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因武裝衝突與地緣政治所致之公共藝術典藏機構、古蹟毀壞事件，屢見不鮮。如上世紀之南斯拉夫戰爭、本世紀初期之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乃至近年之烏俄戰爭、加薩戰爭等，均可頻見歷史遺址遭破毀、藝文典藏館舍遭受襲擊、典藏滅失散佚之慘慟報導。由此可見，戰事對於文化機構之風險，不再僅為偶發事件，而恐已逐步常態化。因此，如何於災禍臨及之境，保衛一地集體記憶之根基，即至關重要。
本文期望由《1954年海牙公約》等國際公約出發，觀察當代國際社會如何回應文化資產於烽火連天之風險場域中所面臨之挑戰；並回顧臺灣當前之制度設計，梳理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制以及相關公共藝文典藏機構之應變舉措，檢視既存之闕漏與不足。此外，本文將以德國之制度設計與實務為鏡，提供臺灣反思、前進之方向與可能。
海牙公約下之國際實踐與侷限
就戰爭可能帶來之文化災損而言，早在1907年之《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Convention (IV) respect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即海牙第四公約）第27條，及同年之《關於戰時海軍轟擊公約》（Convention (IX) concerning Bombardment by Naval Forces in Time of War，即海牙第九公約）第五條，即揭示於國際戰爭所涉之包圍和轟擊中，「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儘可能保全專用於宗教、藝術、科學和慈善事業之建築物，歷史紀念物」之精神。（註1）
此外，海牙第四公約第56條亦明定，不得劫掠宗教、慈善和教育、藝術和科學機構之財產，並禁止對此等機構、歷史性建築物、藝術和科學作品進行任何沒收、毀滅和有意之損害（註2）。而1935年，美洲各國亦簽屬《洛里奇協定》（Treaty on the Protection of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and Historic Monuments），重申戰爭時期中，歷史紀念館、博物館、科學、藝術、教育和文化機構應受特別之尊重與保護。（註3）
然而以上諸多國際條約、協定，並未遏止大戰期間之連綿戰火對於藝文、科學遺產之浩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鑑於二次大戰為全人類帶來之慘痛經驗，因而發起締訂《關於武裝衝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的1954年公約》（1954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簡稱1954年海牙公約）（註4），迄今已有138國加入。（註5）該公約企圖藉由賦予藝文、歷史機構特殊之保護地位，於事前登載受保護之藝文、歷史遺產之資訊，並於戰時藉由於重要文資機構標示「藍盾」標誌，以防免戰損波及此類文明遺產。（註6）對於違反該公約者，亦設有刑事訴追及制裁之機制。（註7）
可惜的是，《1954年海牙公約》立意雖良善，然於第11條卻設有於發生「不可避免之軍事必要性之非常情況」時，得豁免對於文化財產之保護。（註8）此一但書無非為《1954年海牙公約》大開例外，造成整部公約陷入不確定之境地。再者，部分軍事大國或非國家軍事組織長期以來對於該公約刻意忽視或不願遵守，導致仍屢可聽聞藝文機構、歷史遺產於戰火中遭摧毀之不幸消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期均會提出《1954年海牙公約》之執行報告書。最新一期（2017－2020年）之報告書指出，於報告期間內，締約國所提報之定期國家報告數量顯著提升，亦即有更多國家開始執行「基本預防性措施」。此類預防措施包括建立文化資產清單、進行數位化保存、向大眾進行教育宣導、對軍事人員施以國際人道法基礎訓練，及透過國內立法建構戰時文化防災法律之架構等。（註9）
但該報告亦指出，當前各締約國普遍仍面對多重困難。其一，多數國家於和平時期欠缺風險意識，普遍未預期武裝衝突之發生，拒絕於戰前即採取預防性措施。此種怠於事前規劃之現象，導致原應涵蓋自然災害與戰爭雙重風險之基礎預防措施（如建檔、標示、應變演練等）難以落實。再者，締約國多反映不易將公約內國法化，例如於國會推動法案受阻、地方與中央權限配置不一，以及既有刑法體系未能對應文化財產破壞之罪責程度等。
此外，報告亦指出諸多締約國內之私部門合作意願亦明顯不足。多數私人文化財產所有人對標示其資產、提交清冊或通報毀損，皆持保留甚至抗拒態度，主因在於擔憂一經揭露即可能引致所有權爭議，或未來須承擔高額修復與維護成本。同時，軍方則常將文化財產保護視為妨礙作戰靈活性之額外負擔，對相關規範之適用始終抱持疑慮或刻意限縮解釋。而資源不足（如財政預算、專業人力不足）、大眾對文化財產保護原則之認知匱乏，亦對締約國推動各項制度性倡議構成長期制肘。
尤值得關注者，係近年非國家武裝團體日益成為各國之威脅。此類武裝團體之行為完全不受公約或任何規範機制約束，導致此類武裝團體屢於戰爭期間利用文化設施作為盾牌，或直接將文化標的作為摧毀對象，嚴重考驗現行制度在戰爭型態轉變下之適應能力與有效性。（註10） 44
由上可知，《1954年海牙公約》雖提供國際社會方向與指引，但其實踐上仍視賴於各締約國自身努力之程度。本文以下將以積極落實《1954年海牙公約》，並建置諸多預防措施之德國作為觀察對象，並比照、反思臺灣於制度與實踐上之不足。
德國制度與實踐之比較觀點
德國為《1954年海牙公約》早期之締約國之一，嗣後亦加入後續之第二議定書，並於1967年即將該公約內國法化。（註11）法制上，主要藉由《1954年海牙公約施行法》（Gesetz zu der Konvention vom 14. Mai 1954 zum Schutz von Kulturgut bei bewaffneten Konflikten）及《聯邦民防與災難援助法》（Gesetz über den Zivilschutz und die Katastrophenhilfe des Bundes）第25條，直接將《1954年海牙公約》所規範之權利、義務納入德國之民防與災難援助體系內。
為履行其公約下之「基本預防性措施」義務，德國自簽署公約以來即於聯邦民防與災難援助署（Bundesamt für Bevölkerungsschutz und Katastrophenhilfe，以下簡稱BKK）之主導下，持續清點重要文化資產清單並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報告，且依據公約第二章之規定，將重要文化財產登錄至教科文組織之特別受保護名錄中。最知名之登錄保護地點，便是位於黑森林小鎮奧貝里德（Oberried）外群山中之巴巴拉地道檔案庫（Barbarastollen）。
自1974年起，德國即開始以特製之不鏽鋼容器，將與德國歷史、文化、法制相關資料、文件製作為堅韌之微縮膠片並存放於該地道中，至今已多達10億張，預期可保存長達500年。（註12）該地道入口清楚標示三枚《1954年海牙公約》之藍盾徽章，意即倘於戰爭期間對該地道進行攻擊，將違反公約而招致嚴重之國際刑事責任。此外，為回應《1954年海牙公約》，德國軍方亦積極對德國國防軍進行培訓、向軍方持續更新重要文化財產之所在地，使軍士了解戰爭期間於國際法下應踐行之文化財產保護義務，並對文化財產施加保護。（註13）
於2021年，德國於BKK之主導下，以全德為範圍成立文化資產緊急應變工作小組（Arbeitsgruppe Notfallvorsorge Kulturgut），將文資典藏機構、災害應變機關（如消防、技術救援單位）、文化主管機關等，均納入其中，目的在於協助全德各地之文資典藏機構導入制度化之風險與危機管理系統。其中更特別針對人力與資源匱乏之中、小型機構，藉由該工作小組所提供之平台，使中、小型機構能以共享專業知識、資金、人力及諮詢窗口，使其也能以建立風險與危機管理系統。（註14）該工作小組並未直接提供一全面適用於各類文資典藏機構之風險與危機管理系統，而是在於提供資訊共享及互助之平台，並鼓勵各文資典藏機構採用並參考已有之風險與危機管理系統。
舉例而言，德國最具影響力之文資風險與危機管理系統，乃BKK所資助之《SiLK文化資產安全指南》（SicherheitsLeitfaden Kulturgut，SiLK）。（註15）此指南將各類文資典藏機構所可能遭遇之災變，如戰爭、內亂、恐怖攻擊、火災、水患、竊盜、氣候、地震、汙染、蟲害等，盡數納入其中，並提供文資典藏機構可如何應對此類情況之指引（註16），以及可供參考之災變資源知識庫（註17），使各地之文資典藏機構可透過此等資源，建立自身之風險管理機制。
而全國性或地方性之文資典藏機構聯盟，如德國文化資產保護緊急聯盟（Notfallverbünde Kulturgutschutz in Deutschland）、柏林博物館聯盟（Berliner Museumsverband）等，亦提供大量關於博物館應如何預防並應對天災戰事等緊急狀況之資源（註18）、遭遇緊急事變時之聯絡網絡等，使其聯盟內之成員有充足之資源與網絡，能以提前預防乃至於事發當下做出應變。
而書面文化資產保存協調站（Koordinierungsstelle für die Erhaltung des schriftlichen Kulturguts，KEK），亦串聯全德各地可用之文化資產緊急應變設施（註19），例如可用於緊急處理並初步修復受災藏品之貨櫃車、搶救藏品之運輸車、用以冷凍遇水之文資財產避免進一步毀損之冷凍箱等，使文資典藏機構於遭遇災變時，能以採取適當之緊急處置。此外，由德國各地之新聞，不時可見各處之文資典藏機構進行因應災變之演習（註20），使典藏機構之專業人員乃至鄰近之民眾，均能藉由實際演練，熟悉該等應變流程。
由以上可知，德國主要透過國際、聯邦及地方三層級之結構，將《1954年海牙公約》所揭示之精神與原則引入德國各地，於承平時期先行規劃預防措施、籌備緊急設施、實施各類演習等，以備戰時未定之天。
臺灣之現狀與可能取徑
臺灣並非《1954年海牙公約》締約國，亦未循該公約之精神為任何內國立法，因此藝文、歷史遺產登錄機制、「藍盾」相關之特殊保護，於臺灣恐均無適用之空間。 而《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7條雖有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重大災害應變處理辦法，但觀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處理辦法，扣除前後之程序條文後，僅寥寥五條，且內容空泛，完全無從得悉實際上應如何操作。
另行政院多年前雖曾頒布古蹟及歷史建築消防救災處理原則，但亦是提出一消防單位救災之簡略基本方針，實際是否有運作之可能，不得而知。此外，前述規範所指涉之對象皆為天災地變等災害而非戰事。故實際上，於當前臺灣之制度下，並無專為戰爭而設之文資保存相關規範。
現行臺灣法下既無戰時文資保存之相關規範，此時即應觀察各文資典藏機構是否設有應對戰事之相關規範、措施能以彌補此缺漏。以臺灣首屈一指之典藏機構故宮博物院為例，該院設有《國立故宮博物院災害緊急應變作業要點》及《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安全維護作業手冊》，內容包含風災、水災、爆裂物、恐怖攻擊乃至空襲等各類災害之作業流程及應變措施設有詳細之規範，應屬臺灣同類型之災害緊急應變作業相關規範中最為完善者。
可惜的是，除故宮博物院以外，其餘臺灣之重要典藏機構，不是僅有極為簡略、例稿式之緊急應變作業要點，便是完全缺乏相關之規範或應變措施。 綜合前述，可見臺灣當前關於戰爭期間文化資產防護機制，呈現無國際公約適用、中央相關規範付之闕如，而各文資典藏機構又未積極擘劃、預防之三不管狀態。此種真空現況，對於過往曾遭海外媒體稱為「全球最危險之地」、經常處於緊張情勢下之臺灣，恐絕非善事。
對於以上現狀，於短期內，中央、地方文化主管機關實應全面檢視其轄下之文資典藏機構是否具有應對戰事之規範、措施及能力。倘缺乏相關措施，不妨使該等典藏機構參考既有之應變策略，如國內之《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安全維護作業手冊》、海外之《SiLK文化資產安全指南》或任何其他國家所設置之前例，以建置與各文資典藏機構相符之戰時預防、應變措施。
如係缺乏能力，亦可參考前述德國取徑，以文資典藏機構間構成聯盟、共享資源之方式，共同進行演練、共享聯絡網及應急設備等。而文化主管機關乃至各地之文資典藏機構，亦可參考海外做法，考量採購戰爭或災變時能緊急處理或搶救典藏品之設備、車輛等，防免萬一。
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始終是降低損失之上策。期許臺灣趁早正視戰爭期間文化資產防護之重要性，及時採取事前預防、事後減輕損害之應變策略，確保文明根砥代代不息。
註釋
註1 Convention (IV) Respect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 (Hague, 18 October 1907) art 27; Convention concerning Bombardment by Naval Forces in Time of War (Hague IX, 1907) art 5.
註2 Convention (IV) Respect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 (Hague, 18 October 1907), art 56.
註3 Treaty on the Protection of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and Historic Monuments (Washington, 15 April 1935) art 1.
註4 黃心蓉，〈武裝衝突下的文化資產保護〉，《典藏 ARTouch.com》，2022年3月22日。
註5 UNESCO.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med Conflicts: About. Online. UNESCO.
註6 同註4。
註7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with Regulations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Convention (The Hague, 14 May 1954), art. 28.
註8 同註7。
註9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Analytical Report on Good Practic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54 Hagu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and/or Its Two (1954 and 1999) Protocols. Paris: UNESCO, 2022. C54/22/17.COM/8.INF.I.
註10 同註9。
註11 Gesetz zu der Konvention vom 14. Mai 1954 zum Schutz von Kulturgut bei bewaffneten Konflikten.
註13 UNESCO,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54 Hagu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and Its Two 1954 and 1999 Protocols: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from 1995 to 2004 (UNESCO 2005) CLT.2005/WS/6, 10–11.
註16 SiLK-tool, SicherheitsLeitfaden Kulturgut – SiLK-tool (Website)
註17 SiLK-tool, ‘Wissenspool – Allgemeines Sicherheitsmanagement’ (Website)
註18 Notfallpläne (Portal der Notfallverbünde)
註19 Koordinierungsstelle für die Erhaltung des schriftlichen Kulturguts (KEK), ‘Notfallverbundkarte’
註20 Landesarchiv Berlin, “Notfallübung im Landesarchiv Berlin – Übungen für den Katastrophenfall,” Landesarchiv Berlin, 16 May 2023；“Nasse Bücher, schnelle Hilfe – Museen proben den Ernstfall,” Süddeutsche Zeitung, 31 March 2025；“Museen üben Katastrophenfall – Notfallverbünde proben in Leipzig,” MDR Fernsehen, 31 Marc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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