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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藝術圈看不見的過勞母親終於站在一起——從攝影群展「出自於她-藝術家與他們的母親」談「母性、為人父母」

當藝術圈看不見的過勞母親終於站在一起——從攝影群展「出自於她-藝術家與他們的母親」談「母性、為人父母」

When Invisible Mothers of the Art World Finally Stand Together – Group Photography Exhibition “A partir d’elle: Des artistes et leur mère” and On Motherhood and Parenting

巴黎Le Bal多媒體藝術中心匯集了25位當代藝術家的「出自於她-藝術家與他們的母親」,標題直接引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談論關於攝影媒介本質的《明室:攝影札記》(La Chambre Claire: Note sur la photographie),此書正是「從他的母親出發」的理論書寫,當中始終圍繞著一個命題:「在影像中尋找心愛的(已故母親的)面孔。」母親的目光無疑是我們自己的第一面鏡子,也是我們周遭世界的第一面鏡子,這一直是藝術史上的重要命題。

近年來的女性賦權除了體現在2022年「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在《夢之乳》(The Milk of Dreams)的主題之下,「非男性」藝術家前所未有的佔參展藝術家的絕對大多數。同時另一個現象是蕾哈娜(Rihanna)、碧昂絲(Beyoncé) 此等黑人女星曬出的懷孕大肚子或寶寶全家福,這些精心設計擺拍在社群媒體瘋傳的影像所傳遞出的形象遠非溫馨可愛,而是黑人母性的「強大」。

從歷史上而言,雖然女性被允許註冊藝術學校已經是超過一個世紀前的事,但在藝術圈內工作,不論是藝術家或是策展人、評論、經紀人等,生孩子與事業一直都似乎是不可能兼顧的兩難抉擇。甚至行為藝術的老教母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也說自己墮胎過三次,因為她確信生孩子將會是她創作事業的災難,這正是「女性在藝術界不如男性成功的原因」。

前兩年,紐約MoMA PS1也「被告」歧視孕婦,當館方得知即將上任的策展人懷有身孕後便撤回其應聘邀約,事後雙方私下和解。然而也正是同時,從藝術博覽會到各地的大型美術館從不同角度對「母親,母職,為人父母」相關命題展開討論,承襲一波接一波的女權主義思潮,許多當代藝術家(讓我們暫且不用「女性藝術家」這稍帶貶意的說法)不僅要兼顧家庭和成功的事業,而且更還將這些命題作為創作靈感來源。

本文藉著巴黎Le Bal多媒體藝術中心的展覽「出自於她-藝術家與他們的母親」(A partir d’elle. des artistes et leur mère)討論藝術家與母親的關係,思考成為人母、為人父母意為著什麼,更特別是在這個「多元成家」的時代,試圖以更開放流動的方式想像建構家庭的可能性。在此之外,當代藝術家面對工作大環境對家庭生活的不重視甚至「歧視」,除了在小團體中互相取暖,是否有共同大聲訴求,爭取「全人」生活和思考「未來」新方式的可能。

阿母們一定不可能勁爆?

巴黎Le Bal多媒體藝術中心匯集了25位當代藝術家的「出自於她-藝術家與他們的母親」,標題直接引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他關於攝影媒介本質的《明室:攝影札記》(La Chambre Claire: Note sur la photographie)正是「從他的母親出發」的理論書寫,當中始終圍繞著一個命題:「在影像中尋找心愛的(已故母親的)面孔。」母親的目光無疑是我們自己的第一面鏡子,也是我們周遭世界的第一面鏡子,這一直是藝術史上的重要命題。

母親在展中以各種面貌出現,或藝術家的自我形象、身份認同、傳承等,但總是有點幽靈般地與影像命題有關。不乏已史上留名的重要作品,例如從1969年起就在自己的所有行為作品中都戴著母親假髮的藝術家米歇爾.朱尼亞克(Michel Journiac)的攝影作品。1972年3月,藝文界的100位名人都在信箱中收到了一份奇怪的傳單《向佛洛伊德致敬》,背面印有藝術家的父母,以及他偽裝成父母的四幅肖像。諷刺佛洛伊德對同志著名的腐朽詮釋:同性戀者都愛他們的母親。

香坦.阿克曼(Chantal Akerman)著名的實驗電影《來自家鄉的消息》(News from Home)中,她離開比利時赴美尋求解放,同時透過信件往來一解思鄉思念母親之情,體現展覽標題的雙重意義,既「來自於」她又試圖「脫離」她。 而80年代初在倫敦的巴勒斯坦裔藝術家蒙娜.哈同(Mona Hatoum)因黎巴嫩內戰而與家人被迫分離,錄像《距離的測量》(Mesures of Distance)運用母女間的書信往來,在貝魯特家中極為私密的照片上覆蓋著一張以信中阿拉伯文字組成的面紗,除再現母親的信件更唸出翻譯成英語的內文。講述分離與母親的關係,大小歷史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在戰爭流亡和離鄉背井之下探索身份的作品在以巴戰爭的此刻更是意義飽滿。

米歇爾.朱尼亞克(Michel Journiac)戴著母親假髮的攝影作品於展場一景。(巴黎LE BAL多謀體藝術中心提供)
麗貝卡.多伊布納(Rebekka Deubner)利用母親留下的衣服重建一幅空心的肖像的作品《剝除》(strip)展出一景。(巴黎LE BAL多謀體藝術中心提供)

溯源、出身命題一直是藝術家回望母親的重要原因,年輕一輩如非裔美國女藝術家拉托亞.露比.弗雷澤(LaToya Ruby Frazier)她的創作與其出生地美國賓州一個工業小鎮,經歷了1960年代金融衰退與1980年代毒癮爆發的命運息息相關。她與母親一起共同創作了幾個攝影系列,描繪了這個家庭的政治性肖像,質疑她作為非裔美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母親的形象既為藝術家反映了自己也反映了世界。而南非女藝術家勒博杭.克加尼(Lebohang Kganye)則將找到的家庭相冊當中母親的年輕影像,透過數位蒙太奇處理將母女兩人的身影、兩種記憶結合在起來。

麗貝卡.多伊布納(Rebekka Deubner)的作品面對母親去世後的缺席,用母親留下的衣服重建一幅空心的肖像。一則如X光掃描,二則自己穿上了層層衣服抽象地詮釋母親身體,多方體現一種再現的困難。更有幾位「非女性」藝術家透過與母親合作來破壞既定的遊戲秩序,冰島藝術家拉格納.基亞爾坦松(Ragnar Kjartansson)與他的母親(一位相當著名的冰島女演員)合拍的一系列錄像作品在展中一字排開,他在鏡頭前向她求婚了20分鐘,而她則反覆對他吐口水。從2000年代開始每五年重拍一次,畫面中我們除深感這「違規」的樂趣,同時也是一種虛構和越軌的排練。

而當愛沙尼亞藝術家馬克.雷德佩爾 (Mark Raidpere)與母親在廚房餐桌上拍攝短片時,他刻意事前不對她作任何說明解釋,母親臨場面對他坦然的(出櫃)嘗試,感到完全困惑,但他無法克制落淚使任何對話實際上都變得不可能。除了是一種創傷,這也體現解放和宣洩的經歷。展中深入反思自己的身份以及與母親的關係、圍繞她的神話,發揮想像力從新的角度重新發現了他們的母親。毫無疑問,某些作品讓人想起古典繪畫中那沿襲自宗教圖像的母性光輝,但整體共同點是超越了單純的親密,在社會批判、自我追尋等等命題之間 ,既「出自於」她同時更企圖召喚新的可能,也就是「創作,為人父母」。

博杭.克加尼(Lebohang Kganye)將家庭相冊當中母親的年輕影像,透過數位蒙太奇處理將母女兩人的身影結合。圖為克加尼之作品於展場一景。(巴黎LE BAL多謀體藝術中心提供)
拉格納.基亞爾坦松(Ragnar Kjartansson) 與他的母親合拍的錄像作品「我與我的母親」(Me and My Mother)系列於展場一字排開。(巴黎LE BAL多謀體藝術中心提供)

不只艱辛苦楚,非二元家庭的「痛」

而延續展中企圖超越既定家庭和母性框架的思考,「之於」母親的雙重命題正是追問「成為」母親意味著什麼?特別是在女同性戀在人工授精技術的幫助下建立家庭已經有幾十年時間了,異性戀核心家庭模式不再是標準,單身家庭獨自撫養孩子,同性戀和跨性別夫婦在新技術的協助下生育,為人父母的權利的確正在不斷擴大。然而,社會上為人父母的一般觀念依舊植根於傳統的性別角色,例如在美國小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曾在2004年表示,同性婚姻會損害「兒童的福祉和社會的穩定」,而美國的同性婚姻也是直到2015年才受憲法保障。

「酷兒母性」(Queer Motherhood)正是由於我們的異性戀和二元社會和政治結構,而顯得窒礙難行充滿了創傷。從想要孩子,這個願望可能會因缺乏經濟基礎或其他技術原因而失敗,並可能導致創傷,直到擔心父母或孩子可能受到歧視,藝術家凱瑟琳.奧佩 (Catherine Opie)在她的自拍照以及90年代女同性戀家庭的一系列照片中直觀地體現了這種經歷。建立家庭所帶來的身心痛苦在奧佩的《自畫像∕切割》(Self-Portrait∕Cutting,1993)中最為明顯,她背對鏡頭短髮露出背上刻畫的一幅全家福「童畫∕話」,一棟簡單的房子,兩個穿著裙子的人物(暗示都是孩子的母親),面帶微笑手牽著手。周圍環繞著雲、大太陽和鳥兒。「紋身」的傷口還是新的,還在滴血。

馬克.雷德佩爾 (Mark Raidpere)的作品《轉移焦點》(Shifting Focus)於展場展出一景。(巴黎LE BAL多謀體藝術中心提供)

這極為強烈的肖像攝影,將對家庭幸福生活的期望與身心痛苦既暗喻又直白地結合在一起。自90年代以來,奧佩可說一直是酷兒母性命題的先鋒。她的作品經常以她自己為主角,挑戰陳規敘事,擴展「家庭」的概念, 就像這件作品中的現身說法,傳統的家庭觀念並非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個安全的空間。對酷兒身體與空間兩者關係的深刻思考,這有助於在不斷蛻變的社會環境中塑造我們對身份和自我的理解。50年代的核心家庭夢想雖產生了戰後嬰兒潮,但顯然並沒有讓人們更加幸福,而今天的家庭結構更加開放流動。異性戀規範之外的新想像建構對「家」意味著什麼?新的家庭生活模式可能的樣貌無疑與哈洛威所說的「酷兒親屬關係」大有關係。

30年來關於酷兒母性的創作清楚地告訴我們,這是對「同性父母」身份深植於異性戀霸權各種限制的控訴抗議,而隨著女權主義者爭取性別平等,酷兒群體為合法多元婚姻以及為人父母的權利而奮鬥,更多不同的家庭模式才得以出現。而在這種運動組織能動性的震動頻率當中,我們最後將試著以藝術評論海蒂.猶大(Hettie Judah)近期出版的新書《如何不排斥藝術家母親(和其他父母)》(How Not To Exclude Artist Mothers (and other parents))作結。

迪爾克·布拉克曼(Dirk Braeckman)1988年之作品《自畫像與母親》(Zelfportret met moeder)於展場展出一景。(巴黎LE BAL多謀體藝術中心提供)

社會機構性的「思辨設計」

雖說因「#MeToo」運動之後女權高漲,再者或是「疫情後」嬰兒潮的關係,探討母性與為人父母等相關命題的展覽、創作、研究與出版,不論是上溯至藝術史或面向未來的確已是屢見不鮮,如2013年曾獲「威尼斯雙年展」銀獅獎的卡米爾.亨羅(Camille Henrot)近年的創作脈絡便與此命題相當吻合,除將當年極為後網絡的《極度疲勞》(Grosse Fatigue)體驗挪移至為人母的新「過勞」大型雕塑,以垃圾雜物為巢的烏鴉∕浴火鳳凰邊流淚邊噴奶的《3,2,1》之外,更已在此命題下出版了夾雜各式創作與研究的《母語》(Mother Tongue)和《銀河系》(Milkyways)兩本小書。不過,我們聚焦海蒂.猶大的《如何不排斥藝術家母親(和其他父母)》,因為她除了研究古今女性創作,更以社會學角度調查了為人母的藝術家在創作路上的一手經驗,還在英國組織互助團體。總而言之,書中明言歧視源於古老的偏見,至於如何反抗呢?她重點介紹了一些可為藝術界更「全人」的未來家庭生活提供範例的成功故事,從另類支持網絡和駐村模式,到提供現場托兒服務的集體工作室,以及提供家庭友好政策的畫廊等。

石內都(Ishiuchi Miyako)的作品《母親的》(Mother’s)於展場展出一景。(巴黎LE BAL多謀體藝術中心提供)

個人感覺如果能有專長「思辨設計」(Speculative Design)目光總對準創造明天的設計師團隊相助,更有可能成功。「出於」母親後「成為」人父母不再過勞的經驗提供創作新焦點、新方向,甚至是職業生涯徹底「轉變」的靈感。書中有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1890年代四位傑出的美院同班女畫家中只有一位放棄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格溫.約翰(Gwen John)留名歷史,真希望這樣的世界和人生就讓它成為過去吧。

詹育杰( 26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