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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另類:泰特「英國酷兒藝術」展,兼談柏林同志博物館 「溫克爾曼」展

正統另類:泰特「英國酷兒藝術」展,兼談柏林同志博物館 「溫克爾曼」展

英國反歧視法於2017年滿50週年,今年行政院通過同性婚姻專法,並以中性釋憲文命名《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草案,明訂同性伴侶將可準用《民法》婚姻章規定結婚。然而,法令之於現實社會,藝術在其中又扮演什麼角色?透過評介泰特英國美術館「英國酷兒藝術1861-1967」與德國柏林同志博物館「溫克爾曼:神聖性別」(Winckelmann: Das gttliche Geschlecht)從中梳理酷兒藝術與社會間的關係。
今年4月起在泰特英國美術館(Tate Britain)盛大開幕的「英國酷兒藝術1861-1967」(Queer British Art 1861-1967)展覽(以下簡稱「英國酷兒藝術」),是該美術館首度與「LGBTQ+」族群(註1)的合作,一同紀念1967年性罪行法令《Sexual Offences Act 1967》頒布的50週年。從1861年英國廢除男同性戀行為的死刑判決起,到1967年性罪行法令中的正式除罪化,「英國酷兒藝術」橫跨這段同志族群逐漸發聲、獲得社會認同的百年歲月,系統化地梳理出一場首次以酷兒為主題的英國藝術展覽。與此同時,柏林同志博物館(Schwules Museum)正舉辦的「溫克爾曼:神聖性別」(Winckelmann: Das gttliche Geschlecht)(以下簡稱「溫克爾曼」)為題的特展,是為紀念溫克爾曼(Johann Winckelmann)的300週年冥誕,首度以酷兒角度呈現溫克爾曼的美學觀點。儘管策展緣起與範圍皆有所不同,但兩場以另類性別認同做為出發點的展覽,不意外地彼此互涉,產生討論的連結。
「英國酷兒藝術」呈現的年代包含前拉斐爾派、世紀末藝術與現代主義等重要藝術流派的變遷,而「溫克爾曼」展則聚焦在符合溫克爾曼對古代藝術之美學標準的18世紀繪畫與雕刻作品,兩場展覽不約而同呈現出以酷兒角度回顧美術史正統脈絡的企圖。在不同的框架檢視下,美術館原有的藏品可以產生酷兒意涵的詮釋,形式各異的作品文本亦得以進入展場,與之產生對話。
酷兒藝術:界定與框架
做為一場回溯歷史的英國酷兒藝術展,首先必須面對的提問之一極可能是:「究竟哪些作品算是酷兒藝術?」前拉斐爾派畫家所羅門(Simeon Solomon)的《莎芙與埃里納在米蒂利尼的花園裡》(Sappho and Erinna in a Garden at Mytilene)屬於較無爭議的同志題材作品。所羅門本人便是備受折磨的男同性戀者,他曾因男男性行為被判有罪,而畫中題材希臘女詩人莎芙(Sappho)是女同性戀的精神指標,其出生地萊斯博斯島(Lesbos)也成了女同性戀(lesbian)一詞的字源。所羅門將莎芙與女詩人埃里納(Erinna)描繪成明顯親密的同性愛人,即使在著迷古典題材的前拉斐爾派中,這樣直接的表現也屬罕見。
所羅門Simeon Solomon│莎芙與埃里納在米蒂利尼的花園裡Sappho and Erinna in a Garden at Mytilene Watercolour on paper 33×38.1cm 1864 Tate. Purchased 1980 圖│泰特英國美術館
但另一方面,許多描繪健美男性肉體的畫作與雕刻,究竟有多少程度的同志暗喻?或者,是否必須出自同志藝術家筆下的作品,才能進入酷兒藝術的框架?甚至,是否所有被選入展場的文本,都能理所當然地展開酷兒角度的解讀?實際上,策展人巴洛(Clare Barlow)已回答了這個問題:「最終,是由你這位觀者來決定,是否要讓藝評作者所提出的酷兒詮釋,進入你對作品的欣賞或理解。」(註2)
巴洛進一步在訪談中指出,「酷兒藝術」一詞並不代表某種新創的、和其他正統藝術有所區別的藝術類型,而是能夠針對酷兒議題產生對話的作品,這也意味著並非只要是同志藝術家的創作便能冠上酷兒藝術的名稱。「我們所呈現的絕不是種封閉的正統」她強調。
巴洛所舉的例子是米頓(John Minton)的《白廳更衣室裡的騎兵衛隊》(Horseguards in their Dressing Rooms at Whitehall),這位歿後才以插畫出名的同志藝術家,在這幅石版作品中勾勒出一名正在休息室中刷整自己熊皮黑帽的騎兵。騎兵的赤腳、鬆解下的吊褲帶,使整幅畫面帶有一股放鬆的親密感;他的各樣配件以近乎戀物癖的方式羅列在床鋪上,其中包含閃亮的皮靴、警棍,以及用途不明的管狀物。在1950年代的脈絡中,有歇息時的騎兵衛隊涉及情慾舉止的傳言,加上畫家本人與其他男性的公開緋聞,此時的畫面似乎便隱藏了一層慾望暗示。然而,正如巴洛指出,這幅畫也完全可以視為不具任何的絃外之音,是一幅描寫皇家衛兵生活細節的單純作品。在框架出所謂的「酷兒藝術」範疇時,原本就是種難以脫離主觀解讀的行動,但卻無疑為作品提出了新的論述可能。
於是,「英國酷兒藝術」一方面是對酷兒藝術定義的框架,另一方面也以不同角度框架出從所羅門至培根(Francis Bacon)、霍克尼(David Hockney)時代的英國藝術史。正如在「溫克爾曼」展中,策展人以「溫克爾曼」所開展出的意象做為框架,展覽中除了以酷兒視野觀看這位德國美學權威之生平及其影響,也同時展出獲得重新解讀的18世紀德國藝術家作品。泰特英國美術館所展出的作品中,有相當比例屬於唯美與浪漫精神;而柏林同志博物館的展品則正符合溫克爾曼著名的形容語「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在再現酷兒藝術的當下,兩場展覽亦同時回顧了不同時代與國族的藝術史切面。其中的提問因此不僅在於何者為酷兒藝術,更是對於自身文化投射的提問。
古典重現:美麗與怪異
在這兩場以酷兒角度為題的展覽中,多少出人意料的是,展出的大半作品並不似一般所想像的強調情慾放縱;相反地,不少作品形式非但符合多數人對「美」的期待,甚至可用溫克爾曼所使用的古典性或理想美等形容詞加以描述。尤其「溫克爾曼」展所呈現的展品,更與同志博物館所收藏的其他驚世駭俗作品形成強烈對比。而兩場展覽對於藝術正統性的討論,在古典題材的解讀上於是獲得最大的互文性。
前拉斐爾派畫家雷頓(Frederic Leighton)據傳與年長近30歲的詩人葛雷維爾(Henry William Greville)擁有親密的伴侶關係。「英國酷兒藝術」展上的雷頓作品《代達洛斯與伊卡洛斯》(Daedalus and Icarus)引用熟悉的古典題材,並刻意隱藏起年輕伊卡洛斯的性徵:巧妙遮掩的私處、少女般微隆起的胸部,以及性別不明的滑順肌膚與五官。在黝黑老人的陪襯下,伊卡洛斯(Icarus)展現出對青春胴體的歌頌,是跨越性別的奇特美感。
雷頓Frederic Leighton│代達洛斯與伊卡洛斯Daedalus and IcarusOil on canvas 138.2×106.5 cm exhibited 1869 Private Collection 圖│泰特英國美術館
類似的做法出現在克蘭(Walter Crane)《維納斯的新生》(The Renaissance of Venus)。以童書插畫聞名的克蘭,加上畫作本身的正統神話題材,令觀者難以想像這幅作品能與酷兒藝術產生關聯。然而根據記載,雷頓第一眼見到這幅畫作時便發出疑問:「這不是阿芙蘿黛蒂(Aphrodite),是亞歷山卓啊!」(註3)雷頓所指的亞歷山卓是當時許多畫家愛用的男模特兒。據說克蘭由於妻子禁止他使用女性模特兒作畫,因此克蘭找上了亞歷山卓。畫中的維納斯於是有著男子的臉龐與女子的軀體,一旁的女神們著迷般地望著新生的維納斯,使整幅畫的性別指涉更加模糊。
這種雌雄同體的形象於是在酷兒藝術展中反覆出現,正呼應著溫克爾曼將雌雄同體視為「理想形象」的美學標準。在溫克爾曼的心目中,美不是別的,是處於兩種極端間的方式;古代藝術家以這種形式表現兩種性別的混合,以此表現美的極致、理想的形象。(註4)在希臘神話中,阿芙蘿黛蒂與荷米斯(Hermes)生下的兒子是絕美的赫馬佛洛迪特斯(Hermaphroditus),這名後來成為陰陽人的神話人物便是雌雄同體(hermaphrodite)一詞的字根。
這種兩性之美的結合儼然成為正統藝術中被認可的酷兒形象,一如陳列在「溫克爾曼」展中的《薩提與赫馬佛洛迪特斯》(Satyr und Hermaphrodit)雕塑,這座於18世紀發現的古羅馬雕刻由於其優美線條與強烈感官性的結合,無疑體現著當時理想美的典型。好色的森林之神薩提並未發現眼前的美人的真實身份,將他當作一般的獵物追逐;而在雕像軀體的誇張扭轉下,觀者必須走到雕像的另一面,才能發現巧妙隱藏在股間的男性性徵。
這種對美的觀念看似過時,但在今日的「英國酷兒藝術」展中卻仍是反覆貫穿的母題。從所羅門顛覆一般想像的陰柔《酒神》(Bacchus),到20世紀英國女畫家格魯克(Gluck,原名Hannah Gluckstein)刻意做出男性化裝扮的《自畫像》,雌雄莫辨的形象至今依然令人困惑,又不自覺深受其中的美所著迷。
所羅門Simeon Solomon│酒神Bacchus Oil on paper laid on canvas 50.3×37.5cm 1867 © Birmingham Museums and Art Gallery 圖│泰特英國美術館
「怪異、性感、揪心」(strange, sexy, heartwrenching)是英國藝評家瑟爾(Adrian Searle)評介「英國酷兒藝術」展所使用的標題。酷兒一詞最初的基本定義便是「怪異的」,而酷兒藝術所涵蓋的題材亦不僅限於同志愛人,亦包括各種性別的變異。而這些作品都是乍看之下令「正常人」感到怪異,但卻往往具有無法否認的美麗與性感。而在進一步了解作品背景後,甚至可能帶來更深沉的悲戚與揪心。
格魯克(Gluck,原名Hannah Gluckstein)刻意做出男性化裝扮的《自畫像》(Self portrait)。圖│泰特英國美術館
酷兒藝術與社會
「英國酷兒藝術」與「溫克爾曼」兩場展覽,不僅展現出酷兒藝術做為藝術史正統的企圖,同時也探討了酷兒藝術與社會正統地位間的關聯與衝突。策展人巴洛在展覽手冊中指出,雖然有少數例外,但展覽中呈現的大部分是白人上流社會的世界,而被視為怪異的酷兒身份自然難以見容其中。並非人人都像溫克爾曼一般性向成謎,儘管包括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內的多名同代人皆曾指出他的同志傾向,但無論同代或後世研究往往刻意忽略可能的酷兒詮釋,以免動搖這名美學家舉足輕重的地位。(註5)
至於「英國酷兒藝術」所涵蓋的範圍雖已是酷兒權利逐漸抬頭的時代,但這段過程是漫長且艱辛的。展場中以王爾德(Oscar Wilde)風度翩翩的全身像,並置著他當年服刑的牢房大門,用以紀念這位知名風流才子當年那場令人動容的、為同性之愛振振有辭的審判辯護。儘管英年早逝的王爾德生平是段悲劇性的結局,但他所代表的正是酷兒族群於上流社會間的掙扎剪影,以及各類酷兒藝術對社會帶來的衝擊與影響。
才氣橫溢的畢爾斯利(Aubrey Beardsley)在他為王爾德劇作《莎樂美》(Salome)所製作的插畫作品上,便直接向這名藝文前輩表達致意。在《希羅底進場》(Enter Herodias)中,王爾德以弄臣般的形象出現在畫面右下角,手中持著的劇本可看出《莎樂美》的標題。而畢爾斯利本身獨樹一格的頹廢派風格,則糅雜著精緻與怪誕,如同他為古希臘劇作《莉西翠妲》(Lysistrata)所做的插畫頁面中所呈現的:這部題材特殊的經典喜劇在畢爾斯利的詮釋下,成了極致荒謬與唯美細節的綜合體。然而,儘管畢爾斯利本身性向不明,他的作品在當時藝文界又大受歡迎,卻仍不敵當時社會對於同志的不容;受到1895年王爾德入獄的波及,他的出版工作遭到暫停,26歲的因病早夭使他成了又一名悲劇角色。
「英國酷兒藝術」除了作品的酷兒角度解讀外,亦有相當成分在於做為社會的記錄文本,展品亦包含了手稿、攝影、海報與劇場物件等元素。從所羅門與王爾德等人的受壓迫時代,到20世紀前半葉包含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畫家格蘭特(Duncan Grant)在內的布魯茲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對於提倡性別意識的影響,直到培根與霍克尼等人對於同志身分毫不隱諱的宣告與表現,整場展覽亦是酷兒族群在社會中取得「正常」地位的進程記錄。
於是,英國藝術的指標機構之一的泰特英國美術館,如今跨出白色立方體,與一向以著重藝術與表演性的LGBTQ+族群合作,某種程度上也意味酷兒藝術終究得以跨入藝術與社會兩者的正統範疇。彷彿與之呼應般,原本即以另類同志歷史為出發的柏林同志博物館,則是回顧起強調古典價值的德國美學思潮。一如藝術史中的多樣詮釋,酷兒藝術也將開啟更多元的論述與解讀。

註1 LGBT泛指所有非異性戀者,包括英文女同性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雙性戀(Bisexual)、跨性別(Transgender),之後亦出現LGBTQ或LGBT+的用法,Q指所有對自身性別感到質疑者(Questioning)或是酷兒(Queer)。此術語如今廣受社會與學術用語接受。
註2 Clare Barlow, Queer British Art 1861-1967, Tate Publishing, 2017, p. 12
註3 阿芙蘿黛蒂即與維納斯相對應的希臘女神。這段引言出自《Queer British Art 1861-1967》 p.43
註4 關於溫克爾曼的引用參見John Harry North, Winckelmann’s “Philosophy of Art”: A Prelude to German Classicism,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註5 參見「溫克爾曼:神聖性別」展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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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英國酷兒藝術1861-1967」策展人克萊兒.巴洛(Clare Barlow)〉

郭書瑄( 21篇 )

荷蘭萊登大學藝術與社會研究中心博士,曾任科技部研究員與大學助理教授。移居柏林後斜槓多項身份,但以寫作佔據比例最多。著有《插畫考》《圖解藝術》《荷蘭小國大幸福》《紅豆湯配黑麵包》等專書,2022年由典藏藝術家庭出版社發行《生命縮圖:圖像小說中的人生百態》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