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領域的冬天
歐洲許多國家的文化政策正面臨寒冬，筆者在荷蘭旅居邁入第二個冬天，荷蘭政府正大幅刪減高教與藝文預算，同時，鄰近的德國也正在面對挑戰，不免讓人連結起臺灣近期的文化預算刪減困境。本文遂由臺灣藝術家傅雅雯提出訪談計畫，其於2009年曾在柏林與夥伴洪韵婷成立tamtamART藝術空間（註1）。「藝術空間如何經營」本身就是一個難題，作為來自臺灣的藝文工作者，我們好奇當代藝術組織的工作者們是如何一起工作的，尤其在藝文領域的冬天，如何感知和預備將到來的明天。
本文於2024年夏天拜訪位於柏林的SAVVY Contemporary工作團隊並訪談Renan Laru-an，是來自蘇丹庫達拉省的菲律賓理論家暨策展人，亦為菲律賓當代藝術網絡（Philippine Contemporary Art Network，PCAN）（註2）的共同創辦人與研究者，曾於2023-2024年間擔任SAVVY Contemporary 藝術總監一職。今年（2025）一月甫卸下總監一職的Renan，在二月與我們再次短訪。藉由他的角度，為我們帶來德國藝文工作的觀察，並回望過去兩年和SAVVY的夥伴們一起經營空間的歷程，也聚焦在當代藝術工作中，個體和群體間的共事，以及如何串起困難的、或有爭議的議題及連結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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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SAVVY Contemporary與德國藝文環境觀察
Renan Laru-an於過去兩年擔任SAVVY Contemporary的藝術總監一職。SAVVY成立於2009年，是一個獨立運作的藝術機構，創辦人為Bonaventure Soh Bejeng Ndikung，團隊由近25位來自不同文化與背景的工作夥伴所組成，今年成立滿15年。SAVVY長期關注後殖民與移民、以及在德國非主流敘事的議題，2023年曾邀請臺灣藝術家吳瑪悧演講與交流。外界最常提及的是他們處理的困難議題、極高的團隊能動性、以及能維持15年的組織運作。
從Renan的觀點來看，他分享到幾個對於SAVVY組織特性和德國藝文領域的觀察。
首先，Renan認為SAVVY團隊的「collectivity」特性是和德國機構的歷史與形成緊密相關的。回顧15年前SAVVY剛成立時，當時的團隊希望可以在德國／柏林打造可以回應非白人觀眾（公眾）的展覽機制，並且，他們希望可以為像他們一樣來自不同歷史背景的人們有實踐的場域– 包括有流散（diaspora）經驗的人們。
而近15-20年來，雖然德國有許多藝術工作室、藝術家運作的空間、或不同的文化場館成立，但是相較同時期的臺灣、韓國、印尼、新加坡等地成立許多新的藝術機構，德國則少有新成立的藝術機構。同時，Renan提到，德國有非常標準且穩定的藝文從業者（practitioners）構成，專業者們的角色非常固定，好比，受博物館訓練的工作者會任職於博物館、策展人作策展而不會是經營者，這點和我們在東（南）亞看見工作領域交錯的情況很不相同。
在SAVVY，每個人的職位是不固定的：可能這一檔展覽是策展人、下次是製作專案或負責進駐的工作（production coordinator、facilitator）。雖然，跳開來看這樣「一個人在不同專業角色間轉換的情況」或許不總是理想的分工方式，但Renan提到，在德國的現實情況是，在策展與學院訓練後，藝術專業者們離開學院後，適合的工作較少，而SAVVY作為一個產出「工作職位」的單位，則因應歷時以來的現況而形成分工與合作，並在不穩定的環境中，找到在德國社會維繫運作的方法（註3）。Renan以「即興」和「重新校整」（Improvisation and Recalibration）形容大家一起工作的型態。團隊的大家，文化背景、個人經驗很不同，也各有在藝文領域／社會上很不一樣的經驗，需要不斷即興地應對和調整，這和我們在東亞熟悉的collectivity又有些不同。
另外一點工作的狀態則是關於互相幫忙、或者「回饋彼此」的共事習慣。從SAVVY成立初期，很多早期成員是不支薪的投入工作，到現在，SAVVY有很多志工型的工作，有些習慣歐洲工作文化的人會認為這類似剝削，而Renan認為這是忽略機構的脈絡：「我來自菲律賓，志工的角色、或者說義工的工作方式很重要。菲律賓的文化有回饋彼此的概念，同儕間有很強的連結。我們在菲律賓沒有經費，但是我可以幫你做展覽、幫你免費寫字，然後你也會在我的下一個計畫來幫我。這也是SAVVY的工作概念之一，這樣互相幫忙的概念並非所有在歐洲文化長成的人可以理解的。不太熟悉這個脈絡的人，常困惑SAVVY為何可以做這麼多事、明明經費很有限，這是因為我們重視關係。」
回到組織架構，SAVVY既非博物館、也不是研究中心，因此工作的日常，是個體與個體間的協商（mediations，interventions），總歸來說，「個人」這件事在SAVVY很關鍵，而工作中愉快的相聚（conveyor conviviality）也是關鍵，今天愉快、明天也許面對困難，但陪伴仍在。也正是因為「一切關於人」，Renan分享到，這裡不是淨化過的乾淨，是混雜而個人化的：「一切是關於你在現實生活中一起生活的人。有爭執、有誤解、錯誤的溝通，相較於其他體系可能有淨化過的乾淨、防腐般的質地，這裡是非常混雜和高張力的。」
與實踐者們共創與維繫公領域的討論
在SAVVY的展演中，核心關注是去殖民、以及面對新型態殖民的真實世界，SAVVY透過討論這些現象，也連結起其他更廣的命題或議題。而這些對話與特定社群的合作是怎麼開始的呢？
Renan分享到，SAVVY長期有著和不同實踐者及社群（practitioners）共事的傳統，他們很重視長期的關係與人、議題的連結，立基於每個人的實踐經驗、或是工作者／實踐者既有的生態系基礎，從一個計畫開始慢慢建立長期合作，而這些他們邀請的實踐者（特定的策展人或特定的人），他們已經有個人與這些議題和社群、網絡的連結，SAVVY的角色是「建立在已經成形的概念上再去延伸」，是一個長時間的承諾。好比SAVVY長期處理德國殖民的歷史如何與當代有關，他們一方面去熟悉在德國的論述、也去探索國際場域的討論，以及在特定的地理區域（如非洲）如何論述這些事情。好比，SAVVY團隊借用Walter Rodney 於1972年的著作《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作為文本，它探討了非洲、也探討了這些歷史與其他地區之間不同的模式與糾結，會讓人看到看到非常不同的糾葛關係。
談到公領域，我們也討論到觀眾的角色、以及機構如何觸及觀眾。Renan分享到，由於SAVVY呈現的是許多微觀的歷史，觀眾可以看到不同於本來所熟悉的敘事。他們理解觀眾的方式，比較是從與觀眾的個人互動來理解的（anecdotal）的，觀眾對SAVVY來說像很親近的夥伴、陪伴者，或許觀眾會被知識打動、或者受展覽製作吸引，他們認為觀眾構建「他們所未知的、本來不覺得特別重要或急迫的議題」是重要的。其實，展陳的資訊或觀點可能對觀眾來說是第一次接觸、也許會很難直面這些未曾看過的知識系統。例如SAVVY舉辦研討會「GARDENS IN TRANSITION」，邀請吳瑪悧來到現場演講，觀眾也更認識了臺灣以及藝術家所帶來的藝術和生態內容分享。同時也在舉辦國際會議時邀請六位學生發表，讓工作者們和與會者們更認識不同世代藝術工作者的觀點。
又如，在「AKE DIKHEA? | 8t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Romani Film」影展中，在SAVVY有關於羅姆人（ROMA UND SINTI）電影的放映（SO DIKHEA? HERE DESPITE EVERYTHING! CINEMATIC ROMA PERSPECTIVES ON HOME），有羅姆裔的青少年們來，而WEDDING一區也有很多市民是羅姆人。
Renan認為我們所處的現實就是有各種意見上、意識形態、實踐方式的差異，而「我們如何跟很不一樣的人一起生活（How to Live With People Who are different From Us?）」至關重要。而十年前能被大環境接受的事情、在今天來看可能完全不同。帶著這樣與特定社群一起工作、一起關注議題和長出創作的經驗的Renan，在卸下職位後，他對大環境的觀察又是什麼呢？
面對藝文的冬天
2024年10月德國聯合政府宣布縮減預算的計畫，柏林政府批准在2025年削減1.3億歐元的文化預算，影響近450個藝文場館。德國數間藝術學院也在今年一月發出聯合聲明呼籲反對消減文化預算（註5）。
面對德國文化預算刪減對藝術領域的影響，Renan用一個或許我們都聽過的梗開場：「關於預算削減的問題，一方面，我記得幾年前跟ㄧ位文化工作的朋友，她曾開玩笑說：『沒錢，就沒問題。（no money, no problem）』這雖然只是個小故事，卻也代表了很多意涵。當然，我並不想浪漫化沒有資源、處於不穩定狀態的情況。」他提到，近年來文化工作者和藝術家已經在建立對於公平與合理的界限，以確保自己能夠在藝術領域中生存並工作。另一方面，當我們在談「德國」或「柏林」的藝文領域，柏林既是國際藝術界的一部分，也是德國本地的、和歐洲的藝術世界，可以用不同層面來理解柏林在文化預算刪減的處境，這些層面也蘊含不同的價值觀、傳統與習慣。
Renan認為，近年來，德國已經少有藝術贊助，藝術與文化成了許多保守意識形態中的對立面，而現在是藝術領域持續被削弱的開端。除了意識形態上「藝文」變成保守意識形態的對立面，Renan認為，在過去，德國與柏林相對幸運的是，九成的藝術資金來自德國政府，若借鏡已高度新自由主義化的國家所面對的藝文領域處境（如英、美兩國），德國面臨驟變：未來，資本導向的藝文機構內部決策將滲透到文化工作者的實踐中，這也是許多在德國的藝文工作者擔憂且害怕的事，「這需要時間適應，我們還不知道德國，或柏林作為一個生產場域、知識與實踐的空間，將如何應對這種變化。」他分享到。舉例來說，藝文工作者在未來可能需要培養創業者／企業家的思維來籌款，而這不只跟文化有關，也可能被期待與特定的政治立場一致。
他認為，在未來三到五年間，我們可能會看見更多私人資本扮演公共機構的角色、或提供「公共利益」，在某種程度上是件好事，但也可能是雙面刃，這會怎麼影響德國現有的「藝術作為公共財」的概念？以及，我們會不會面對到公眾服務私有化的問題、私人資本會不會使用經濟來奪取話語權與道德權威？這樣的影響是全面的，會長出新的機制和互動方式：「這樣的轉變會產生一種不同類型的機構、一種新的社群形態，以及一種新的藝術生態。」
另外，對於跨國移動的藝文工作者來說，這代表著什麼？他認為，創作與表達的空間會逐漸縮小、唯符合更多條件的人才能進入場域、參與決策門檻變高、或者偏好特定藝術類型。在藝文的領導模式中，可能將更偏重「能為這個空間帶來多少資金？你能提供多少資本？」。Renan認為：「這樣的方向將進一步強化排除機制，我們對藝術與策展領導力的概念始終是最保守的，自封建時代以來幾乎沒有任何改變！」未來將影響藝術機構的內部運作，使其愈趨保守，即便仍以「公共利益」為名運作，但內部決策將受到董事會、利益團體和監管制度的影響。這樣的情況，其實是一種控制手段，一種古老的管理方式，在英、美國所處的情境，也將是柏林面對的狀況。因此，最後我們要關注的可能是，作為藝文工作者，如何防止公共領域被私人利益滲透？我們該如何反思自身的合作模式？當右翼的群體有自己的團結模式，我們應該倡導何種團結精神？在未來的城市藝術生態中，不穩定和充滿變數中，我們可以如何思考、怎麼更強有力的團結方式來抗衡這些趨勢？這些，是Renan分享的第一手觀點。
第二次訪談的這天，Renan正在日惹，與我們在線上見，他笑著說，他對於未來充滿期待。接下來他會來回於東南亞和柏林／歐洲之間，目前在準備與臺灣有關的合作。現在，Renan接下今年的威尼斯建築雙年展菲律賓館的策展一職（Philippine Pavilion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他目前與菲律賓館團隊正大量關注土壤— 探索土壤是如何在倫理、美學與社會層面上培育我們，並認為也許我們都是某種「土壤存有」（soil-beings）。我們還是可以在歐洲看到他，對Renan來說，歐洲還是一個可以做很多嘗試的地方，他認為藉由提供更多參照來在歐洲重新建立論述是非常重要的。
註1 tamtamART由傅雅雯和夥伴洪韵婷共同成立，專注於跨國、跨領域的藝術實踐與知識分享，鼓勵創新具實驗性的藝術與文化透過展演活動、對談合作等交流突破生活、社會和政治困境，同時也提出另類的視野與大膽的想像。雅雯分享到，從她的視角來說，一個城市有像SAVVY這樣的組織，串起與其他文化的不同組織合作是很重要的。
註2 關於PCAN，歡迎參考《地域性的子午線：菲律賓和臺灣的藝術史書寫與當代文化策展》，Renan為本出版計畫的研究員之一。
註3 中英文原文對照：「它必須能在這些不穩定中找到維繫運作的方法（It means that it was able to navigate through all these instabilities）。」
註4 「Wedding Affairs計畫中，團隊與社區密切合作，探討如何將 SAVVY 視為一個公共的、藝術的鄰居。我們已經聚集了許多不同的社群，也見證了許多差異與挑戰，這些都反映出在藝術中工作與生活的現實。我認為Wedding Affairs就像一個微觀世界，展現出當代藝術的緊張與可能性，也讓我們看見這類複雜合作關係的未來發展方向。」
特別感謝：何凌宇、林于嫣、蔡牧容
（責任編輯｜陳思宇）
洪芷寧( 4篇 )關注不同職務、場域的個體與視覺藝術的關係，
研究員與文化工作者。聚焦藝文組織的工作敘事、藝術教育記憶、 與當代藝術的觀眾參與經驗，並長期作為自費出版／zine的讀者 。臺師大美術系設計組學士，北藝大藝管所碩士，自2023年起於 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進行博士研究。目前旅居荷蘭， 持續搜集在超市外等待的狗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