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我的眼・藝術不在家】玻璃櫥窗的兩側：移民與相關議題的藝術實踐

2022年我在亞琛（Aachen）參與一場工作坊，認識了當時在工作坊中擔任專案行政一職的Maria Wildeis。在工作坊的最後一天，我們參訪了一些科隆的藝術空間，也包含了Maria經營的Gemeinde Köln。當時我便被Ebert廣場以及鄰近藝術空間特殊的氛圍所吸引：混亂、帶著一點點危險，一切卻又依循著一定的規則前進，並且激發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實踐方法，這種自由的氛圍不是畫廊，或是已經習慣於接受政府補助，並且制度化、甚至略顯僵化的藝術空間所能比擬的。

當然，我也知道自由的背後可能潛藏著各種危機：管理人力不足、所在地的族群衝突等等，這些都加深了想要做「好」（註1）一檔展覽在當地的困難，但這也更讓我好奇能夠把一檔展覽帶到這樣的場域中做出些什麼？

在2020年參與規劃的展覽「方域之外」與「內在漂逐」後，我利用其他計畫實際走訪了在這兩檔展覽中提到的穿越邊境者們從南亞抵達歐洲的路線，並且嘗試找尋參展藝術家教導過的學生，特別是在他們踏上跨越邊界的旅程之後，什麼地方被改變了？在疫情過後，過去在展覽中合作過的藝術家從美國返回作為第二代難民出生的中繼站，擁有了自己的團隊並且開始向下紮根，推行電影與聲音製作的教育計畫，我也好奇於這幾年的轉變。於是在Maria的大力協助下，今年在Gemeinde Köln與蔡秉儒共同製作了展覽「Transfer Station – The Missing Shadow」。

從個人角度而言，我並不會將「方域之外」與「內在漂逐」兩檔展覽定位為「南亞交流展」，其一是因為南亞多語種與族群的問題，我當時並沒有能力透過藝術家交錯的背景去描述出南亞的面貌；其二是立基於藝術家的田野調查所製作出的展覽通常有其侷限，我對於以國家或地域作為主題劃分的藝術實踐方式大多充滿困惑，畢竟以國族疆域作為劃分方式的思考與行政機制的邏輯十分吻合，或許基於現實的理由可以部分符合這樣的設計方式，但是否要讓該條件放在製作一檔展覽的前端，我想還是可以再討論。

因此Transfer Station – The Missing Shadow作為兩檔展覽的延續，一開始就從族群的移動與移動背後所發展出來的經濟以及人際關係網絡出發，以南亞及南亞－歐洲的移動路徑作為案例。談論「移民」在台灣的困難其實來自於對自身文化認識的缺乏，但「移民經驗」卻又是共享的經驗之一，相較於其他正在發展移民研究與相關議題藝術實踐的地方，台灣藝術工作者的背景與經驗實際上對於發展這個題目頗有助益，卻缺乏藝術實踐與對話的典範。

我傾向於將這檔展覽視為眾多正在發展或實踐中的藝術計畫之一，移民，或者族群的移動過程往往牽涉繁多因素、漫長並且一直處於變動之中，這個展覽更適宜作為一個主題中的逗號來理解，這篇文章則是過程中的一小段紀錄。

移民博物館在歐洲

1980年代開始，由土耳其移民自我組織的團體在德國意識到了保存移民檔案的重要性，經歷重組並且與其他族群的移民、無移民背景的德國人共同工作後，更名為DOMiD，陸續獲得了北萊茵－威斯特法侖州（2010）與國家（2015）的支持，興建以移民議題為主的檔案館兼博物館。據其網站的統計，該館將在未來成為全歐洲占地最大的移民博物館。

除此之外，目前在荷蘭興建中的另一座移民博物館FENIX，也預期在2025年開放；2013年在德國成立的「全球移民時代的藝術理論與藝術生產」小組，認為「移民」將會是當代藝術核心議題之一。2022俄烏戰爭爆發後，前往歐洲避難的烏克蘭人成為歐洲的新移民，歐洲社會的支持系統與包容性面臨著挑戰，同時也提醒著人們相關議題的探究仍有待深入，並不會因為單一事件的結束而宣告終結。

對於移民歷史的探究，雖因地域不同而略有差異，但仍不得不提及其與殖民歷史的關聯性：位於法國的移民歷史城（Musé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便是從殖民地博覽會建築物轉變為以移民相關議題展示的場館的案例。

博物館建物金門宮（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建於1931年，原本作為殖民地博覽會的接待處使用，曾經作為法國海外殖民地展品展示（1935）、非洲與大洋洲藝術品展示使用，直到1990年代將該館改以移民議題為主的呼聲出現，政府開始朝向「國家歷史與移民的文化中心」前進。2007年移民歷史城正式向外開放，仍保留了讚揚殖民主義的大型壁畫與浮雕。不遠處，過去作為殖民地博覽會國家館使用的The great Pagoda，轉變為亞裔移民今日在巴黎的宗教信仰中心與聚會地點。

但移民歷史城長期以來一直因為移民與民族認同連結的方式飽受爭議：在2010年移民抗議法國政府在身分文件發給行政流程以及社會支持系統取得困難的事件中，該館被法國的非裔及亞裔無證件移民佔領近一個月，作為傳達訴求的主要地點。（註2）2021年非裔館長Pap Ndiaye接受泰晤士報訪問時，表示該館經營的困難，除了處於藝術場館的邊陲，也包含了如何轉變從帝國時期遺留下來，對於將移民「變成一位禮儀得體的法國人」不合宜的期待。

回應自阿拉伯之春後湧入歐洲的難民潮，2015年德國歷史博物館（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DHM）開啟了邀請中東難民擔任博物館解說員，講解伊斯蘭文化文物的項目；2021年，德國的博物館雜誌Museumsjournal推出了以移民相關議題為主的專題， 在該專題中介紹了展示移民議題的博物館與相關的藝術計畫；柏林的世界文化中心（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著重於展示歐洲以外的藝術實踐，但現任館長，出生於喀麥隆的Bonaventure Soh Bejeng Ndikung自2023年上任後也引起人們對於「歐洲以外」一詞背後所指涉的多元性的討論，以及在展覽中是否過於偏重非裔藝術家的疑慮。

DOMiD 的經驗與啟發

1990年，柏林的Türkei-Archiv協會與埃森（Essen）的Türkei-Data 協會合併，成立DOMiT-土耳其移民檔案中心與博物館（DOMiT-The Documentation Center and Museum of Migration from Turkey），旨在保存土耳其移民的歷史與檔案，並向公眾開放。

DOMiT在2000年移到科隆後，與另一個主張建立移民博物館展示移民歷史的組織「德國移民博物館」（Museum of Migration in Germany）合併（2007），在這次的合併當中混合了來自於不同地區的移民以及無移民背景的德國人，主旨與轉向成立一座國家的移民博物館，為了更符合這個擴張的社群，更名為DOMiD－德國移民檔案與博物館（DOMiD-Dokumentationszentrum und Museum über die Migration in Deuschland）。

在2024年4月在德國的駐地研究期間，我透過信件連絡上DOMiD策展團隊的策展人之一Ismahan 。由於目前博物館仍在建設中，DOMiD的檔案庫與臨時辦公室被安置在市政廳的四樓，包含了過去的出版品、一些與藝術家合作的攝影與收藏的移民議題相關文件被安置在走廊上，成為理解DOMiD願景的臨時展場。

Ismahan的解說下，我們共同閱覽了DOMiD收藏的土耳其移民檔案，包含了早期記錄的錄音帶、錄影帶與來自於移民家庭的行李箱；2015年難民危機以來，DOMiD也收藏了相關物件，除了難民隨身攜帶，足以召喚起記憶的物件外，也包含了因應這場危機所使用的搜救器材，如：在地中海搜救難民時所使用的安全帽。難民／移民的安置與融入社會，以及對於德國社會所帶來的衝擊，也是DOMiD展示與研究的主題之一：德國政府向難民及移民開放的政策引起了極右翼團體的不滿，在一場暴力事件中極右翼人士在公眾場所引爆了裝有鐵釘的炸彈，造成多人傷亡。DOMiD收藏了一根自傷者腿中取出的長鐵釘，作為一面向未來的警醒。

即將離開DOMiD的辦公室前，我詢問Ismahan「移民或難民在顛簸的遷徙過程結束後，並不一定會結束移動，德國或歐洲可能並不是他們的終點站。在歷經漫長的融入與定居生活後，他們仍然可能因為經濟因素或是個人生涯規劃選擇離開，作為一間關注於移民議題的博物館，DOMiD是否思考過處理這個面向？」Ismahan認為，「離開德國的人」也將會是未來博物館一個重要的展示主題，「他們為什麼離開？以什麼方式離開，顯示了德國在面對移民問題時的另一面，並不能忽略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Ebert廣場作為藝術實踐與移民生活的場所

位於科隆的另類移民聚集區Ebert廣場，則顯示出另外一種現實的樣貌。

Ebert廣場在19世紀前原是未開發的林地，在1885年的城市規劃當中首次提及將之納入多條街道匯聚地點，成為一個廣場的想法，當時被視為環城公路的一部分，並未命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科隆市政府曾經計畫將該區規劃為現代化的公園，包含了樹林、照明設施、飲用水及噴泉等，後來隨著戰爭的開始與政治變化，廣場多次更名，（註3）直到1950年代才以威瑪共和國第一任總統Friedrich Ebert的名字命名為Ebert廣場（Ebertplatz）。在1960年代加入城市整體規劃的輕軌電車網絡的一部分，Ebert廣場輕軌車站在1974年正式啟用。但由於樹林隱蔽的特性，以及多層建物的規畫失當，Ebert廣場長期以來都是非法交易發生的場所。

據當地藝術工作者的回憶，1990年代時Ebert廣場已有零星藥頭販售大麻等娛樂性藥物，部分藥物來自於荷蘭，偶爾會有無家者、酗酒的青少年佔據廣場一角，出現在廣場的族群仍以當地人為主。後來市政府將Ebert廣場閒置七間商店中的四間釋出，邀請藝術團隊進駐。但隨著難民湧向歐洲，Ebert廣場的販售者族群逐漸被缺乏證件的非裔族群取代，他們經手的藥物最遠來自於中國與緬甸，兼販售不知來自於何處的品牌香水與小型電子產品。曾有人詢問這些販售者一日的交易金額，稍有年資的販售者一日進帳可達一千歐元，但個人一日使用的藥物也近兩百歐元，Ebert廣場成為藝術家與販售者共處的特殊場所。

販售者群體當中也有著明確的界線，以Ebert小徑為界，北非與西非群體分別佔據廣場不同區域，不時產生衝突；販售者們也不輕易靠近藝術空間，僅在距離2-3公尺遠處遊蕩。2018年市政府出現了關閉藝術空間的想法，所幸在藝術工作者的串聯與聲援中，終止了這項提議。但同年，隨著警察驅逐了科隆城市另一端的非法藥物販售者，更多無處可去的販售者來到Ebert廣場，該區原本販售的藥物也從大麻變成更易上癮、價格更高的的海洛因與吩坦尼，毒品使用問題更加惡化。

Gemeinde Köln的實踐與反思

Ebert廣場目前共有五個藝術空間／組織運作：Labor（2005-）、Gold+Beton（2013-）、Mouches Volantes、ungefähr 5（2014-）與Gemeinde Köln（前身為Tiefgarage，2015至今）。透過科隆市政府補貼的營運經費、租金與水電，這些空間得以更專注於實驗性的展演與作品，並且與來自不同領域的藝術工作者展開新的對話，也包含了許多來自德國之外或非長駐德國的藝術家們。因為政府補貼的金額有限，與空間特殊的性質，使空間經營者面臨諸多挑戰。 

Gemeinde Köln的負責人Maria出生於1984年，曾在杜賽道夫藝術學院學習藝術史，她同時也是一名DJ與聲音創作者，她認為Ebert廣場的混亂中蘊藏著可能性與創作者所需要的養分，她與年輕的藝術工作者共同工作維持空間的運作，在有限度的經費中以時薪或專案的方式支付薪水。但藝術工作者們往往隨著駐村計畫、找到更穩定的工作或是完成在德國的學業而來去。顯然，穩定的空間經營並且援引畫廊的模式，或是將空間作為實驗場，傳承策展與空間經營等經驗並非Maria的首要目標。她認為，擁有相似目標的藝術工作者彼此之間會因為相近的理念在Gemeinde Köln匯聚，透過共同工作向彼此學習，她所能提供的是提供一個會面的平台，並且讓事件因此發生。

一些已經畢業但試圖留在德國尋求更好發展的藝術工作者、負笈德國藝術學院念書的外籍學生參與了Gemeinde Köln的許多工作或展覽。他們當中有人來自於亞美尼亞、哥倫比亞或帶有墨西哥血緣，有些人正等待著德國的永久居留權，有可能，他們也會成為德國的新移民。

隔著玻璃窗，兩側移民遙遙相望：在Ebert廣場實踐的藝術類型非常多元，當中不乏關注於社會議題的作品，但從未成功成為雙方或是面向公眾的溝通橋樑，據Maria口述，科隆市政府在今年改變了Ebert廣場的經營模式，委由民間團體經營。在未來，一直被市政府視為潛在治安隱憂的Ebert廣場能夠因為更多或不同形式的藝術實踐獲得翻轉的機會嗎？

此外，右翼政黨對於移民政策的態度一直以來都很清晰，左翼政黨雖對移民持友好態度，但就當地藝術工作者所述，右翼政黨願意投入文化藝術項目的意願較高，形成兩難的局面，也不禁令我反思，是輕忽了移民網絡與藥物販售背後的複雜性，所以寄予藝術與社會場域交往的厚望；抑或是在這樣複雜的社會環境當中，劃分出彼此的界線，互不干涉、互不往來才是最好的做法？

年表

時間	DOMiD （以下所提及之展覽皆為該組織所策劃）	與移民相關的社會事件	在歐洲與移民相關的藝術實踐
1980年代	1980年代末，Türkei-Archiv 協會（柏林）與Türkei-Data（埃森）合併。		將鍍金門宮（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轉變展示移民歷史的博物館的想法在法國被提出。
1990	DOMiT—The Documentation Center and Museum of Migration from Turkey 在德國埃森由合併的兩個主要的土耳其移民團體Türkei-Archiv與Türkei-Data成立。	《都柏林公約》簽署，主要目的是釐清並且確保至少有一歐洲國家接受尋求庇護者的申請。
1997		《都柏林公約》生效
1998	與埃森的Ruhrland museum（註4）合作展覽「Fremde Heimat.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from Turkey – Yaban, Sılan olur. Türkiye’den Almanya’ya Göçün Tarihi」，展示土耳其移民與移工議題的相關檔案，本展以雙語進行。	科索沃戰爭（1998-1999），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問題形成大量且跨世代向歐洲前進的移民。
2000	DOMiT自埃森搬遷到柯隆
2001	展覽「40 Jahre Fremde Heimat – Einwanderung aus der Türkei in Köln. 40 yıl Almanya – Yaban, Sılan olur」在科隆市政廳展示了以鄰居、朋友及同事的角度觀察到的在科隆的土耳其移民。	阿富汗戰爭（2001-2021），造成大量難民與移民。
2002	2002-2006年間與多位合作者及組織共同工作的展覽「Project Migration」，2005-2006年間在科隆的四個地點展出。
2004	與聯邦公民教育局、北威州是移民代表工作小組、科隆市政府合作的展覽「Shared Memories」講述了德國移民史鮮為人知的一面，在德國的10個城市中巡迴展出。	一枚釘子炸彈在科隆深受土耳其移民歡迎的Keupstrasse被引爆，造成多人受傷，新納粹組織Nationalsozialistischer Untergrund，聲稱對此負責。
2007	DOMiT與Museum of Migration in Germany 協會合併，改名為Dokumentationszentrum und Museum über die Migration in Deuschland，DOMiD。協會宗旨轉變為成立一座以移民檔案為主的移民博物館，成員加入其他移民族群及不具備移民背景的德國人。		國家移民歷史城（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在沒有公開儀式的情況下直接開幕，因諸多爭議，當時參與計畫的12名學者中有8名辭職。
2009	自今年起，北威州開始向DOMiD提供年度補助，用以使組織更加制度化以及檔案收藏更加完善。 遷入位於科隆市政聽的現址，空間租金由市政府贊助。
2010		阿拉伯之春爆發，來自於南亞、中東與非洲，尋求進入歐洲的難民及經濟移民數量激增。
2011	展覽「Geteilte Heimat」在德國歷史博物館（柏林）與科隆市政府舉辦，本展同時也是土耳其移民50周年紀念。	敘利亞內戰（2011至今），造成大量難民與移民。
2013			研究全球移民時代的藝術理論與藝術生產工作小組在德國成立，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
2014	發展為學校提供移民歷史教育的計畫「DOMiD macht Schule」。 出版韓國移民文集《未知的多樣性》（Unknown Diversity），該年同時也是德韓簽屬「招聘協議」50週年。
2015		年僅三歲的敘利亞裔庫德族人Alan Kurdi死於穿越地中海的旅程，遺體倒臥在沙灘上的照片由土耳其攝影記者Nilüfer Demir拍下，引起大量討論。 11月伊斯蘭國在巴黎的恐怖攻擊造成超過百人死亡，促使歐洲官員重新評估對於移民以及邊界開放的態度。 德國實施開放收容難民的政策，成為歐洲收容難民人數最多的國家。	「博物館作為交匯點」（Multaka: Museums as Meeting Point）計畫在德國展開，邀請難民作為博物館導覽員，分享展品歷史。該計畫由伊斯蘭博物館（Islamische Kunst）、柏林古代近東博物館（Vorderasiatisches Museum）、拜占庭藝術博物館（Skulpturensammlung und Museum für Byzantinische Kunst）、德國歷史博物館共同舉辦。
2016	與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共同實踐了《無形的：越南移民在德國》（Invisible. Vietnamese Migration in and to Germany）一書的出版。	2015-2016德國跨年慶祝活動中發生多起移民對當地女性的性暴力事件，以科隆為主。在2016年確認身份百餘位嫌疑犯中，約半數來自於2015年的難民潮。 瑞典庇護中心員工Alexandra Mezher被中心內收容的難民殺害，激起與移民間的衝突。	Droom en Daad基金會創立，在鹿特丹成立FENIX移民博物館是基金會的第一批倡議內容之一。
2017	出版《難民故事集：每個故事都很重要，一個英文標題、三個字與一個簡單的想法》（Refugee Stories Collection- every story counts! An English title, three words and a simple idea），蒐集了2015年逃往北威州的難民故事，記錄其逃亡的原因、背景與抵達德國後的生活。 虛擬博物館The Virtual Migration Museum計畫啟動。	德國政府開始執行Starthilfe Plus計畫，位自願返回原居住國的難民及經濟移民提供經濟支持。（註5）	電影In the Fade（Aus dem Nichts） 以2004年爆炸案為藍本，獲金球獎最佳外語片。
2018	科隆市議會決議支持移民博物館在科隆的興建。
2019	首次開放其倉庫與雜誌閱覽室作為柯隆博物館之夜的一部分 德國聯邦政府以及北威州為移民博物館的興建撥款，地址為於萊茵河右岸。
2022	DOMiDLabs將為實驗室中的展覽、涉及社區的展覽及博物館開館前展覽準備制定策略。	俄烏戰爭爆發（2022至今），造成大量難民。

註釋

註1　這裡的「好」指得是傾向於白盒子美感的展覽，即便並未發生在畫廊或博物館中，許多展覽也都帶有這樣的傾向。

註2　Robin Ostow (2016), Occupying the Immigration Museum-The Sans Papiers of Paris at the Site of their national representation

註3　如：在納粹德國時期，該廣場被稱為阿道夫．希特勒廣場。

註4　今日的Ruhr Museum。

註5　值得注意的是，獲得經濟支持的移民原國家列表當中包含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