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當代藝術中心將於2021年結束展覽與駐村計畫，國內非營利藝文單位陷生存危機

繼本週一（8/17）邁入25週年的竹圍工作室拋出震撼彈，宣布將於明年底熄燈，昨日亦驚傳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當代藝術中心（NTU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 Singapore，簡稱「NTU CCA」）將於明年3月結束位於吉門營房藝術區（Gillman Barracks），同樣頗富盛名的駐村與展覽計畫。NTU CCA並非單一個案，隨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肺炎重創新加坡，至本月已累積超過五萬名確診病例，連帶對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國內藝文單位頻傳噩耗，新加坡數個非營利藝文單位因租金壓力或政策方向，也正面臨搬遷危機。

根據ArtAsiaPacific報導，此一消息首先由新加坡藝術家Jennifer Teo於本週稍早在部落格上披露，NTU CCA創立與現任藝術總監烏特．梅塔．鮑爾（Ute Meta Bauer）於一場記者會中說明中心將於明年3月退出現今位在吉門營房藝術區37、38區的駐村工作室，以及43區的展演空間。NTU CCA公關經理Cheryl Ho對外證實並回應，中心並不會全然結束營運，仍將與南洋理工大學維持教育性的連結，「透過當代藝術的學術研究與調查工作，以及針對新加坡藝術與文化才能的發展培力，皆將持續進行。」

NTU CCA於2013年10月由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及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成立至今，近七年來已成為新加坡當代藝術的重要據點，在展覽、駐村、講座與研討會、區域與國際交流、學術研究出版，以及新加坡藝術書展（Singapore Art Book Fair）之主辦等面向，皆成績斐然。曾策劃多檔各國不同領域之先鋒，在東南亞的首次大型個展：如2014年中國錄像藝術家楊福東、2016年美國錄像與表演藝術家喬納思（Joan Jonas）、印度影像工作者坎瓦爾（Amar Kanwar）、2018年黎巴嫩聲音藝術家阿圖伊（Tarek Atoui）等；其他代表性個展包括薩拉賽諾（Tomás Saraceno，2015）、林育榮（Charles Lim Yi Yong，2016）、阿瑪賈尼（Siah Armajani，2019）等；NTU CCA的策展與計畫堪稱品質保證，多為學術研究取向，兼顧國內外藝術家，並常搭配專書出版，尤其關注城市主義、海洋生態系、環境保護主義、藝術生態系統以及區域殖民主義遺產等，代表性的實踐比如2016年「未完成城市主義：批判性空間實踐的嘗試」（Incomplete Urbanism: Attempts of Critical Spatial Practice）、2017年「鬼魂與幽靈：歷史的暗影」（Ghosts and Spectres: Shadows of History）、2019年「後人類城市：氣候。棲息地。環境」（The Posthuman City: Climates. Habitats. Environments.）等。其他重量級展覽包括2017年募集各國重要策展人與藝術家，共同檢視自身營運發展的「機構的製造」（The Making of an Institution）、2014年由新加坡策展人葉德晶（June Yap）策劃的古根漢美術館瑞銀MAP全球藝術行動（Guggenheim UBS MAP Global Art Initiative）首輪巡迴展覽最後一站——「越域：南亞及東南亞當代藝術展」（No Country: Contemporary Art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等等。

NTU CCA自2014年起開辦駐村計畫至今，共提供7個工作室，廣邀國內、區域與國際藝術家、策展人、研究員等前來，台灣藝術家吳瑪俐、許家維（發展錄像系列《黑與白》）、張紋瑄（發展講述表演《魚尾獅是何時絕種的？》），以及比如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Taipei Dangdai）聯合總監岳鴻飛（Robin Peckham）等人皆曾參與；中心另外也投身區域當代藝術策展空間研究，出版《東南亞：策展的空間》（SouthEastAsia: Spaces of the Curatorial，2016）等研究專書。而在以越南著名影像工作者鄭明河（Trinh T. Minh-ha）的個展畫下句點後，NTU CCA未來將專心致力於中心三大工作項目中僅存的學術研究與教育推廣，鮑爾在記者會中申明，針對自身檔案的梳理以及現階段針對氣候變遷的學術研究出版工作，將不會中斷。

鮑爾所參與地該場記者會，原是為了宣傳NTU CCA即將於10月上線的義賣募資平台，一年一度的義賣活動在今年也因疫情而被迫改為線上進行。義賣所得將投入平台檔案數位化工程與去年年度大展「後人類城市」的專書出版。中心以此自籌款項行之有年，但隨著主要來自公家單位的收入來源在今年1月有所異動，NTU CCA自籌的負擔將更加沉重。

NTU CCA的此一決定也為其所坐鎮的吉門營房藝術區之前景，增添一抹烏雲。吉門營房原為二戰時期的英軍營地，2012年起由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裕廊集團（JTC Corporation）和國家藝術理事會（National Arts Council）共同出資1000萬新加坡幣（約為新台幣2億元），將其轉型為當代藝術園區。藝術區縱使在去年加入成為新加坡雙年展（Singapore Biennale 2019）的主場館之一，但至今進駐的13家畫廊、藝術空間，已較開幕時少了四家，且其中只有六家是從一而終。2015年，藝術區即曾因畫廊不敵高額的租金，爆發集體出走潮，時任藝術顧問威利（Valentine Willie）便指出，園區「嘗試廉價販賣東南亞藝術品，卻漠視了新加坡的高成本。」

資本市場不只將NTU CCA與吉門營房壓得喘不過氣，無獨有偶，根據《海峽日報》（The Straits Times）的報導，數個新加坡著名的藝術與文化單位同樣面臨自現有實體空間迫遷的生存危機。成立於1987年的非營利老字號劇團「必要劇場」（The Necessary Stage）——同時也是「新加坡藝穗節」（M1 Singapore Fringe Festival）的主辦單位，必須在明年八月底前搬離自2000年起進駐的馬林百列社區綜合大廈（Marine Parade Community Club）。空間經營團體去年七月即在社群媒體上公告將行內部整修更新，但劇團並未獲事先通知，此一決策不僅讓他們無家可歸，更打亂已排定至2023年的製作流程。「必要劇場」原在此使用約20坪的空間，內含一約4坪的黑盒子劇場。創辦人之一的Alvin Tan強調，黑盒子空間是演員生活其中的重要庇護所。經過一年來與場地方、國家理事會之間協商，後者目前正緊急協助劇團另在斯坦福藝術中心（Stamford Arts Centre）的黑盒子空間完成既定演出的排練。

上個月，新加坡跨文化戲劇學院（Intercultural Theatre Institute）也在臉書公告，將於今年底離開自2007年起進駐，位於艾蜜莉山（Emily Hill）281坪的平房空間。學院於2000年由新加坡劇場代表人物郭寶崑（Kuo Pao Kun）與沙士德蘭（Thirunalan Sasitharan）創立，為新加坡獨立的當代與古典戲劇青年演員訓練學程，曾培育出去年金馬影后楊雁雁等著名演員。該空間原由新加坡土地管理局（Singapore Land Authority），並租借給國家藝術理事會使用，現任總監沙士德蘭表示，學院已無法再負擔激增的租金，將另尋落腳之處。

另一個同樣由郭寶崑於1990年創立，新加坡第一個獨立當代藝術空間「電力站」（The Substation）也命運未卜。國家藝術理事會預計將於明年7月收回該非營利空間所在的三層樓建築，重新規劃創生。雖然理事會允諾將資助「電力站」暫時遷居至古德曼藝術中心（Goodman Arts Centre），但「電力站」共同藝術總監梅特拉（Raka Maitra）質疑，目前超過45坪的空間——內含劇場、舞蹈排練室、教室、畫廊空間等——的使用權限，是否將在團隊回歸後萎縮？在理事會未能擔保的情況下，他們擔憂將重蹈鄰居「42號中心」（Centre 42）的覆轍。今年1月，理事會同樣宣布將收回「42號中心」的劇場空間，並放手讓另一團體藝術資源實驗室（Arts Resource Hub）在未來成為共同營運者。

「電力站」目前進駐的三層公寓，是國家藝術理事會「藝術住房方案」（Art Housing Scheme）所催生的第一個空間，該方案旨在提供藝術團體與藝術家價格實惠的租賃空間。隨著新加坡藝術空間的逐漸茁壯，理事會望能提出一新的「給藝術空間的架構」（Framework for Arts Spaces），為藝術從業者「理性化」訂立三種不同的住房方案，分別為「孵育」、「發展中的藝術家與藝術團體」、「藝術中心」，各有相關年限。梅特拉批評，「理事會分不清楚『藝術住房』（arts housing）與『給藝術的家』（ a home for the arts）之間的差別。」「電力站」不是只需要一間辦公室而已，倘若收回過去他們積極經營、供藝術家們駐村創作與發表展演的工作室與劇場，未來如何持續進行長期的「孵育」工作？且她指出，每個藝術團體各有不同需求，理事會這般標準化的評量將面臨重重問題。

這樣的線性架構，也顯示了新加坡政府對藝術資源分配效益至上的想像。如此結果論導向的新政策可能扼殺的，即是像「必要劇場」、「跨文化戲劇學院」、「電力站」這般具高度藝術實驗與培力性質的藝文單位，抹滅扶植新人與未成熟實驗計畫的過程所需要的穩定性，以及多年來聚集於實體空間所型塑出的集體力量。三者的藝術實踐時常具有一定批判性，在商業市場與藝文補助上，本就可說是兩面不討好。當現行新加坡藝術補助過份集中建設與資本傾向的藝術案，大型美術館與劇院的大興土木、國家級的藝術計畫不但吸光了絕大部分的資源，政府好似還期待所有空間團體，皆成長茁壯為發光發熱的「藝術中心」。

沙士德蘭便認為，現行的補助機制並未如實反映獨立藝術組織的重要性，在長年夾縫中求生存時，一有任何風吹草動，即可能慘遭重創。前述幾個單位的主要資金來源皆為國家藝術理事會，如同台灣多數藝文空間的經營現況，其實並非真正的「獨立」，不但未能參與決策，甚至總是被動地被告知或不告知，任由上級單位大風吹或上下其手。

ArtAsiaPacific痛批NTU CCA的退場再再顯示了新加坡政府對當代藝術與文化發展的搖擺不定，「過去十年，政府單位急欲誘惑奢華的觀光消費與擦亮避稅天堂的招牌，將資金湧入城市的藝術基礎建設，望能快速打造區域商業藝術市場，並培養在地的文化觀眾，卻往往在這樣的試驗實地扎根前便轉移焦點或進行人事改組。」

這樣的批評言猶在耳。回望國內，各藝文單位同樣地在擺盪與不確定中如履薄冰。從竹圍工作室的聲明稿中，我們可以看到悟動其華麗轉身、疫情之外的另一項危機，即是爭議多時的淡北快速道路工程即將於明年底動工，同在都市與藝術發展的康莊大道上被暫請離場。兩相比較，或甚至不需兩相比較，與國內其他藝文團體相對照，不見任何公家單位出面為竹圍工作室出面協調。綜觀而論，究竟這波「轉型」是疫情所趨之大環境考量，抑或特定非營利的、藝術文化的、實驗性的、學術研究型的、獨立的、批判的、邊緣的藝術文化空間或團體，一旦被拖至都市發展擴張、資本市場競逐與資源利益分配之擂台上，即首當其衝地被分手？或許是新加坡與台灣這波危機中，兩地可相互借鏡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