來？依據我並不嚴謹的推論，大致有個脈絡。這些年台灣劇場作品的排練與製作方式逐年轉變，過去一個作品被劇組以外的人看見，往往已是正式演出，但現在多的是排練中即開放專業觀眾或親友觀賞，有些作品則直接稱為「發展中的階段性呈現」（working in process），在非成品的情況下開放，為的是擷取外部意見，做為修改、提昇作品的參考。

這意味著劇場創作的過程中，對「另一雙眼睛」有所需求。這個需求一方面透過上述的開放排練滿足，另一方面，近年成為表演藝術市場寵兒的歐洲劇場，與其盛行的「戲劇顧問」一職，遂成為許多劇場人躍躍欲試、亟待引進的觀念和職務。曾幾何時，我開始在看完表演後的你一言我一語中，頻仍聽到這樣的句子：「這個導演╱編舞家如果有一個戲劇顧問，可能就不會是這種結果了！」

但到底戲劇顧問是什麼？除了扮演另一雙不同於創作者的眼睛，在劇場這個講求團隊合作的環境中，他╱她還必須擔負何種任務？少了他╱她，劇場和作品會有哪些致命的影響？在這個名詞出現頻率愈來愈高的當兒，我的疑問也愈來愈多，恰恰，今年「台北藝術節」請來德國資深戲劇顧問萊普奇（Christoph Lepschy）進行多場講座和工作坊，趁著參加之餘，也給自己補了些功課，我想探究的是：台灣劇場真的需要戲劇顧問嗎？如果是，我們能夠直接移植這套起源於德國的概念和方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