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中的台灣美術脈絡，看「台北藝術園區—北美館擴建計畫」
本專題「文資重構．議題再現」的籌備期間，台灣藝術重鎮的台北市立美術館亦發表了一個重大計畫，即「台北當代藝術園區與美術館擴建計畫」，館長林平接受《典藏Artouch》專訪時即表示她與台北市文化局長鍾永豐碰面談到，「美術館是博物館，博物館看重的是歷史累積，不只是一個『藝文場館』或是一個展演空間。目前也許我們只在乎美術館辦了什麼展覽？但是美術館對於歷史詮釋、當代連結、未來創生均要有所交代。」
台北當代藝術園區鳥瞰示意圖。（台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尊彩藝術中心以日治前輩藝術家為主題的二五特展「傳承／可見與未可見」現場一景。（尊彩藝術中心提供）
現在看來，這段話對此專題意義重大，畢竟主題之一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其座落的館舍作為古蹟建築，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教育會館」以及戰後的「美國文化中心」蘊含了近百年的台灣現當代藝術脈絡，專題籌備期間，亦不斷地發現各種以回顧台灣美術史為主題的展演，包括尊彩藝術中心以日治前輩藝術家為主題的二五特展「傳承／可見與未可見」、台北當代藝術館的「不只是歷史文件：港台錄像對話1980-90s」、關渡美術館的悍圖社20年展「搏擊俱樂部」中的「101現代藝術群」等，當中的作品或是藝術家，都曾與此地有某種程度的連結。未來這個座落於圓山地區的大美術館園區，如何整理這段台灣美術被切割的支離破碎的土地脈絡，以及其所造成台灣美術之於地方想像難以凝聚的問題，或許是個值得觀察的重點之一。
「不只是歷史文件：港台錄像對話1980-90s」展覽現場。（攝影／盧穎珊，TIDF提供）
戰後外來政權轉換常是台灣歷史建物轉換使用功能的原因，1949年後台灣前日本殖民政權留下的官方館舍亦需乘載另一批來自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層級的國家機器，因而造成了原為藝術與教育推廣的「台灣教育會館」成了省參議會的所在地，之後因緣際會成了美國文化中心才又陰錯陽差地延續了這個地方的藝文空間使用脈絡，最後則因此地曾為二二八事件歷史現場的因素成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例子我們或許還可以歸咎於大時代的無奈，但在自由民主社會的當下，近年來多項的古蹟再活化政策，則是令人感到憂心古蹟建築原可作為時代與歷史想像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否會因為毫不在乎歷史記憶與利益掛帥的「古蹟活化」而因此蕩然無存，如先前最爭議的台北機廠原本可能被都更為文創園區的計畫，就有可能抹去百年來的台灣鐵道記憶，承載台北城中日治繁華記憶的菊元百貨，被拆解後的中山橋（前明治橋）以及陳茂通宅現今重建無解，甚至是二二八事件重要歷史現場的辰馬商會（今彰化銀行台北城中分行）依舊生死未卜，台灣根基於古蹟建築的土地脈絡與歷史的主體性，通常就是被利益導向的城市治理思維抹殺，本次專題透過對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美術史脈絡整理，期冀引領社會大眾思考：保護古跡建築真正的用意在哪裡？不單單只是要做觀光、做文創或是單純讓街景好看，而是我們需要有形的標的物為我們承載歷史、記憶與想像。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所在的南海路54號，就為我們連結了近百年的台灣藝術史。
中正紀念堂能否容得下批判蔣介石的論述？
本專題另一個有趣的對比對象則是「中正紀念堂」，相較於日治時代留下的古蹟建築，在面對轉型問題時，此過去威權時代的象徵享有了無數的討論工作坊。在此次專題的討論中，「拆除」這類現今大眾媒體浮面式的議題設定僅徒增社會衝突的方向，從未出現於藝術、台灣史與政治評論的觀點當中，相對地，「多元性」的脈絡發展以及如何透過蔣介石這個威權符號去更完整地認識我們的社會，才是重點。本次中正紀念堂亦開放空間與「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和「家庭備忘——記憶與遷徙之島：東南亞新住民主題當代藝術展」，其中前者直接針對中正紀念堂本身的威權結構提出質疑，後者雖不直接處理建築物本身，但也在空間內部的展演實踐想像中，提出另一個可能的關注脈絡，後續發展值得關切。
張立人的作品《世紀偉人》於2017年「後解嚴：想像紀念堂」展覽現場。（台灣藝文空間連線提供）
「家庭備忘——記憶與遷徙之島：東南亞新住民主題當代藝術展」展覽現場。（攝影／汪正翔，均勻製作提供
其中本專題所邀請的政治評論人陳昱齊在〈中正紀念堂的「轉型之路」：除了「永懷 領袖」的標準答案之外〉一文中亦指出，以「永懷 領袖」為主題的常設展為例，主題僅以「紀念」為主軸，卻未有任何蔣介石其他面向的探討，舉例來說，5月19日舉辦的自由主義系列論壇中，即針對「何謂加害者？談轉型正義與促轉條例的加害責任問題」的主題加以探討，其中台灣史學者周婉窈便明確指出，蔣介石在戒嚴時期對各種司法判決直接性的干預，甚至直接批改處決和增加刑期的舉措是完全違法的，甚至也找不到理由或是法律依據，因此必須整理政治檔案才能得到解答。（註）而在現今一面倒讚頌氛圍的中正紀念堂中，實在找不到此類論述的容身之地，離「功過並陳」顯然還有一段距離。
專題｜結語：台灣古蹟建築作為承載歷史、記憶與文化主體性的有形標的物
黃亞歷《日曜日式散步者》片中風車詩社成員的李張瑞。（© wikipedia）
而周婉窈的論點，也不禁讓我們想起先前導演黃亞歷引起熱烈討論的實驗電影《日曜日式散步者》，片中風車詩社成員的李張瑞，其中因其在戰後組織的讀書會，成員中的蘇榮生加入匪諜組織，李張瑞因此被波及，原本查無他從事叛亂活動的證據，但仍以讀書會為叛黨組織為由，判決有期徒刑15年。最後竟然在總統府的指示之下，將李張瑞改為死刑，最後被槍殺冤死，片中夾雜台灣古早味與西洋超現實風情的詩意氛圍，最後終結於白色恐怖的槍聲之下。除此之外，亦有為數不少的藝術創作者受到戰後的威權統治威脅，創作生涯受到重創或是直接喪失寶貴生命，不論是畫家陳澄波、版畫家黃榮燦、原住民音樂家高一生、作家楊逵與葉石濤等不勝枚舉，當我們在思考藝術如何介入中正紀念堂轉型溝通時，他們的生命經驗是否應該納入探討與想像的範疇？當然，這必須有個先決條件與前提：藝術家的創作生命應高過一切政治性與唯物論的思考與論述。
陳澄波，《自畫像》，油彩畫布，41×31.5cm，1930。（尊彩藝術中心提供）
陳飛豪( 116篇 )陳飛豪，生於1985 年。文字寫作上期冀將台灣史與本土想像融入藝術品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