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學者的田園詩：弗蘭克．沃爾特宇宙的獨特與普世

位於中美洲西印度群島的島國安提瓜和巴布達（Antigua & Barbuda），直至2017年才首度在威尼斯雙年展上有了自己的國家館，當時的個展藝術家是弗蘭克．沃爾特（Frank Walter）。安提瓜漫長的近代殖民史深受英國與西部非洲傳統的多重影響，歷史文化上的混雜、交融、神話與現實，以及現代化轉型之中的陣痛，都以既內化、又外顯的方式存在於沃爾特的創作中。藝術史學者、也是那次國家館沃爾特個展的策展人芭芭拉．帕卡（Barbara Paca），稱這位藝術家為「最後的全能者」（the last universal man），並將此作為該展引人入勝的展題。「Universal」同樣也蘊含有「普遍性」的意涵，將沃爾特的藝術成就從加勒比地方性中釋放出來，置於更為廣闊的地平線上，直接與之交匯的，是一些直指生命與精神本質的真理與美。

確實，沃爾特其人其作難以被簡單歸類：他的創作，是以整個人生及其輻射所及的知識體系與世界觀的深、廣度為依託，而在其留下的作品間，隨處可見他在寶麗來膠片盒、蚊香盒、紙袋、老照片等各式碎紙殘簡，甚至還有乾燥的鳳凰木豆莢這樣特殊而唾手可得的自然媒材上創作繪畫、圖表，也創作雕塑、雕刻和大量詩歌、劇本、樂譜，曾書寫與哲學、歷史、藝術、地質學、生物學等多領域有關的各種文字，厚厚的打字機文稿超過五萬頁。他所形塑出的不僅僅是一種創作性脈絡，更有達文西式的博學者精神——他也的確曾自詡為「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但沃爾特除此之外，也更代表了在歐洲中心主義影響下為主流歷史所遺忘的文化邊陲，他不但透過創造性的生活來繪製世界性的知識，更以開創而詩意、幻想而天真的姿態，闢出獨特的一片宇宙。

歸去來兮

沃爾特1926年生、2009年去世，其複雜身世與一生境遇彼此交織。他有一位德國人父親、一位瑞士與安提瓜混血母親，他們又各自有奴隸與奴隸主身分的祖先。沃爾特自少年時期便以其聰慧才智與所學知識而成為在地寵兒，贏得家族與社區的尊重。農業與糖業是當地的經濟支柱產業，也是青年時期的沃爾特所投身學習的領域，他隨家鄉的現代化轉型而成長，22歲時便成為安提瓜糖業聯合會的首位有色人種經理，潛心推動當地農業的現代化與技術進步，也努力改善勞工階層的勞動條件。

而在硬幣的另一面，沃爾特對自身複雜身分認同的追索之路未停歇，也更為深層地驅動其生命內部的潛流。芭芭拉．帕卡作為美國駐安提瓜和巴布達文化大使、沃爾特遺產代表，曾在沃爾特晚年與之有過密切交流，如今已是這位獨特藝術家作品之公認的權威研究者。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她描述沃爾特為「他這一代唯一一位從長輩那裡學習有關非裔和歐洲裔人之共同傳統的家庭成員」（註1），在當時的加勒比地區，這樣的知識依舊是一種禁忌，沃爾特也因此同時成為秘密的保守者和內化者。在許多資料中顯示，他的內在其實視自己為歐洲人，究其一生，他也並未自認為邊緣者。在他創作的自畫像中，自己的皮膚時黑時白，無論那反映的是自我與他人眼中的自己之差異，還是界線難分的矛盾並存，那白與黑都充滿超現實的意味，呼應著他不落窠臼的內在世界，這仿佛讓他也成為整個安提瓜島、甚至西印度群島的一種縮影，在海與島之間、複雜的歷史文化交織之間，發展出對於自身起源的深刻表述。

1953年，27歲的沃爾特終於回應遠方國度的召喚，與自己的遠親、也是摯愛艾琳．蓋爾韋（Eileen Galway）一起搭船前往英國。艾琳最終在格雷律師學院（Gray’s Inn）學習，畢業後成為首位來自安提瓜的黑人女律師。而沃爾特在英國的經歷，留給他的卻是充滿歧視與屈辱的漫長折磨，未能找到與其才能相符的工作，僅能以相對卑微得多的雜務為生，輾轉英格蘭、蘇格蘭與德國，甚至一度被收容。儘管如此，歐洲的博物館、圖書館也給了他額外的養分，早年在家鄉上文法學校時累積的西方藝術史知識在此有了深刻地連結。歐洲的自然風景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記，同時，那一時期的沃爾特始終未停止的，是一種創造性生命的層層累積，後設地來看，那甚至深刻地影響了其創作的本質—在生命的境遇與時代交匯之處，於處處微細間，觸發美之精神性。

1961年他返回加勒比地區，先在多米尼克落腳七年，回到家鄉後一度從政，不成功的經驗之餘，也以攝影師、經營紀念品雜貨店而生活。最終，他在安提瓜島山間設計建造了一處沒有水電的簡陋工作室，他在那裡完全投入寫作、創造、實踐藝術，那也成為他餘生獨居之所，更是其在遺世獨立之下激發出累積一生的深沉創造力的地方。

作為創作生命的浩瀚療癒宇宙

沃爾特的創作源於其生命與世界觀，卻也反過來形塑著後者。他的內、外在世界之間具有某種矛盾共生、一體兩面的關係，具象的、抽象的、以及同時具備二者特質的繪畫成為最典型的創作出口。風景、肖像乃至幾何抽象，他以近乎天真而直接的色彩與筆觸，有選擇、卻無差別地畫出他所見所思的世界，肖像與風景也在色彩與組合間獲得異乎尋常的流動性。除了經常使用小包裝紙盒這樣的日常簡易媒材，沃爾特在小尺幅範圍內作畫的習慣，也帶來對種種細節的照顧和形式上的實驗，他對攝影的熟稔也讓其繪畫提供了溢出單一媒材的視覺經驗，而正是這種透過美學與精神表現而產生的「溢出」特性，成為其藝術之複雜性的具體表現之一，又與他內在世界與生命經驗的複雜度相關聯。帕卡認為沃爾特的「藝術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在處理色彩和種族課題時，展現了對其起源的深刻意識，而這是他能夠表達自己的唯一方式」。她也將沃爾特與蘇格蘭藝術家彼得．多伊格（Peter Doig）相比較，他們都透過「不尋常的色彩組合和意想不到的角度描繪自然」，以生動的畫面敘事創造出與日常喧囂截然不同的世界。（註2）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沃爾特筆下的風景並非僅屬於安提瓜或是他所經驗的歐洲，這位自然主義者在風景畫中放入了對自然的普遍尊重。對於觀者而言，需要摒棄獵奇式或先入為主式的刻板觀念，才有可能找到進入沃爾特描繪的那個世界的某個入口。如帕卡所言：「沃爾特在一切事物中都看到了美，但最重要的是在自然中，因為他理解複雜的環境系統，包括海洋與陸地的運作方式。」這來到博物學與美學的某種交會處，從這一角度也可以去理解沃爾特作品中頗具神祕性的抽象幾何、那些對於某一風景角落和片斷的凝視，原來都是其綿延精神的一部分，都與他對於世界普遍意義的描繪、與他內在浩瀚宇宙的自由表達有關。帕卡認為沃爾特與瑞典藝術家Hilma Af Klint類似，都以藝術為「探索自己對深刻精神和哲學思想之興趣的手段」。（註3）

這樣的自由從何而來？帕卡說，「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沃爾特就以能夠趴著寫詩、單腳立於河中表演獨角戲、哼唱自己正在創作的曲調而聞名。只有在參與多種活動時，他才能保持平衡。」而帕卡也回憶，沃爾特生前曾這樣回應有關他是否具有分裂人格的問題：「別荒謬了。我才沒有兩種人格—我有三種！」

從多角度、多領域來經驗生命，本身便是自由的表現。他以創造性的方式結合了藝術與其他諸學科，並在所有學科課題的探索中，都以追求真理和美為最終抵達之境。對於沃爾特而言，儘管他大部分人生階段都包含各式各樣的人際互動與社會活動，但卻是在他晚年近乎隱士般的生活中，迸發出創造力的最強音。在帕卡看來，「他需要獨處來實現他的目標，這些目標都是深刻的，遠遠超越了他所處的這個世界中的任何人。」同樣令人深受啟發的，是他歷經的挫折與磨難並未轉化為任何苦澀與仇恨，反而開出的是真與美的花。帕卡說：「儘管我在他的一些藝術作品中發現了真實，其中很多是痛苦的，但最終我更加意識到它的美是一種治療工具。」

「田園牧歌」及沃爾特宇宙的普世性

作為藝術家的沃爾特，生前在家鄉以外默默無聞，也多虧其家人在其身後保存作品。雖然在2017年之前，他的作品已數度在歐美不同場域展出，但那一年威尼斯雙年展的安提瓜和巴布達國家館、以及2020年法蘭克福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 Frankfurt, MMK）的回顧展，毫無疑問是其創作生命真正公開於世的時刻。有趣的是，回顧沃爾特的生命歷程，他對於展示藝術本身其實曾有過相當積極的思考與設計，1973至1974年左右，他一度尋求在伯明翰的英國國家煤炭局、德國的一家青年旅館、義大利的國際海運船上舉辦展覽的可能，甚至也一度想要在英國開設畫廊。雖未如願，但可一窺藝術家對於展示方面也同樣自由的創造性思考。

卓納畫廊近兩三年來也陸續在倫敦和紐約舉辦沃爾特個展，其香港空間也在今年九月推出其首次亞洲個展「田園牧歌」（Pastorale），這次展覽聚焦沃爾特的小幅繪畫與紙本作品，試圖探究其「作品背後的微小靈感」，在策展人芭芭拉．帕卡看來，那些微細的靈感是他「與其他生命力量交流的方式」。這些作品尺幅雖小，卻涵蓋沃爾特繪畫色彩運用上迷人而細膩的光譜，更凸顯他捕捉風景片斷時的坦率和真誠，種種幾乎難以令人察覺之物呼喚著人們的凝視。源自歐洲文化的「田園牧歌」呼應沃爾特的自然主義與浪漫情懷，策展人藉之彰顯沃爾特在自然世界和個人之間所建立的直接連接，也提供了一個觀看其創作張力的一個平和角度。

身為創造者的沃爾特，即便已過世十餘年，其有形與無形的創作仍具豐富啟發性。帕卡在其創作、其無盡心靈和宇宙中看到了與當下社會和時代的相關性，她認為他深邃的思想歷程，包含其藝術、書寫、聲音等，甚至為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種種困擾帶來希望。卓納畫廊香港空間資深總監許宇也指認出沃爾特作品中，某種與宋元文人畫異曲同工的「托物言志」精神，以及在審美層面上跨越東西方的普世性。顯然，沃爾特以一生的生命和創作打造出一個浩瀚宇宙，而更為可貴的是，這個宇宙自成一格，又深刻地與他所成長的島、他曾嚮往卻折戟的夢想，與他人生的折返和對於美與真的最終精神性，甚至與被主流歷史敘事所壓抑的邊緣地帶之多元性及其創傷互為表裡。這個宇宙即便到了歐美、亞洲，都在生成新意義的同時，也保有其原初本質，讓人看到知識、審美、孤獨、苦難與智慧，可以如何互相交織、互相轉化，而藝術正為這複雜交織與轉化提供了強大的創造性語彙。

註1 本文中所引述芭芭拉·帕卡的觀點，除特別註明外，皆出自因寫作本文而與帕卡進行的訪談。
註2 Frank Walter: The Last Universal Man, Radius Book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57th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at the Venice, 2017, p.235.
註3 Barbara Paca, How I Became European: Frank Walter in Retrospect, Koenig Book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MMK exhibition Frank Walter: A Retrospective in Dialogue, 2020, p.393.