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法國巴黎
法國於8月3號參戰，羅浮宮隨即進入備戰狀態，但德軍來勢實在太過凶猛，眼看沙包、支架勢必無法抵抗空襲，8月底時官方不得不改變計畫，南遷《蒙娜麗莎》、《米羅的維納斯》和部份文物到土魯斯市（Toulouse）。因為準備不及，館內連裝載的箱子都不夠，只能以倉皇出逃形容。1939年法國再度捲入世界動盪，事先收到通知的羅浮宮記取前次教訓，以整修為名閉館三天，連夜打包藏品，並在木箱外分以黃色、綠色、紅色圓圈標註內容物的重要性等級，趕在法國宣戰前出走至羅亞爾河畔的城堡。此後為了擺脫緊追不捨的納粹，羅浮宮又數次更換棲身之處。
同盟國中的中華民國故宮博物院、英國大英博物館、蘇聯的冬宮博物館，甚至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大都會美術館等，也都因二次世界大戰被迫在國內尋找藏品的暫居地。英國國家畫廊曾經一度動念將畫作送往加拿大，但在擔心軍心因此渙散及德國潛艇突襲的首相邱吉爾下令：「藏在山洞或地窖都可以，任何一張畫都不准離開英國」後，轉而選擇於威爾斯的煤礦安頓典藏，不過加拿大對當時顛沛流離的波蘭國寶顯然是最合宜的去處。瓦維爾皇家城堡（Wawel Castle）的兩位館員在押運波蘭歷代國王的加冕劍、古騰堡聖經、蕭邦簽名樂譜等國寶一路輾轉從羅馬尼亞、馬爾他到法國後，冒險跨海從英國上船抵達北美。只是日後在國寶究竟應該返還波蘭的共產極權或在外的流亡政府爭辯中，各方又衍生出一齣令人嘆為觀止的心機大戲。
1954年，荷蘭海牙
二戰對古蹟、文物的衝擊，正面催生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締訂《關於武裝衝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的1954年公約》（1954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簡稱海牙公約）。公約首先定義文化財為無論公有或私有，對每一民族文化遺產具有極大重要性的動產及不動產，如宗教性或世俗性的紀念碑、考古遺址、建築群、藝術品、手稿、歷史物件、科學及書籍收藏等；主要目的為保存或陳列上述財產的博物館、大型圖書館、文獻庫，以及在危急時提供上述財產避難所之處等，也屬公約中所指的文化財（第1條）。締約國在承平時期應保護本國文化財，並且為可預見的衝突預作籌備（第3條）。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締約國（High Contracting Parties）發生戰爭或締約國領土內有武裝衝突時，締約國應採取一切可能步驟保護並尊重本國及他國的文化財（第18、19、4條），包括協助被佔領國家當局保護其文化財（第5條）。
此外，戰時保管文化財動產的避難所及極其重要的文化財不動產，若能滿足與大型工業中心或易受攻擊的軍事目標如機場、廣播電台、重要港口、火車站等具有相當距離，且未有任何軍事借用情況的雙重前提，還應給予特殊保護（special protection）。不過因為各國能賦予特殊保護待遇標的的數量有限，締約國需先造冊並登錄於國際名冊（International Register of Cultural Property under Special Protection）（第8條），任何締約國皆禁止對已登錄的特殊保護標的有敵對行為。為了便於辨識，締約國可依公約第16條的藍盾標章標記文化財，受特殊保護標的或載運特殊保護標的的運輸設備則允許以三枚藍盾標章標記，以求凸顯。
海牙公約的成功締結固然值得銘記，但海牙公約畢竟是初步建立的文物保護國際法體系，各國在協商時不免得做出妥協，尤其是據傳在美國代表堅持下增加的第11條，「若遇不可避免的軍事需要（unavoidable military necessity），締約國可放棄保護或尊重文化財」，近乎自廢武功，爭議最大。然而順利如願的美國也只肯簽署，遲遲未將公約送予參議院批准（ratification），有說是因為國防部估算實施成本過高，且未來動用核武可能受限所致。
1991/1992年，前南斯拉夫 杜夫羅夫尼克／塞拉耶佛
蘇聯板塊開始鬆動後，原來稱為南斯拉夫的國家隨之瓦解，陸續分離出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蒙特內哥羅（或譯黑山共和國）、馬其頓等國，多邊纏鬥數年，傷亡慘重。1991年，南斯拉夫人民軍（Yugoslav People’s Army）對公投後宣布獨立的克羅埃西亞發動攻擊。南斯拉夫本是最早批准海牙公約的國家之一，當此戰雲密布之際，克羅埃西亞文化與教育部很快指示所有博物館取下展品妥善安置，最珍貴的文物則集中分批送往安全之處，同時在近800處古蹟等不可移動的文化財及運送文化財的人員、運輸設備上標示藍盾標章。不過南方濱海的杜夫羅夫尼克（Dubrovnik），因地理位置接近蒙特內哥羅，絕大多數居民卻自認是克羅埃西亞人，擁有亂世中最致命的組合，始終令人難以放心。
靠海上貿易致富的杜夫羅夫尼克古城是登錄在案的世界遺產，所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除了派員到場記錄展現深度關切外，總幹事及高層官員也反覆懇請陣前撤軍。儘管如此，藍盾旗幟飄揚清晰可見的古城還是在12月6號聖尼古拉日（St. Nicholas Day）遇襲。聖尼古拉是船員的守護者，船員在風暴中常呼其名求救，孰知人禍還比天災可懼。南斯拉夫人民軍在五小時內砲擊古城600次，此後狂轟猛炸又再持續一星期，城內半數以上建物受損，滿目瘡痍，震驚全世界。雙方最終經聯合國協調停火，歐洲經濟共同體承認克羅埃西亞為獨立國家。
但前南斯拉夫境內的相互征伐沒有就此停息，接下來退出「祖國」的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也飽受戰爭荼毒。首都塞拉耶佛（Sarajevo）歷史悠久的東方研究中心（Oriental Institute）在幾個月後中彈，大量鄂圖曼帝國時期的善本手稿毀損散失，幾無倖存。被數十枚迫擊砲擊中的國立圖書館同樣付之一炬，大火燃燒數天，百萬藏書全遭烈焰吞噬。
可惜的是，稚嫩的海牙公約在戰後審判和檢討中並沒有發生預期的效用。聯合國秘書長及安全理事會以海牙公約仍不是國際習慣法為由，決定不推薦以海牙公約起訴戰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議中，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又以維持地區安定大局為重，不願追究前事，要求撤銷議程中有關諮詢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藍盾標章「護身」能力、藍盾標章是否反而提供敵方「文化暗殺名單」的議案，文資人士只能另尋他途努力。如以克羅埃西亞為例，爭取擴大修訂文化財的定義、強調軍隊與文化財保護人士共同行動的必要等。1996年在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國際檔案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及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支援下成立的國際藍盾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Blue Shield），此時也慢慢獲得注目。藍盾取海牙公約中的標章為名，矢志超越國界，擔任文資界如紅十字協會般的救援組織。
2003年，伊拉克巴格達
雖然美國和英國都還沒有批准海牙公約，在聯合出兵伊拉克前夕，兩國國防部仍委請文資專家表列進攻時應避開的建築、文化遺產。不過由於內部溝通不足，人手缺乏，強攻階段結束後，當地過渡政府和兩國軍隊均未能及時察覺博物館典藏及考古文物盜賣盜挖的嚴重性。事實上，文化財保護（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所涉不僅是一國認同，更是切斷恐怖份子或叛軍金流以及確保戰後重建發展觀光業的必要措施。歷經伊拉克及阿富汗的「爛尾」經驗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其會員國痛定思痛，勉力將文化財保護內化為綜合戰略一部分，並且考慮依據「平日訓練」、「等待出兵」、「作戰期間」、「戰後復甦」四期，擬定策略。如藍盾英國分會就曾和英國軍隊合開培訓課程，鼓勵博物館員加入英國預備軍的相關小組服務，深化軍民合作。
因著歐美國家的日趨積極，文化財的確逐漸成為21世紀戰役中的特殊考量，支持格達費政權的利比亞軍隊還曾狡詐地把機動雷達車緊靠羅馬遺址停放，以求掩護。2016年，惡意毀壞世界遺產廷布克圖（Timbuktu）聖陵的馬蒂（Ahmad al-Mahdi），成為首位因破壞文化財遭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起訴的戰犯，法官裁定馬蒂有罪，需服刑九年及繳交賠償金270萬歐元，國際刑事法庭還特別慎重地轉交其中的一歐元予馬利（Mali）政府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昭示彌補馬利人民及國際社群因為世遺瀕危所蒙受的損失。
英國新堡大學教授彼得．史東（Peter Stone）認為，文化財保護的第一步是編制完整、正確、最好附帶座標的清單，不過理想與現實間總是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英國在2017年終於獲得國會批准海牙公約，須在國內實質層面有所作為後，文化部列出的清單洋洋灑灑，涵括所有國家一級歷史建築，英國國內的世界遺產，文化部所監督的國立博物館美術館及其典藏，國家檔案館，五間著作權圖書館等，範圍之廣，實已超越危急時國防部能夠派遣增援保全的人力。如何制定搶救先後順序、嚴防清單內容遭不肖人士誤用，實是各國的當務之急。
就海牙公約的「進度」而言，目前擁核彈的9個國家中，俄羅斯（1957年，時為蘇聯）、法國（1957年）、以色列（1957年）、印度（1958年）、美國（2009年）、英國（2017年）等原初簽署者都已批准。巴基斯坦（1959年）和中國（2000年，因1954年簽署者為中華民國）後來也都加入（accession），只餘北韓毫無動作。但依公約第33條，以上無論是批准或加入的國家如遇第18及第19條所稱的武裝衝突，均已有保護並尊重本國及他國文化財的義務。
2022年，烏克蘭基輔
時間是烏俄戰爭中烏克蘭博物館的隱性敵人。一般來說，博物館的應變計畫必須就水災、火災、地震、戰爭或其它突發狀況，考量員工、觀眾、典藏及建物，詳細擬定工作分配、應變步驟、撤退計畫及典藏保護，從次序調度、疏散路線、集合地點到災後復原，都要把握指揮、控制、協調（command, control, coordination）明確的原則，誰可以做主、可以派遣誰、可以聯絡誰等，均須藉由平常演練熟悉。無奈此次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實屬高度出其不意，各館兵荒馬亂，爭分奪秒撤離，只有少數非戰略重地來得及稍作思考，如位於西部的利沃夫市（Lviv）。
利沃夫古城是世界遺產，利沃夫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Lviv）也是烏克蘭最大的美術館。藍盾標章能夠發揮多少作用，端看俄羅斯願不願意遵守武德，但由於利沃夫市不是俄軍首波入侵目標，當地博物館、文資處、志工隊因此得以拍照存證關鍵的文化財動產不動產，再移動文物至地下倉庫，或以鷹架、防火材料包裹暴露在外的雕塑，重中之重的教堂鑲嵌彩繪玻璃，則盡量以金屬薄板覆蓋。不過從避難所一事判斷，烏克蘭極有可能從未在風險評估上推演過如此大的戰事規模或如此短的應對時間，很多物件存放地點原始溫濕環境都不友善，如遭斷電後果著實堪憂。
至於也是世界遺產的基輔聖索菲亞主教座堂，現在為對外開放的博物館，但還是東正教的信仰象徵，也是見證基輔羅斯（Kievan Rus）11世紀全盛時期國力的璀璨明珠。烏克蘭東正教脫離俄羅斯東正教教會自立的規劃近年已臻成熟，教會財產自俄羅斯轉回烏克蘭的時刻或許指日可待，且烏、俄平日就常以誰是基輔羅斯的正統繼承者大做文章，所以開戰後俄羅斯有意直取聖索菲亞主教座堂的傳聞一直不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亦頻頻發文表示竭盡所能襄助守護。
《雙城記》裡「是智慧，也是愚蠢；是信任，也是懷疑；是光明，也是黑暗」的年代其實從來不曾遠去，在經濟與政治利益、坦克和軍機飛彈的夾縫中，緊握善良初衷尋找突破點的反強權者，正是這片闇黑中一盞堅定的夜燈。
黃心蓉（Patricia H. Huang）( 5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